监本双璧

Beijing (Chinese) - - CONTENTS - 文/余闯 摄影/杰·布鲁索(美国) 标题书法/夏薇

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以南京国子监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为底本,重新翻刻了该书,这是明代的两部巨著,堪称“监本”中的双璧

国子监是中国隋朝以后的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从五代以来,各朝的国子监都刻印了不少书籍,尤其以正统的经书和史书为主,而这些国子监刻本被人们称为“监本”,是中国古代刻书体系中重要的官刻本。明代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实行两京制,南京和北京各有一套行政机构,只不

过南京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就成为了陪都。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以南京国子监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为底本,重新翻刻了该书,从而使这两部巨著流传更为广泛。

最高学府 历代辟胜地

西汉初年,朝廷崇奉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极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休养生息,一时百姓安定,社会稳定。汉武帝即位后,起用齐地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从此儒家地位开始上升。公孙弘是齐鲁儒生的代表,他建议各地举荐热心学问和尊敬师长的人才,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仪为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于是汉武帝大胆起用儒者,并贬斥汉初以来的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实现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转变,从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其中,就包括儒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年轻时苦读《公羊传》,曾三年不窥园,写下了《天人三策》,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最终使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他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并向武帝建议“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于是,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创办太学,从此国家培养人才的官立大学正式出现,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这也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西晋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朝廷在太学之外又设立了国子学,这也是首次设立国子学。《晋书》记载:“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 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当时,国子学只限五品官员以上的贵族子弟才能入学。然而,国子学在西晋并不景气,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时兴时废。“八王之乱”后,以王导、谢安为首的大族,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仓促南渡至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建立起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并在鸡笼山下建立建康太学。之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建康建立太学。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召雷次宗至京师,令国子学在鸡笼山开馆,一时间聚集了百人。不久,祖冲之回到了建康,担任谒者仆射(yè,谒者台主官)的官职,在太学里任职,他不仅花费了较大的精力来研究机械制造,还准确地计算出了圆周率,开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而在北朝的北 齐,朝廷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朝建立后,为了抑制江南地方势力的发展,在平陈之后摧毁了六朝宫苑,建康太学也随之中断。

隋开皇初年,朝廷决定让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国子寺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为国子学。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监内设祭酒一人,专门管理教育事业,属下有主簿和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各官学的博士、助教和生员皆有定额。当时,国子学与太学并立,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到了唐代,继续沿袭隋朝的制度。唐武德元年(618年),设国子学,学生人数为300人,皆为贵族子弟,教师有24人。唐贞观元年(627年),将国子

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并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生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旧唐书》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而所谓六学,就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到了宋代,朝廷分设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和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国子监,并增设武学。宋代国子监亦屡易其名,有时称国子监,有时称国子学,宋朝的国子监可作为官学最高管理机构,也是学生就学的最高学府。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胡瑗曾以直讲名义兼判东京国子监。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称国子生或监生。宋初无定额,后来规定以200人为限,但实际数量很少,所以可插班补缺或旁听。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参政“庆历新政”,应天府书院升为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国子监学,与东京和西京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的最高学府。

元大德十年(1306年),北京国子监开始建立,最初称为北平郡学,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更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如今,北京国子监就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15号,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

南北两监 珍本传天下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并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建校舍于鸡笼山下,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靖难之役”爆发后,明成祖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取了皇位,即位之初就非常重视国子监。明永乐二年(1404年),身在南京的明成祖将北平郡学改称北京国子监。永乐十九年 (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实行两京制,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就有了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当时,南京国子监的学生将近万人,规模宏大,一时“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可谓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当时邻邦高丽(lí) 、日本等国“向慕文教”,纷纷派遣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然而,这种盛况为时不久,明正德以后日渐衰落。

明代的国子监不仅是最高学府,而且也是最高的教育管理机关,同时也负责书籍的刊刻和印行。明朝从中央一直到地方都非常重视书籍的刻印,而国子监、司礼监及藩府这些官方机构更是热衷于书籍的刻印,因此清代学者袁栋曾说:“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由于学生在国子监里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兼习《性理大全》以及律令、书数等,因此国子监主要刊刻正统的书籍,如儒家的经书和历 代的史书,而国子监所刻印的书就被称为“监本”。明代在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都设有典籍厅,以便管理和刻印书籍。明太祖历来十分重视书籍的访求,在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后,便令徐达将大都的珍本秘籍运至南京。元朝曾将南宋官刻书版存放于杭州的西湖书院,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又雕刻了许多书版。明太祖平定天下后,就派人将西湖书院的书版全部运送到了南京,这些西湖书院所藏的书版足有二十余万块。紧接着,明太祖又令人将南京附近和广西桂林等地的旧藏宋代书版统一集中于南京国子监,派专人管理和印行,因此,南京国子监就利用这些旧藏书版重新刊印了许多书籍。南京国子监刊行的书籍,以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教学需要的经史书籍为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明代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刻本《二十一史》,这部史书既有宋元旧版,又有重新雕刻的书版,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据以重刻,字体采用徽州刻工所创立的方

体字。这套《二十一史》的书版一直保存到清代的嘉庆年间,后因江宁藩库失火而书版被毁,而其中的七种书版还是南宋绍兴年间雕造的,存世长达七百年之久。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籍还有《十三经注疏》《通鉴纪事本末》等。明代人重视书法教学,南京国子监便刊行了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頫等书法家写的《百家姓》《千字文》等法帖。此外,还刻印了一些医书和科技类著作。

相比于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收藏的书版远没有“南监”多,刻印的书籍也少于南京国子监,而北京国子监的书籍大多以南京国子监本为底本。明代弘治年间刻印的《国子监续志》记载了北京国子监的刻书情况:“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可见,当时的北京国子监里仅有四名印刷匠,也没有提到刻字匠,极有可能是由司礼监的经厂司承担刻版任务,由北京国子监保存书版,按照需求,随时刷印成书。据统计,北京国子监的刻书仅有41种,远不及南京国子监的237种,而北京国子监所刻的最重要的两部大书便是《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这些正统的经书和史书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北京国子监功不可没。

儒家经典 正史写长歌

经学是儒家的重要学说,其代表著作便是《周易》《尚书》《诗经》等十三部经典,也被称为《十三经》。经学发展到南北朝时,由于南北政权对立,因此出现了“南学”和“北学”之分。“北学”全部是东汉时期经学大家郑玄的学说,而“南学”则加进了魏晋时期的新学说。南北朝及隋代,经学家的研究成果常被写成“义疏”,也叫“讲疏”,或只称为“疏”,疏是既解释注同时也解释经传。隋朝统一后, 经学已只通行“南学”,而“北学”逐渐被淘汰,因此唐初孔颖达等人在修《五经正义》时就是用的“南学”的注本作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立石壁《九经》”,刻成了一部《开成石经》。五代时期,后蜀的宰相毋昭裔在广政年间刻成了《广政石经》,但未包括《公羊传》和《谷梁传》。直到北宋时期,才将这两部书补刻上去。到了宋徽宗时期,又增刻了《孟子》,从此,《十三经》终于形成了。然而,在北宋时期,这些“正义”和“疏”只是单独刊刻而没有和经注编在一起合刻,这些单疏流传至今的仅有宋代国子监刻本《周易正义》等几种,如今就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到了南宋时期,两浙东路茶盐司才第一次刻成了经注和疏合编的《周易》《尚书》《周礼》等书。南宋末年,福建的建阳书坊终于刻成了《十三经注疏》,此后,《十三经注疏》这个名称才逐渐通行。

到了明代,建阳书坊所刻的《十三经注疏》的书版进入了南京国子监。明嘉靖年间,云南人李元阳据建阳书坊本重新刻印了《十三经注疏》,这部书就被称为“闽本”。李元阳是白族人,明嘉靖五年考中进士,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又是云南地区的“理学巨儒”。到了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北京国子监又据明嘉靖间李元阳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重新刊刻了一部《十三经注疏》,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才刻成,从此这部注疏广为流传。这部北京国子监本的版心上刻“万历某某年刊”字样,每卷的卷首都有题衔“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某某、司业某某等奉敕重校刊”。《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

隋代以来,官修的史书中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称为“正史”,这些史书有纪、表、制等体例,要比其他史书体 例齐全,因此各朝在修史的时候都按照这种体例编修。南宋时期,四川眉山地区刻成了《宋书》《齐书》《梁书》《陈书》等七部史书,被称为《眉山七史》。之后,又出现了《十七史》。到了明万历时期,南京国子监据宋元旧版重新刻成了二十一种史书,被称为《二十一史》。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北京国子监在刻成《十三经注疏》不久后,又以南京国子监刻本《二十一史》为底本,重新翻刻了此书,由大学士张位所刻,“费工部六万金”,终于刻成此煌煌巨著。而人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则是清朝乾隆时期所钦定的,当《明史》刻成后,再加上《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终于凑成了二十四部纪传体通史,由武英殿付梓刻印,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常说的《二十四史》。

北京国子监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是明代的两部巨著,堪称“监本”中的双璧。它印刷精良,所用的纸多为颜色略黄的竹纸,也有少部分韧性较好的白棉纸,字体则采用徽州刻工所创立的长方体字。明代中期以来,徽州人大多外出经商,被人称作“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他们往往会将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因此徽州刻工所创立的方体字就广泛流传开来。这些刻工到了南京后,南京国子监就请他们雕版刻字,因此这种方字就大行其道。而北京国子监的刻书大多是翻刻南京国子监刻本,所以北京国子监所刻的书就仍然采用这种方体字。从此,这种字体也就成为刻书的主流字体。

如今,北京国子监已成为一处历史文化名胜,虽然已不再刻印书籍,但它在四百多年前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却流传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领略到北京国子监昔日的刻书盛景。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朝,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

明代在北京国子监刊刻的书籍被称为“北监本”,而位于南京的国子监刊刻的书籍被称为“南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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