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割不断的北京乡愁

Beijing (Chinese) - - AROUND BEIJING - 文/张天宇 摄影/李晓尹 李英杰

每年正月里,北京昌平最西北的一处村庄里,总会传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浓妆重彩的“白娘子”“许仙”“薛平贵”“王宝钏”“诸葛亮”和“司马懿”们,顶着彻骨寒风,在古老的露天戏台上演绎着人生的离合悲欢。锣鼓与小镲精妙地配合,板胡与唢呐适时地煽情,奏响了一部乡村的新年大戏。不少已经在市区定居的村民,到了春节必定要回到村里看社戏,在他们心中,社戏是一份割舍不掉的乡愁。

古刹夜戏

2017年大年正月十三,晚间7点一刻,位于昌平区西北深山里的长峪城村一片寂静,路灯星星点点地点缀在古村的主路两旁,白色的光晕仿佛冻住了一般,无力地蜷缩一团,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包裹着。气温已经在摄氏零度以下,呼啸的西北风卷起了尘土与衰草,“打磨”着老旧房屋斑驳的外墙。顺着风声仔细听,一阵锣鼓声茫茫渺渺地从不远处传来。循声而 望,村庄中心处山坡上的永兴寺里灯火通明,给清冷的冬夜带来一丝温度,锣鼓声正是从寺中传来。

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永兴寺,是长峪城村众多寺庙中最大的一座。寺前有棵高约8米的古榆树,树径要三人才可勉强合抱。听村民讲,古树盛夏时树冠茂盛,是人们乘凉的好地方。冬季的古树,只剩下遒劲的枝杈伸向天空,在夜色的衬托下更觉沧桑有力。

跨入寺庙第二进院子,锣鼓、板胡的声音更加响亮。戏班的乐队在进行着最后的彩排,每个人手拿各自的乐器,在戏台一侧围坐在一个煤球炉子四周吹拉弹敲,山村的冬夜寒得干冷,他们没有一个人戴手套。此时的后台同样热闹,已经化好妆的演员坐在上场门后抽着烟默记唱词,几个人聚在一起讨论着配合与衔接,有人对着小镜子认真地勾脸,还有人忙着穿戴行头。后台靠里墙也生着一个煤球炉子,把墙熏得黑了一大片,团员们轮流在炉边取暖。简易的服装木架、古朴的化妆桌、半旧的行头道具,在昏黄灯光的照耀下,散发出历史的年代感,厚重而亲切。“起帽喽!”随着前台的一声吆喝,晚间7点25分,第一出戏《彩楼配》鸣锣上演。这段描写薛平贵与王宝钏的著名唱段朗朗上口: “手扶栏杆看端详,也有王孙公子样,也有那士农和经商,楼下的人儿纷纷嚷,宝钏我满面含羞心内慌。”“小姐在上容我禀,细听难人说分明,家住本国长安地,父母双亡命归西,若问小生名和姓,薛平贵本是我的名。”

戏台下偌大的空场儿只有寥寥三两观众,他们用围巾把脸和头裹得严严实实,手缩在袖子里,不住地跺着脚。戏台上下是两个世界,一处明亮,一处黯然。寺庙内外是两个世界,一处喧嚣,一处无声。

此时山野中的气温已经接近摄氏零下十度,肆虐的阵风又加剧了三分体感的寒冷。“薛平贵”与“王宝钏”身着单薄的戏服,每一次吐字,都从嘴里喷出一串长长的白色气柱。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身段虽有些臃肿,身手有些迟缓,嗓音有些含混,脸上沟壑纵横,精气神却远比年轻人旺盛得多。

晚上8点38分,台下已经没有一个观众,气温还在继续下降,社戏却唱到了高潮处。唱戏的演员调门越来越高,嗓音越来越亮,锣鼓敲得铮铮有力,板胡拉得丝 丝入扣。后台里人头攒动,有人围着炉火背词,有人趁着演戏间歇补充食物,有人扒着上场门欣赏着戏剧。已经完成演出的团员脱下了行头,和同伴调侃着自己的年龄,计算着还能再唱几年。

正在换行头的岳大妈今年已经62岁,刚刚出演了王宝钏。已经身为姥姥的她,还要扮演待字闺中的小姐,难度不小。“准备的时候想着情感上要向未婚的小姐靠近,唱得喜庆点儿,尽力而为吧。每次演王宝钏,都感觉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唱完了心情特舒畅。”

此时此刻,戏台上的夜空月明星稀,冷月光普照下的寺庙里,只有戏班的人自娱自乐着。他们像是忘了寒冷,心中的一团热火足以温暖周身。晚上九点半,大戏落幕,山村重新归于平静。团员在后台匆忙地卸妆,天冷,卸妆油凝成一块,在炉火上烤化,涂在脸上,卸妆……长峪城村社戏团,团员皆为本村村民,平均年龄超过60岁,年龄最长的演员陈万山78岁,年龄最长的乐手80岁。唱戏的徐大爷已经戴上了助听器,吹唢呐的老人双手只剩九指。

老调回荡

长峪城村是北京一处偏远的古村落,西邻门头沟区和河北怀来县,北邻延庆,为四地的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就是边关要塞、军事重地。据《光绪昌平州志》记载:“长峪城内有附墙台一座,空心敌台二十三座,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节次建。原城高一丈八尺,周三百五十余丈,南北二门,明正德十五年建。”村庄北面有一道山梁叫黄土西岭,海拔1400多米,山梁上有2300年前建造的燕长城,是北京地区海拔最高、年代最老的长城。虽历经风剥雨蚀,村前古城墙、垛口、瓮城上的旧迹也还依稀可见。

古村,旧腔老调,这里的社戏流淌着古老而苍凉的热血,传承着荣耀与骄傲的 基因,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唱腔曲味和文化遗存,散发着浓浓的乡情。“先有社戏,再有戏台”,永兴寺戏楼建于明代,如此算来,社戏流传至今超过400年。戏里的很多剧情,比如“杨家将”的故事,都源自这片土地。传说北宋年间,杨六郎与草寇王百万曾在此地交战,而今尚留有六郎城、看狗台、拦马墙、杀亮沟等古迹,古韵极其浓厚。正月里,社戏一开嗓,老调勾起了长峪城村民心中永不褪色的回忆。

上任还不到一年的年轻团长邱震宇聊着社戏,言谈话语间透着一股子自豪感。“40年前,俺们还能演70多出戏。和京剧、河北梆子比起来,俺们的戏剧情比他们多得多。就拿《四郎探母》来说,京剧演40分钟,我们能唱到90分钟。唱词多,动作多,场景多。俺们的武戏动作真的是延续了几百年了,都是古老的动作,京剧里可没有这些,咱们是独一份儿,剧种也是绝版的。咱们的老腔老调400多年没变过味儿。河北梆子是从这里的社戏演变过去的,咱们是鼻祖。”

邱震宇的话在老团长罗世民那里得到了印证,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亲眼见证过社戏的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初那种震撼与感动,仍激荡着老人的内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戏最为辉煌。过去没有别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演出,周边四邻八乡的乡里乡亲都来这儿听戏,大戏一唱就是七天。这个院里根本站不下人,为了占地打架是常事儿。那时有一出本戏《下河东》,40多个演员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演到下午4点结束。”

“早年间俺们村的演员,随便拉出一个来都能在天桥扬名立万。在戏台上一唱,随便村里哪个山尖上都能听见。没有麦克风,全凭内家功。”邱震宇评价道。虽然是交通枢纽,村庄却只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或许正是这闭塞的交通,才使山村远离了世俗的沾染,保存了老调的空灵,回荡在山谷。

守住乡愁

曾经读鲁迅先生的《社戏》,当读到“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之时,看到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的追忆,社戏是他淡淡的乡愁。那场在他看来最好的戏,其实十分乏味,却饱含着先生深深的思乡之情。往昔不一定是最好的,却是最有味道,值得怀念的。

长峪城村的社戏历史悠久,那熟悉的旋律和唱段,已经融化在村庄的血脉中。家家户户的老人都能唱上几段,戏台上下都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社戏不仅是娱乐手段,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许故乡的社戏好看,只是因为它是故乡的社戏。

正月十四,上午11点半,永兴寺里一改前一夜的冷清,村民、摄影爱好者、媒体、民俗爱好者齐聚在戏台下,架起了“长枪短炮”对着戏台连按快门。戏班的团员们像是见惯了世面的“大腕儿”,不管台下是否有人捧场,演出照样地卖力。

在戏台斜对面的房檐下,65岁的孔祥瑞正倒背着双手听戏,不时地随着节拍 晃着脑袋,一副完全投入的状态。孔祥瑞就是土生土长的长峪城人,现在已经在城里定居,每年都特意赶回老家听上一场社戏。“还是小时候的感觉啊!”他用手比划着,“我打小儿就这么高时,扒着戏台露一脑袋就开始听。那时候院子里听戏的人都站不下,周边村的正月十五走亲串友的都来咱们村看社戏。”听了一辈子社戏,看着戏班的团员从年轻唱到年老,年轻一代却没人顶上来,他心里也着急, “感觉脱节了,年轻人打工去了,老人越来越老了。唉……”

随着人员的严重老化,戏班的规模在缩减,能唱的曲目也在缩减。每当一位演员去世,就少了一个角色,也就意味着和一出戏告别。辉煌时40位演员撑起一出大戏,现在连人都凑不齐。

社戏对于村里老人意味着太多,罗世民说,如今他唱戏的时候,感觉长辈们就站在周围,“亲人们都在跟前看着我呢”。罗世民的太爷爷是管服装的“箱倌儿”,日本侵华时,怕行头失了,就打成包裹藏在村南面最高的山里头,最终保全 了下来。罗世民的爷爷因戏而死,也是个寒冬,别人劝他爷爷把棉坎肩穿在戏服里面,他爷爷觉得穿着臃肿不像样,就偷偷地脱了。那出戏唱完了老人就一病不起。“爷爷就是认真,唱刀马旦的,做动作要好看,穿那么多衣服不美观。那会儿的人,把戏当成了生命一样呵护。我们现在也应该像他们一样。”

抢救文化

社戏戏班里,有个12岁的小胖子比演员还要忙。戏台后台跑来跑去,又照相又帮着端茶递水。他是团长邱震宇的儿子,趁着假期特意被带到戏班体验生活。“培养培养兴趣,熟悉熟悉社戏,从娃娃抓起是最好的。”

戏班成员年龄的老化,使得人才的培养和挖掘成为当下的重中之重。38岁的团长邱震宇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得以上任的。“我在团里七八年了,从小在这里耳濡目染。大伙看我年轻,也喜欢这个,吹拉弹唱全会,希望通过年轻人的能力去闯一闯。”邱震宇身边有不少年轻的朋友,他通过关系说动朋友,并以身作则,将儿子带进了戏班。

古老的社戏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才能焕发活力,新人与老人的更替,才能完成社戏“新陈代谢”的机能。戏本是社戏的营养,有了好的戏本,戏班才能茁壮成长。因为戏班里口口相传的传承习俗,很多过去的老戏都因为人员的凋零而失传了。为了抢救这一北京昌平西北频临失传的文化,戏班的人在各尽所能。戏本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工作量庞大。通常是找到村里还能唱戏的老人,边说边记。实在找不到人,就参考京剧和河北梆子的唱词。正月十三上演的《彩楼配》,就是个新戏本,由河北梆子移植过来。

“我设想每年恢复两三出戏。这些戏过去都有,通过各方面渠道弄好本子。昨天唱的《斩黄袍》,是我上两代人唱的,

我小时候就没了,现在我们给恢复了。明天我演《空城计》里的诸葛亮。这个《空城计》也一样,原来村里有过,我都没看过,这戏我们也恢复了,文化这东西不抢救不行啊。”罗世民说。

活在当下

长峪城村的社戏虽然规模在逐年萎缩,不过,关注它的人却在增多。每年进了正月,到村里采访、拍照、记录社戏的媒体人、民俗文化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阵容超过了来看戏的村民。

王冀昌是名资深的摄影爱好者,春节前,他在网上浏览新闻时得知长峪城村的社戏面临失传的困境,便直接打电话到村里落实了消息,并决定亲自过来拍摄并记录下这份北京特有的民俗曲艺文化。“社 戏是昌平的特色民俗,是咱们长峪城村的标志。来到这样一个偏僻的村子,道路崎岖且漫长,当看到这个年代久远的戏种还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上了年纪的演员和古老的戏台融为一体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记录下这些珍贵的画面,尽我所能地在各种渠道上传播一下。”

据文化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全国共有374个戏曲剧种,到2012年已经减少到286个,减幅为23.5%,其中74个剧种分别只有1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社,处境岌岌可危,面临团散剧亡的困境。

有时候,距离产生的不是美而是隔阂。对于当今的人们而言,不管戏曲的声腔神韵有多美,几百甚至上千年前的故事,总是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正是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逐渐衰 落的重要原因。不过,比起其他一同衰落的戏种,长峪城村的社戏又是幸运的,至少它还能活在当下,至少有那么多与之并无瓜葛的人在努力地挽救着它。400多年来,深深扎根在昌平西北边缘的土地上,社戏形成了固定的受众群,是其生生不息的源泉。

六七十岁的老人们还在台上卖力地唱着,相机的快门声在耳边依旧“咔嚓咔嚓”地响着。戏台两侧柱子上红色的对联赫然映入眼帘:“音里藏调调里藏音懂调者听调不懂调者听音,文中有戏戏中有文识文者看文不识文者看戏。”这是罗世民对于社戏的感悟,也是这年头生活的哲学。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会听戏的听其板眼,不会的就看个热闹。热闹,谁不爱看呢?

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打底、勾脸、上粉、勒头,每道程序都不马虎

古朴的戏台,优美的曲调,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一古老的文化形式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