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珍本

Beijing (Chinese) - - CONTENTS - 文/余闯 标题书法/夏薇

中国元代就已经发明了两色套印技术,但一度失传,直到明代晚期再次出现。清代乾隆年间,允禄主持编纂了一部《御选唐宋文醇》,并于武英殿刻印了这部四色套印珍品

套印技术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一大重要发明,它使书籍的文字出现了两种、三种、四种甚至五种颜色,而用四种颜色印刷出来的书籍就称为四色套印本,这也就意味着刻印一部书就要雕刻四副书版,就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虽然中国早在在元代就已经发明了朱墨两色套印本,但后继无人,一直到了明代晚期才

再次出现了套印本。从明代万历时期开始,浙江湖州的闵、凌两家才把这种印刷技术发扬光大,由两色而发展为三色、四色,这是印刷史上的一大进步。

到了清代,内府专门负责刻书的武英殿继承了明代以来的套印技术,先后刻印了许多套印本,如《御选唐诗》《硃批御旨》等。乾隆年间,乾隆帝授意庄亲王允禄,让他编辑一部古文选本,于是允禄召集儒臣,编纂了一部《御选唐宋文醇》,交由武英殿,不惜成本,并采用四色套印技术刻印出了这部武英殿本的珍品。

表彰古学 亲王选佳本

明代中期以来,朝政腐败,内忧外患,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风气也随之变坏,以致人心涣散,许多人对现实颇为不满。因此,在思想上就出现了“与朱子背驰”的学说。而在文学上则产生了反对台阁体诗文的“前七子”,其中李梦阳和何景明都是弘治年间的进士,他们主张文学复古。“七子”之后,又出现了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被称为“后七子”,他们大多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在文学方面,他们提倡诗文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浙江归安(今浙江省吴兴县)一位散文大家却反对“文必秦汉”,推崇唐宋时期那种平易畅达的古文,并将唐宋以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八位文学大家的古文汇为一编,最终在万历年间刻成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而这位刻书的散文家便是茅坤。从此,“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呼就更为广泛地流传开来。

茅坤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进士,年仅26岁,随即前往广西任职,他文武兼备,曾率军平定了瑶族的叛乱,受到朝廷嘉奖,连升二级。然而,由于他年轻气盛, 有些恃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员,遭人忌恨,最终被除官还乡,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乡居生活。在此期间,他反对六朝以来那种浮靡的文风,提倡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而他也写了不少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古文,影响了一代文风。唐宋时期,古文的风格正如四库馆臣所说:“唐之文体,变于韩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体,变于欧阳修,而苏洵以下和之。”茅坤从唐宋古文中汲取营养,变革一代文风,在明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钱谦益曾说茅坤“为文章滔滔莽莽,谓文章之逸气,司马子长之后千余年而得欧阳子,又五百年而得茅子”,而他所编辑和刻印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更是对清代的古文影响深远。

到了清康熙年间,江苏宜兴学者储欣在《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基础上又增补了唐朝文学家李翱和孙樵的散文,编为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成为了唐宋古文大家的集成之作。然而,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帝认为“以欣所去取,尚未尽协,所评论亦或未允”,储欣的取舍标准和观点都需要推敲,所以下令对此书重新编辑,想要编成一部更好的古文选本。于是,这一任务就交由了庄亲王允禄来主持,一同参与编辑的还有张照、朱良裘、董邦达等儒臣。允禄是康熙帝的第十六子,康熙末年,曾掌管内务府,可算是位高权重。雍正年间,被封为庄亲王,任四旗的都统。乾隆元年,任总理事务大臣。与此同时,允禄在乾隆帝的授意下负责编辑古文选本,而乾隆帝为了“表章古学”,在闲暇之余也“亲为甄择”,亲自选取了一些古文,这些文章“其上者足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终于编成了五十八卷本的古文选本,乾隆帝看

后十分满意,特命为《御选唐宋文醇》。而在这部书稿中,还保留了之前康熙帝、乾隆帝以及其他名家的评点和批注,于是,儒臣们就将康熙帝“御评者,以黄色恭书篇首”,而乾隆帝的“御评则朱书篇后”,其他人的“评跋有所发明,及姓名事迹有资考证者,亦各以紫色、绿色分系于末”。之后,书稿被送进内府专门的刻书处武英殿,最终刻成四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卷首有清乾隆三年乾隆帝所撰的《御制序》,其次为奉旨校刻书籍的诸臣职名。全书共录唐宋十大家散文474篇,各家文章书、序、论、记等分类编辑,只有苏轼的上书、奏状和对策等篇目以撰写时间编次,书中还采录了各家评语,并引用正史或杂说加以考订。该书内容十分完备,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唐宋散文选本,而这部书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其高超的套印技法。

湖州二姓 刀笔留颜色

自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古代的书籍一般都是用一种颜色来印刷,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黑色。当然,一些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时会用蓝色或红色。如果一部书用两种颜色来印刷,即黑色和红色,则称之为套印本。其具体技法就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印刷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印刷,这就印成了套印本,也称为“朱墨套印本”。现存最早的套印本便是元代中兴路江陵资福寺所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这部书由元代的高僧无闻和尚注解,它的经文印成了红色,注解则印成了墨色,卷首的版画也采用朱墨二色套印,看上去朱墨粲然。这种经文用红色而注解用黑色的办法由来已久,早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写本时代就已 经流行了。早在东汉时期,经学大家贾逵就用朱墨两色来分别书写《春秋左传》的经和传,而这部书也被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南北朝时期,南朝萧梁时期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在编修《本草集注》时,就将《本草经》的正文用红笔标出,而后人增加的内容则用墨笔,看上去一目了然。然而,到了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刻书时就将正文刻成大字而将注解刻为小字,以示区别,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刻书传统,因此用朱墨二色来区分正文和注解的方式就没能流行。

到了明代,套印技术又开始流行起来,而在万历及以后最为盛行。只不过,明代并不是用朱墨二色来区别经文和注解,而是用墨色印出正文,再用红色套印上对正文的圈点批评,简称为“评点”。明代开国以 来,以《四书》经艺取士,因此“科场有勾股点句之意”,阅卷的官员在评判诗卷时“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渐渐地,人们在读书时“辄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因而在书中留下了许多评点和批语。明代嘉靖时期,文坛上主张复古,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反映在刻书上则是翻刻了许多宋元朝旧本,文人们在这些翻刻的书上发表见解,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不少还是名家批注。所以,到了万历时期,刻工们在刻印书籍时就将这些批语也一并刻入,最终铸就了明末套印本的辉煌。其中,湖州府乌程县的闵氏和凌氏二姓所刻的套印本代表了明末套印本的最高成就。

在明代,湖州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闵、凌两姓也是当地的望族,其中有不少人既有资财又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因而

就出现了一些极其喜欢刻书、印书的人。其中,闵姓家族中最有名的刻书家便是万历时期的闵齐伋,他所刻的明孙月峰点评的《春秋左传》就是闵刻中最早的一种套印本。在这部书的凡例中,闵齐伋说:“旧刻中凡有批评圈点者,具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由于套印本要刻两副书版,因此成本高,要不惜工本才能刻成。闵齐伋家财颇丰,因而刻出了许多名重艺林的佳本,如万历时期刻的《东坡易传》《三经评注》等,天启时刻的《谷梁传》《曹子建集》等,崇祯时刻的《礼记集说》《会真六幻西厢》等。而在凌姓家族中,最有代表的刻书家便是凌濛初,他在文学上也极有成就,所撰写的拟小说话本《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是明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与冯梦龙所撰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合称为“三言二拍”。凌濛初对文学情有独钟,因此他刻了不少文学方面的套印本,如《诗经》《陶靖节集》和《孟浩然诗集》等,这些朱墨套印本一直流传至今。然而,由于一部书有时会有好几人的评点,只用朱墨二色套印已很难将多人的评点分清楚,于是闵姓和凌姓的刻书家们便不惜工本刻成了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套印本。万历时期,闵齐伋刻成了朱、墨、蓝三色套印本《楚辞》,不久又刻成了朱、蓝、黄、墨四册套印本《国语》。到了崇祯年间,凌姓家族一位叫做凌云的刻书家刻成了朱、蓝、黄、绿、墨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这就需要刻五副书版,花费甚巨。明代四色和五色套印本的成功刊刻,也为清代套印本的刻印打下了基础。

色彩绚丽 内府传珍品

到了清代,武英殿刻书沿袭了明末时 期的套色印本,凭借着内府充裕的财力,刻出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套色印本,如康熙时所刻的朱墨套印本《御选唐诗》,雍正时的朱墨套印本《硃批御旨》,乾隆时期的朱墨套印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其中,乾隆三年所刻的四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是这些套印本中的翘楚,更是殿本书中的扛鼎之作。刻这样的一部四色套印本,就意味着要分别雕刻四套书版,内府财力充盈,雕刻起来不计成本,这样就能刻印出质量上乘的套印本。在这部书中,书内的正文墨色黝黑,所录的评注分以黄、朱、蓝三色印刷。康熙帝的御评以黄色书于天头,显得最为尊贵。乾隆帝的评论以朱笔书于各篇之后,就好像奏折中的朱批。朱子等历代大儒的评述则以蓝色分书于末,清雅悦目。所用纸张为内府刻书常用的开化纸,这种纸产于湖南的开化县,纸质光滑,洁白如玉。字体为乾隆时期典型的方体字,看上去劲健疏朗,套印工整,四色相映,色彩绚丽斑斓,是武英殿套印本中的珍本。比起明末闵凌所刻的套印本,武英殿刻本更能体现出皇家气派。

这部书倾注了庄亲王允禄的大量心血,然而,就在书成的第二年,允禄因与康熙时期废太子胤礽的儿子礼亲王弘皙过从甚密,乾隆帝认为他“结党营弘,往来诡秘”,就被乾隆帝罢去官职,最后郁郁而终。而弘皙也因“心怀异志”而被乾隆帝囚禁在景山东边的果园内,并革去了他的亲王爵位。允禄虽然含恨而逝,但他主编的这部《御选唐宋文醇》却一直流传至今。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单位都收藏有此书。

翻开这部古文选本,那洁白的纸张和四种色彩令人赏心悦目,而它的第一篇就收录了韩愈的古文名篇《原毁》。唐代 中期,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骈文的那种绮丽的文风,而“古文”这一含义也正是由韩愈提出。韩愈将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文,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时期文章的传统,所以称之为“古文”。韩愈提倡古文,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口号,在写文章时还要“务去陈言”,而其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并希望以此挽回“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颓势。韩愈的古文运动影响了之后不少的文人,许多人在编选古文选本时就将他的文章列为卷首,而这篇论述和探究毁谤的《原毁》就成为了必选的篇章。“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在文章的开篇,韩愈就认为古代的君子对自己严格要求,但对别人却非常宽容。接着,他列举了舜帝和周公的例子来说明古代的君子“待于人者轻以约”。接下来,笔锋一转,写下了“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古今之君子大不相同,因此,韩愈探讨这种不同的原因,并将之归结于“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即对自己比对普通人的要求还低,而对他人却拿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在文章的最后,韩愈又呼吁“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韩愈语重心长,想请皇帝纠正这股毁谤歪风,明辨是非,以治理好国家。这篇文章结构严谨,说理透辟,似乎能感到那种大气磅礴而又逻辑严密的古文风格。

四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流传至今已近三百年,但书中那绚丽的色彩却没有丝毫的暗淡,依然用那洁白的纸张和多彩的文字讲述着套印这一高超的印刷技术。

《春秋左传》是明代万历年间刻书家闵齐伋所刻,由明代大臣、学者孙月峰点评的最早的一种套印本

上图为套印本《文心雕龙》。可见眉批上的朱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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