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名志

Beijing (Chinese) - - CONTENTS - 文/余闯 标题书法/夏薇

自明代初年北京升为顺天府后,明清两朝都纂修有《顺天府志》,尤以清代最盛。而光绪年间缪荃孙参与编修的130卷本的《顺天府志》内容最为全面,又以刻印精良而名闻天下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北京地区设府建置,称为北平府。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又改称为顺天府。从此,明清两代就将北京地区称为顺天府,府衙就在今天的鼓楼东大街。早在明初,朝廷就开始纂修《顺天府志》,虽然屡经纂修,但一直到清代光绪初年也没有流传下来一部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的志书,这就令李鸿章和张之洞等大臣深以为憾。

到了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年), “一代宗师”缪荃孙终于纂修并刻印了一部体例严谨的《顺天府志》,成为有关北京方志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被后世誉为“精博典核,近世方志之冠”。

首善之区 风清政肃顺天府

北京历史悠久,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是一座古老而文明的古都。辽代将北京升为幽都府,后来改为析津府,从而留下了一部《析津志》。金代在北京营建中都,并升之为大兴府。元朝统一中国后,建都北京,将北京升为元大都路总管府,管理大都城的署衙称为大都路。刚开始,大都路署衙无处办公,只在一座大庙里凑合着,后来买了一个周姓人家的十九亩地,便在今天的鼓楼东大街建起了署衙。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于洪武元年将大都路总管府改为北平府,刚开始隶属于山东省。到了第二年,置北平行省,北平府就隶属于北平行省。“靖难之役”后,明成祖即位,随之改北平为北京,并升之为顺天府,管理着北京一带的政务。当时,顺天府设府尹、府丞和治中各一人,通判六人,以及推官等官员,管辖大兴和宛平二县。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开始称北京一带为“京师顺天府”,因而顺天府就成为了京畿重地。这时,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县,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县,顺天府的署衙仍然在鼓楼东大街。到了明正统年间,顺天府衙经过重修,重修后有正堂、后堂各五间,中堂三间。前面大门三重,每重三间,加上东西配房等共五十八间。历经数百年,如今,顺天府的大堂仍然保留着,其基址的主要部分现为北京市教育学院东城分院校园。

到了清代,清政府继续沿用顺天府这 个名称,体制大体与明一致。康熙十五年(1676年),朝廷将昌平、良乡等十九个州县划归为顺天府管辖,顺天府的辖地扩大了许多。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在顺天府增设兼管府事大臣一人。雍正皇帝对京师重地非常重视,曾经亲自为顺天府题写匾额“肃清畿甸”,畿甸一般是指京城管辖的地区。雍正帝还为顺天府御书训辞:“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非刚正廉明者,曷可胜任。”在府尹的配备上,也大不相同,要委派有威望的重臣或亲王兼任。当时,根据旧制,三品衙门用铜印,顺天府则用银印,“诚重之也”。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朝廷又将通州、蓟州、涿州、霸州及昌平这五州和大兴、宛平、良乡、房山等十九县划归为顺天府,共领五 州十九县,也称作“顺天二十四州县”,从此顺天府的辖区便固定了下来,这一格局一直沿用至清末。由于顺天府是北京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所以府尹的职位特别显赫,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由尚书、侍郎及大臣兼管,职位相当于封疆大吏的总督和巡抚。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州县虽然在直隶总督辖区内,但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北京城垣之外的地区由直隶总督衙门和顺天府衙门共同掌管,大的举措要会衙办理。而在北京城垣之内,直隶总督则无权过问。清代北京城区行政管理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满汉分城而居,分城而治。“旗人”均住在内城和西郊三大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在外城。外城分为五城十坊,因而时人有“内八旗外五城”之说。

前人曾说:“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可见前人对地方志评价之高。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到了修志有两大好处,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地方志往往记事比较可信,且记载广博,无所不收,是一个地方全面综合性的文献资料,对当地的行政建置、地方沿革、田赋徭役、山川形胜、风情民族、名贤官宦、武备兵防等,无不详尽记载。而地方志多由地方官府延请地方学者大儒纂修,因此,水平一般都很高,不仅旁征博引,内容充实,而且反映在版刻上也是精校精刻,扉页往往镌有“本衙藏板”等字样,其刻本被历来学人所钟爱。当然,私人修志也一丝不苟,实为书林盛事。自明代初年北京升为顺天府后,明清两朝都纂修有《顺天府志》。尤其在清代,修志之风盛行,各种方志层出不穷,而光绪年间缪荃孙参与编修的一百三十卷本的《顺天府志》内容最为全面,又以刻印精良而名闻天下。

与书为缘 六载潜修京畿志

北京的志书由来已久,《燕书》和《幽州图经》是北京地区较早的志书。缪荃孙曾将《燕春秋》《燕十事》和《燕丹子》这三部书称作“三燕书”,称其为北京较早的志书。元代熊梦祥著了一部《析津志》,算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志书,也是私家撰述的第一部北京方志。到了明初,就已经刊印了《顺天府志》,然而,明代初年的这部却极为罕见,到了光绪时期也仅存有八卷,甚至“编修《顺天府志》时不知有此书”。缪荃孙在纂修《顺天府志》时也只是从《永乐大典》中看到了八卷,而这一情况被他写进了《艺风藏书记》:“明初洪武年修《北平图经》,《永乐大典》卷八千四百二十‘平’字韵载之。《日下旧闻》亦间引用。荃孙修府志时搜之《大典》,‘平’字韵已失去。忽 见此书,七卷至十四卷,上下均阙,亟为录存。此必修于永乐初年,故得编入《大典》,《文渊阁书目》未载。万历癸巳谢杰修府志序言亦未及此书,可见明时即罕有知之者矣。”缪荃孙见到的这个版本便是《顺天府志》最早的本子,可惜这个残本也不知藏于何处。到了明万历年间,顺天府尹沈应文和张元芳相继纂修了《顺天府志》六卷,府丞谭希恩和县丞张元芳一同编纂,分为了6纲37目,以刻本的形式流传。然而,这部书“草创荒略,殊难考证”,不为人们重视。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顺天府尹张吉午纂修了《顺天府志》八卷,这部书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仅藏有此书的卷二至卷八。此后,一直到光绪之前,《顺天府志》便没有再重修过。

到了同治年间,李鸿章等人在保定纂修了一部三百卷本的《畿辅通志》,书成之际,他与其他人商议,决定编辑一部《顺天府志》。于是,李鸿章给同治帝上奏折称:“于保定省城设立志局重修《畿辅通志》,奉旨允准在案,现在《通志》将次告成,必得《顺天府志》纂有专书,方能采辑以弁志首。查《顺天府志》,前明万历癸巳年府尹谢杰等修辑后,迄今并未续修,文献无徵,曷以信今传后?”因此,李鸿章“为《顺天府志》分类纂修,期于酌古准今,鲜致遗滥。延请实学官绅分司纂辑,由臣等悉心校阅,敷订体裁”。同时,他也希望“首善之地,兴除沿革,纲举目张,信而有徵,足资考证,而《畿辅通志》亦得早日告竣”。同治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修志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李鸿章第一个请来的人乃张之洞,与其策划修志工作,张之洞草拟了一个《修书略例》。修书的具体事务由顺天府尹彭祖贤执行,礼部尚书兼顺天府尹万青藜参与,可该志尚未开始纂修,彭祖贤便调任地方为官。继任者为周家楣,他是江苏 宜兴人,曾任大理寺少卿,宜兴人称他为“周天官”。光绪四年(1878年),周家楣任顺天府尹,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顺天府尹任上,他弹劾贪官污吏,救灾施赈,使百废俱兴。他还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修缮“金台书院”,也就是今天天坛公园北侧金台小学的前身。他在总理衙门任上,尽心尽职,妥善处理外交事务,深为恭亲王奕 和李鸿章等人器重。在编修《顺天府志》时也是极为用心,但不久周家楣因母亲去世而离任,因此编修《顺天府志》工作就由缪荃孙担任。

缪荃孙是江苏江阴人,近代著名藏书家,晚号艺风老人,被人誉为“一代宗师”。缪荃孙“性直面和,好学若命”,以致“举世服其赡博无异词”,时人更是称他“著书满家,世争称诵。且一生与刻书为缘,孤稿秘籍,多赖流存,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至巨”。缪荃孙精于方志学和目录学,还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宣统元年(1909年),

缪荃孙调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相当于今天的馆长,他亲自督察基建,聘请馆员,分类清理书籍,一手创办了京师图书馆,也就是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纂,与王壬秋、张季直和赵尔巽同称为“四大才子”。

精博典核 一代名志传千古

光绪年间,李鸿章和张之洞等重臣非常重视《顺天府志》的编纂工作,于是就将此重任交给了饱学之士缪荃孙。当时,张之洞任国子监祭酒,他对缪荃孙期望非常高,曾说:“得小山(缪荃孙)主总纂事,事无不成,成书必不至谫陋也。”果然,缪荃孙不负重托,在光绪五年便开始为即将纂修的《顺天府志》修订凡例,随之开局编修。缪荃孙深知“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于是便将此书编为十志十九目。经过六年的纂修,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完稿,随之付梓刻印,一共有一百三十卷,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终于刻成此书。李鸿章看到新刻的《顺天府志》后,曾评价这部书“体例之善,文采之美,则九能三长授简缀辞,极天下之选,以成一代之书,信今传后无疑也”。由于北京城在顺天府,因此就将北京放在首位,以示其尊,因而前十八卷为《京师志》。近代学者瞿宣颖曾说:“本书京师一志尤为不易著笔,乃今观全书,惟京师志最为精华所萃。不独与《日下旧闻考》无重规叠矩之嫌,且体制弥为今胜于昔。”接下来为《地理志》《河渠志》及《食货志》等,主次分明,最后九卷为序志、志例和引用书目等。这部书白纸精印,其开本也是极为宏阔,字体规整典雅,书中另刊有大量地图,有些还是朱墨两色套印,刊印水平颇高。书的扉页题“光绪甲申仲冬开雕,丙戌季夏毕工”,前有光绪五年万青藜、 周家楣为设局纂修《顺天府志》所上奏折。此志刊行后,备受后人推崇。

缪荃孙对《顺天府志》的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自纂序志、京师、艺文、金石及人物等条目,而且又编辑全志。缪荃孙精于目录学,早在25岁就开始研究目录之学,曾为四川学政张之洞代撰《书目答问》,开始崭露头角。他在《书目答问》中考订入选了两千余种版本,以经、史、子、集、丛五部加以组织,多为重要的古代典籍,是一部中国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书目答问》刊印后,风行海内,称誉儒林。正因为他精于目录,因此历时六年,就纂修了这部多达350万字的《顺天府志》,也是官修北京地方志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巨著,被称为“近代方志之冠”,为方志界公认的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有较高价值的一部地方志。

在纂修过程中,缪荃孙对资料的搜集安排十分得当,体例严谨,精博典核。他对于收集来的资料都要一一鉴别其真伪,核 实各家之言,所征引的文字也必须注明出处,列出异同,加以辨析,引文十分精确。不仅如此,缪荃孙还强调实地考察,征询故老耆旧,获取一手资料。因此,周家楣曾说:“小山太史书来论志事,谓考古难矣,证今尤难。盖采访诸端,一字未确,一节未稔,往往搁笔。至事乃条征件采,书牍并发,舟车踵接,日下耆旧,敦请考证,无尽所能。”该志以“典核”和“征实”为主旨,纪实内容多,引文则“用最初者”。缪荃孙为杜绝众人修书之弊,便在每卷都要标出纂书人的姓名,各负文责。又因“前代旧制、近日积弊,均为详采”,所以他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内容所载“古事宜备,今事有关土地、人民者详”,并且随时增设,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志中还增设风俗、方言二目,考证精勤。在行文上更是据事直书,不妄发议论,也不肆意渲染,正如他所说: “文不敢慕高洁也,惟求其赅;辞不敢尚华缛也,惟取其征信;事不敢专企雅峻也,惟重其足以敦厉浮俗。”于是,他在“兵事目”中如实记载了太平军进军直隶的事件、英军舰侵入大沽口以及火烧圆明园等事件,也是极为珍贵的近代史史料。在这部光绪刻本流传之后,紧接着,他又从《永乐大典》辑佚出了一部永乐时期的抄本《顺天府志》,而这两部《顺天府志》便成为了缪荃孙的得意之笔。

清人杨守敬在《藏书绝句》一书中曾写道:“专家雠校何虑惠,近有钱严远景文。展卷丹黄见心迹,众家夥录尽精勤。”光绪本《顺天府志》校勘精勤,刊行之后更是受世人推崇,是史学界公认的考证北京历史的重要典籍。

光绪刻本《顺天府志》体例严谨,所收宏富,是北京一部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翻开这部巨著,顺天府昔日那五州十九县的风貌可谓尽收眼底。

上图为中国近代方志学家缪荃孙任总纂时出版的《光绪顺天府志》。该书记载了从战国到清代光绪年间2000多年的北京历史

缪荃孙辑录的第二部志书《永乐顺天府志》。该书原稿保留在《永乐大典》4650—4657卷中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初永乐年间,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汇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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