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被需要的感觉

黄海荣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分枝杆菌菌种鉴定工作,并密切跟踪国内外最新诊断技术,将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转化为临床实践,促进了结核病诊断水平的提高

Beijing (Chinese) - - STORIES OF BEIJING 北京故事 - 文/张天宇 摄影/马柯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明亮的结核病临床实验室中,身穿一袭白褂的黄海荣教授正与三位科研人员埋头做着实验。安静的房屋内,各种先进仪器将四人围在其中,发出低低的运转声,显示屏上的数据时而变动着。这是实验室普通的一天,所有工作人员在主任黄海荣的带领下,按部就班地做着实验,每个人都心无旁骛。因为他们知道,实验室得出的论证数据,能够指导临床缓解病患的病痛,带给病患福音。

说话细声细语的黄海荣,工作起来并不像她外表那样柔弱,她的肩膀上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作为国内著名的结核病实验室诊断专家,她所带领的实验室是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的技术支持,是北京市耐药结核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内结核病实验室诊断的最高水平,年标本检测量逾8万份,并承担着中央保健局的结核病检测服务。近年来,她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分枝杆菌菌种鉴定工作,对于临床鉴别诊断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起到支撑作用;密切跟踪国内外最新诊断技术,先后引进并开展了6项本领域的最新诊断技术,保证了本医院结核病实验室诊断水平与国际接轨,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还完成了十几项新诊断技术的上市前评估,为本领域诊断技术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她将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转化为临床实践,在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在她的引领下,国家结核病临床实验室2014年被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结核病临床新技术转化与应用职工创新工作室”荣誉称号。

导师的启示

黄海荣从进入医学院学医,到在北京胸科医院攻读博士学位,一直学习的是临床医学。她的博士生导师马玙是中国结核 病领域的权威专家,读博期间,她跟随导师学习呼吸内科专业。

在黄海荣的眼里,导师马玙教授是标准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马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开展免疫学研究工作,回国后建立了内科实验室。除了日常的临床工作,她也带学生传道授业。工作努力认真细致,人品受人尊敬。如今已经86岁高龄还在全职工作,坚守在门诊一线岗位。

“一个人是否成功,一方面是看学术成就,另一方面是看人品。导师已经是中央保健局的专家,但做人做事谦逊低调,她有伟大的人格。”黄海荣一直将导师视为事业上的偶像,回忆起当初在马玙教授门下求学的经历,她感到受益匪浅。1998年,黄海荣只身来到北京读博,那个年代,学生的生活条件都很有限,导师念及求学的不易,每个月都会给她带的学生发一百元的“零花钱”。

这件事给了黄海荣很大的触动,因为导师当时带的学生每个年级都有,“零花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当黄海荣在2001年毕业工作后,对此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导师从来不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她的长者之风和大家风范感染着我们。她用行动带动了周围的人,和她在一起特别幸福。导师永远是我的榜样,以至于我在开始带团队后,也效仿导师。做科研,团队和谐是最重要的。”

读博期间,黄海荣在导师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当时国内科研水平整体落后的大环境下,黄海荣努力引用新的技术,掌握了基因测序技术用于结核病耐药诊断这一国际先进的诊疗方法,填补了中国在结核病领域基因测序上的空白。她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结核病权威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国内的基因 测序研究领域获得了非常高的引用率。

项目的成功开展不仅倾注了黄海荣的心血,其中也浸透着导师的谆谆教诲。马玙教授以临床医生的经验和角度,在课题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给予了黄海荣大力帮助。同时,还在英文文章的写作方面予以了指导。当时,国内并不重视英文论文的写作。黄海荣的研究成果虽然是数据性的研究,但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来自全国各地,所得到的结论具有全国代表性。在这篇英文论文发表前,国际上是缺乏来自中国的数据的。所以,这篇论文在国际范围内的引用率也相当高。

博士毕业后,黄海荣面临着做一位临床医生还是从事实验室研究的选择。导师当时给了她非常中肯的建议,觉得她踏实的性格更适合在实验室发展。由于那时中国急需实验室的研究人才,所以黄海荣最终还是选择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导师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的日常工作给了我很多的乐趣,我们开展了很多有益的科研工作,对于提高我国结核病诊疗水平非常有帮助,为我们科研人员带来了成就感。回过头去看,中国的科研在这2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科研环境也有了大幅提升。”黄海荣感慨道。

放眼看世界

二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瞬间,在人的一生中是重要的片段,而对于黄海荣来说,是她的青春,是她的成长、成熟与成功。她把自己从事医学事业的二十年,简单划分为前十年的积累时期和后十年的成熟期。在前十年,除了攻读博士学位,对她今后职业生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后,有了放眼看世界的机会。

2002年,黄海荣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学习和实验室相关的基础研

究。那时,她所在的是全美著名的研究结核病的实验室,一个组就有一百多个人。进到美国的实验室,她才发现国内外科研的差距,她之前所学在美国的实验室中最多也就是起步水平,经验与积累都远远不足。

“美国科研的先进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他们做的都是非常深入的研究,划分得很细,有做基础科研的,有做深入的机制研究的,还有另外一种研究叫实施性研究,更贴近临床工作的实践。”黄海荣说,她在美国的四年,见识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医学科研,“美国人开展基础研究着眼于未来,是为了未来占据制高点,具有战略意义。虽然美国结核病的发病率很低,但在美国有大量的科研人员从事结核病相关的基础研究,我们开玩笑说:‘结核病人没有研究结核病的人多。’当走进他们的科研团队后,我就意识到了,国家在基础科研方面不能太浮躁,要从长远的视角去考量,为国家未来的提升考量。绝对不能把眼光只放在眼前的利益上,不能一心只想着成果与专利。急功近利搞科研,最终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所以,我们要允许做现在还没有用的研究。”

在开展博士后研究期间,黄海荣所在的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是对结核分枝杆菌未知基因进行功能定位。结核分枝杆菌有四千多个基因,但是很多基因的功能仍然是未知的。因此,实验室就专门定位一个基因的功能,并发表了文章。没想到,这项研究在多年后又给了她新的人生体会。

几年前,一家知名的国际药厂来中国访问,药厂负责人跟黄海荣说,他们正在与美国的实验室合作,针对当初黄海荣团队定位的基因开发一种新的药物。黄海荣听到后感慨万分:“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当我得知有人从我的工作中发现了新的价 值,我感到很骄傲。我也突然领悟到,我曾经所做的工作在未来可能能够造福全人类。作为一个参与者,不一定从中获利,但是发自内心地高兴。基础科研就是这样的,不像临床能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基础科研的跨度会很大。所以前十年,我就是在积累。导师当年说我很适合做科研,当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在中国做基础研究和做临床区别还是很大的,当时也就觉得这只是个工作。但是十年后,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

2006年,黄海荣回到国内,感觉到国内的科研环境有了改善,不仅科研项目变多了,经费的申请也不再困难。2007年她入选了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这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设置的一个关于人才培养的课题。除了支持开展特定的科研项目外,还非常注重个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支持专业技术培训、英语水平提高,而且项目发起单位还经常组织学习班和交流平台,不遗余力地为北京市培养各方 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在北京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接受过该计划的培养,效果显著。

解析结核病

2007年,黄海荣来到北京胸科医院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因为此前一直学习临床医学,所以黄海荣在实验室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工作状态。她经常可以凭借对临床医学深刻的理解,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临床实践,达成理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之前国内的科研水平有限,对于结核病病菌并未细分,导致中国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问题长期受到忽视。一方面,不同种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在治疗用药选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靠的菌种鉴定技术是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得到正确诊治的前提;另一方面,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到非结核分枝杆菌并不一定意味着致病,有相当比例的细菌

属于定植状态,与疾病无关。

“有了细致的菌种鉴定,患者可以不再承担那些不必要的花费,也不必再承受抗结核病药物很强的副作用。”黄海荣表示,她来到实验室后,针对菌种鉴定做了很多工作,首次报道了中国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情况、菌种组成,首次报道了中国非结核分枝杆菌的临床相关性。在不断的工作积累过程中,开发了国内首个专用于分枝杆菌菌种鉴定的软件,面向全国为临床和科研提供服务。此软件解决了以基因测序为基础的分枝杆菌菌种鉴定需要登录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网站进行序列比对的问题,不仅有利于保护中国物种信息资源的安全,而且将为中国分枝杆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诊疗提供更专业、更便捷、更准确的服务,从而提高中国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疗水平。

因为有过临床经验,所以黄海荣做起医疗科研来也得心应手。她的研究成果对临床医生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提升其临床水平。她表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疗在国外并不是新事物,有很多团队都在做,只是在国内水平相对较低, 没有人关注。如今,全国很多医疗系统都请她去做讲座。她对研究成果的解读已经不限于结核病领域,对国内的呼吸、感染专业也有很大启发。她自豪地表示:“我写的专家共识,把经验分享给整个医疗界,算是在这个领域打开了一扇窗,窗外又是另一番风景。”

与此同时,在结核病精准治疗方面,黄海荣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凸显了她将科研与临床结合的经验优势。以前,结核病人在用药和治疗方案上都基本相同。但她在研究中发现,不同的人对同一种药物的代谢水平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不同的人依据代谢水平的差异应该选择不同的用药剂量,由此不仅能够提高疗效,而且能够降低副作用。在前期大量工作基础上,黄海荣团队实现了技术突破,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把患者的基因型鉴定出来,指导患者用药剂量的选择。目前,此技术已经开始转化,并上报到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待审批上市。黄海荣说,做这件事的契机是很多临床医生缺乏转化意识,他们没有想到制作出一个临床真正需要的产品。“如果可以找到一家适合的公司,技术转化很容易实现,但前提是需要医生具备转化的意识。”

快乐做科研

如今,黄海荣已经是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药监局体外诊断试剂评审专家,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体外诊断策略委员会咨询专家,对全球结核病实验室诊断相关策略的制定提供技术咨询,为全球合理使用不同的实验室诊断技术提出专业建议。

谈起自己的成绩,黄海荣说,因为她从不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科研的路上并未遇到很大阻碍,反而总会伴随着喜悦。她从来不在合作前谈利益分配,只愿达到共赢,这样的做事风格为她赢得了口 碑,也让合作变得顺利。她的实验室在医院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她坦言,很多时候,激励她的并不是金钱。只要研究成果能够发表,经验能够得到积累,即使没有金钱的鼓励,她也愿意高高兴兴地做下去。

黄海荣对她的团队同样倾注了心血,国家结核病临床实验室现有在职职工21人,其中7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这其中有4个是“80后”。黄海荣在团队的管理上,采取了宽松的态度,不刻意地指挥指派,全力支持年轻人的追求。有些科研人员申请了小课题,她会帮助做辅导。有时,她还会支持那些没有经费的课题。她一向支持做有益的尝试。她说,不能给科研人员太多的条条框框,要让他们的思维天马行空,给他们行为的自由,思想上也不能禁锢。即使有些人的想法不成熟,也会放手让他们去做,可能在别的点上会有新的发现和意外的成功。

“一个优秀的科研人员不是管理出来的,而是自发的,对科研浓厚的兴趣是科研产出最好的催化剂。在和谐的环境下搞科研,每个人都身心愉悦。”黄海荣说, “我的团队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他们的年龄段里都是佼佼者。能够与他们像家人一样互相尊敬、互相帮忙、互相支持,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常年保持良好的心态,让黄海荣的工作充满了快乐的因子。由于实验室的特殊功能,她经常在下班后接到求助的电话,求助之人会显得非常不好意思,但在她看来,“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真好,有一种成就感”。她说:“实验室的水平高,就体现在出现问题后我们能帮他们做分析,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临床医生有时跟我联系讨论问题,通过指导,他们的水平也在提高。我在跟他们不断的交流中,能了解到临床的问题,让我的研究在新的方向上有了关注点,何乐而不为呢。”

黄海荣(中)既是出色的科研人员,又是优秀的团队领导者

黄海荣(右)带领同事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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