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如歌 丝路上的千年传奇

盛世如歌

Beijing (Chinese) - - CONTENTS - 文 / 王阳 标题书法 / 夏薇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莫高窟是中华文明乃至全球各大文明相互交融的缩影,也是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的典范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在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中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敦煌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埃及和古巴比伦连接起来,于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条古道之上传 播,而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敦煌,则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见证。如果说敦煌在历史中曾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会和重要的通商口岸,那么,令其在当今闻名全球的便是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武帝曾在河西 走廊地区“列四郡、据两关”,成功将河西地区划归汉帝国管辖范围,并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将汉帝国与欧亚大陆间的交通全线打通。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军队打败河西匈奴,敦煌与河西走廊归入西汉王朝版图。汉元鼎

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正式设立敦煌郡,与酒泉、张掖、武威并称河西四郡。从令居(今甘肃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敦煌成为了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

莫高窟 叩响千年的锤音

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敦煌在中原与古代西域、汉民族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此,敦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许多产品流向西域,同时,西方的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王朝。 在丰富沿线各个区域与多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里生根和发展,儒家经典得到传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传到了敦煌。经过东汉王朝与曹魏政权的经营与开发,敦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稳定。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频繁,敦煌偏安一隅,中原与河西走廊的百姓在此避乱,人口不断增加。中原文化在敦煌发展的同时,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佛教僧人途经敦煌,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发展。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于是,敦煌莫高窟应运而生。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的一天,敦煌鸣沙山东麓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莫高窟开崖建窟的锤音。发出这声回响千年锤音的人,正是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的乐僔。据唐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记载:“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空 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公元366年的一天,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眼前奇景给震住了,认为这是佛祖在给他启示,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

此后,信奉佛教的北魏宗室东阳王元太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于是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逐渐兴盛起来。隋代虽然短暂,却并没有影响莫高窟的大兴开窟之风。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胁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与此同时,莫高窟的石窟营造也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

进一步凝聚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唐王朝由盛而衰。唐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占领沙州(敦煌)后大力扶植佛教,佛教势力迅速膨胀,也推动了莫高窟的继续兴建。

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张议潮乘机率兵起义,收复被吐蕃占领长达11年的沙州(敦煌),并遣使奉表归唐,被唐王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开始了归义军长达200多年的统治时期。张氏归义军政权恢复唐制,推行汉化,使敦煌的政局得到了稳定。佛教在张氏归义军政权的保护下,继续兴建寺院和石窟。宋干化四年(914年),曹议金接替张氏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归义军政权,一直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来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奉中原为正朔。曹氏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良好关系,不仅保持境内相对稳定的局面,而且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敦煌与中原和西域佛教文化的交流。

宋景佑三年(1036年)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敦煌先后为党项羌和蒙古族占领。西夏和元蒙统治者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视。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莫高窟开窟之风渐衰。元代以后,莫高窟逐渐荒废。

或许,当年潜心修佛的乐僔不曾想到,他这一凿雕刻出了一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创造了一个流经千年的文化圣殿。从公元366年开凿第一个洞窟开始,直到14世纪,莫高窟形成了南北长1700多米的石窟群。如今的莫高窟已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千姿百态的精美彩塑、灿烂丰富的灵动壁画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藏经洞 一名道士的抉择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清朝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其中也包括敦煌。一位姓王的道士云游敦煌,并在三危山发现了莫高窟,他感慨万千,便决定留下来。当时的莫高窟已经破败不堪,很多洞窟的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大多被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已经被遗弃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上,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即今莫高窟第17窟)被发现了。发现藏经洞的正是王道士—王圆箓。世事弄人,一位道士与佛教圣地莫高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在进入敦煌莫高窟大门之前,可以看到宕泉河旁矗立着几座塔,其中一座塔的主人就是王圆箓。

面对破败的莫高窟,王圆箓四处奔波,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记录:“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无意中揭发现了尘封许久的藏经洞。藏经洞原为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生前的禅室,用于禅修,附设于他的功德窟(即第16窟)甬道北壁。洪辩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此室改为影窟,并在窟内立了洪辩的真身彩塑像,展现洪辩生前的情景。后来,有人将洪辩像从此窟中移走,而把大量佛经、绢画、法器、社会文书等其他艺术品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闭窟口,并在外面绘上壁画进行伪装。

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 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其实,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藏经洞的发现等于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

藏经洞是上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和殷墟甲骨、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藏经洞出土了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能做的一切。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出土的古籍。当时的清政府日薄西山,根本无暇顾及,王道士只得到了“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的回复。于是,王道士无偿守着藏经洞,他期盼着有一天能等到识货的人。这一等,就是7年。

直到1907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见到了王圆箓和摆放在藏经洞外的经卷。在一番软磨硬泡之后,斯坦因仅用200两银子就换走了20大箱子的文书和精美艺术品。当时,对于王道士来说,他是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的,但这些银子可以用来清扫洞窟,修建寺庙……在无奈的情况下,王圆箓也只好让步了。1908年,来自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王道士领着他进入藏经洞,面对洞内三面都堆着一人多高的经卷,伯希和十分兴奋,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翻阅经卷,最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文献。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

所以他带走的文物更具价值。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带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和文物……

1931年,王道士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徒弟们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宕泉河边,还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气派的土塔。无论历史如何评价他,王道士以一介卑微之身,都可以满足了。如今在被世人所熟知的斯坦因为王道士拍的那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憨憨地笑着,瘦小的身躯藏在宽大的道袍下面,与藏经洞原来的主人洪辩那种深沉、睿智、自信的表情比起来,显得卑微与无奈。

飞天 中西融合的传世之作

在敦煌莫高窟营建的千年历史之中,不同时期的高僧大德、商旅行人、兵勇将佐、达官显贵、庶族平民、画师工匠都为敦煌石窟留下了折射出文化光 芒的传世遗产。同时,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也令莫高窟中的雕塑、壁画、建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多国、多民族文化的影响,无不展现出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痕迹,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文明乃至全球各大文明相互交融的缩影,是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也是全球交往和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的典范。

在莫高窟众多的艺术符号中,最具代表性、最被人所熟知的莫过于飞天了,可以说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和标志。而飞天并不单单是一种形象,更是承载着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形象最早出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西域,飞天也沿着丝绸之路飞越千山万水,最终出现在了莫高窟的壁画中。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以歌舞伎为蓝本,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大胆吸收外来艺术元素改变而来,结合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最终成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

飞天的飞动造型是通过人物形体的变化,如身体的翻转、扭曲,四肢的伸展、摆动,衣裙飘带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使画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飞舞的姿态,从而体现出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的动态之美,体现出飞翔的节奏与韵律。从十六国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五个朝代几百年的时间,敦煌飞天吸收、融合东西方文化艺术元素,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到了唐代,敦煌飞天的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这时期的敦煌飞天已少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飞天。在莫高窟中描写大型经变的壁画多出自唐代,表现大型经变的佛陀说法场面中多有飞天的身影。飞天飞绕在佛陀的头顶,或飞翔在极乐世界的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振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

唐代前期的飞天具有奋发进取、豪迈有力、自由奔放、奇姿异态的特点,尽显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这与唐王朝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开放的国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最具有唐代前期风格特点的飞天,是画在初唐第321窟的双飞天和盛唐第320窟中的四飞天。第321窟西壁佛龛两侧各画有两身双飞天,这两身飞天的飞翔姿态优美,表现出了潇洒轻盈的飞行之美。第320窟的四飞天画在南壁《西方净土变》中阿弥陀佛头顶华盖的上方,每侧两身,围绕华盖,互相追逐,既表现飞天向佛陀作供养,又表现佛国天堂的自由欢乐。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莫高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艺术,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敦煌莫高窟塔林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壁画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