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之美

Caijing Magazine - - Caijing Survey - 文/景凯旋

明高棅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前三期都有政治史作为划分的标准,如唐朝建立、开元天宝、安史之乱等,只有中、晚期之间的划分较为模糊。事实上,经历了短暂的元和中兴以后,穆宗初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现象已成痼疾,因此将公元820年作为唐诗中、晚期的分界,是可以成立的。

元和时期的一些著名诗人仍在创作,而一些年轻诗人已经崭露头角,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不能确定的晚唐时代,诗坛弥漫着疲惫与回瞻的情绪。代表诗人就有杜牧,当他凭吊洛阳汉魏古城时,曾写下“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的诗句,意谓东汉的李膺、西晋的王衍都曾洞悉时事危艰,但士大夫的清谈从来都无力挽回国运。

杜牧出身显贵,祖父是三朝名相杜佑,他自小就有经世之志,23岁时即写出《阿房宫赋》,表现出过人的见识。他没有像祖父及父亲那样通过门荫进入仕途,而是接连通过进士试和制举,先为洪州、宣州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僚,后又任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做幕僚是中晚唐士人及第后的主要选择,京官已不如从前那样吸引士人了。

安史之乱后,王朝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扬州、益州成为当时最繁华富庶的两个都市,元和时就有“扬一益二”之称。在扬州两年,杜牧多出入青楼酒馆,纵情声色。他后来在黄州刺史任上所作《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是对这一时期的回忆。

这首诗或许表现了诗人的反躬自嘲,或许抒发了诗人的牢骚不平,不过杜牧一生放浪形骸却是事实。据说,杜牧在扬州时常常夜出寻欢,牛僧孺派小卒暗中保护,当他取笑其行为时,杜牧开始还想掩饰,于是牛僧孺拿出小卒的密报,详细汇报了他的冶游行踪。这件轶事未必属实,但杜牧一定乐意自己拥有风流的名声,这是构成中晚唐士人名望的一个条件。

例如,杜牧写扬州的生活:“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表现的是豪奢放荡的贵公子形象,其中提到隋炀帝的事迹,已经没有《阿房宫 赋》那种道德谴责的意味,而是透着一种怀古的情绪。这样的诗令人想起六朝、初唐的宫体诗,但发生故事的处所已不是宫廷,而是民间。

美女从来都是繁华易逝的象征,就像那首著名的《赠别》:“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而无论杜牧的《张好好诗》,还是《杜秋娘诗》,都让人想到从前白居易的《琵琶行》——在命途多舛方面,士人与商女是很容易发生共鸣的。

杜秋娘曾是镇海节度使李锜的侍妾,李锜谋反遭诛,杜秋娘被籍入宫,曾受到宪宗的宠幸,后来做了穆宗皇子的保姆,皇子被废后,杜秋娘被遣回故乡润州,穷困潦倒。大和七年(833年),杜牧由宣州去扬州公干,途经润州,听了她的身世,想起历史上许多男男女女的命运,不禁发出“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的感叹。

商女的悲伤只是限于个人,士人却深谙历代兴亡之事,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年陈后主作《玉树后庭花》曲,溺于声色,终至亡国。今人多称此诗是感慨国势日微,而封建统治者却日日醉生梦死,但如果联想到杜牧对汉晋消亡的看法,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也是混迹欢场的一个普通人,对王朝式微已无多少悲伤。

往昔的繁华不再,反而给杜牧带来美感,尽管他反对佛教,认为梁武帝“至国灭饿死不闻悟”,赞成唐武宗毁佛,但他对王朝已自顾无能,不足为世用,多次要求外放江南,“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在他的回瞻中,正是梁武帝佞佛留下了江南的形胜:“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唐代文人眼里,六朝从来都是一个教训,但对杜牧来说,六朝却是一个值得追忆的梦,一种颓废之美。

杜牧的五古、七律都很好,但他最负盛名的形式是七绝。他在语言上尤其擅长组织四字句,构成幽美的意境。读他的诗,人们难以忘怀一骑红尘、千里莺啼。这是语言的升华,诗人最终在诗的语言中寻找到存在的家园。(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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