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关键时刻

只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通过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新供给扩张周期,重拾增长动力

Caijing Magazine - - Contents - 文 / 滕泰刘哲张海冰

: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只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通过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新供给扩张周期,重拾增长动力

2017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二季度经济超预期,但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迹象,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经济会不会再下台阶?何时才能开启新的上升周期?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只有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给升级,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供给扩张的经济增长新周期。

从传统周期理论到新供给经济周期

工业社会早期,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而且政府对宏观经济缺少必要的干预,经济周期性波动剧烈。比如,从1788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到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经历了十几次经济危机,每次都伴随着企业大批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和物价暴跌。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

工业社会中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工业国经济仍会出现周期性经济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但经济波动的强 度、对生产的破坏,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都远没有工业社会早期剧烈。比如1957年-1958年期间,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商品滞销、库存增长,但并未造成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现象,物价表现也相对温和。这个时期,经济波动的强度大幅降低,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已高度复杂和多元化,有的产业供给不足,有的产业供给过剩,成千上万的产业此消彼长,产业之间能 够有效对冲。同时,相对于原先封闭的市场,贸易和分工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宏观供给和需求波动的风险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也有效熨平了经济的波幅。加之,“二战”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极端现象有所缓解,工业化成果向更多人扩散,中产阶级逐步形成,生产相对过剩不再明显。这个阶段,是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定律的作用下,经济表现出更为温和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

“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理论和“有效需求不足型”周期理论在当时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都曾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在工业社会后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进入丰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房地产开发经济向物业经济转变,耐用消费品更新速度也在减缓,低值易耗的生产资料和快速消费品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不仅如此,宏

中国经济本轮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持续降低,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出缩量的需求。

观经济风险的特征也出现了明显变化, 2008年,爆发了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也没有出现经济持续负增长、大面积企业倒闭和大范围失业风潮,只表现为温和的失业率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这显示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力大幅下降。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升级、社会再分配制度调节等因素影响下,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不再显著递减,而宏观经济仍然出现周期性的下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给结构老化型”经济下行。

一个完整的新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等四个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中国经济的关键阶段

中国经济本轮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持续降低,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出缩量的需求,表现为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2%下降到2016年的6.7%左右。

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体现出典型的供给扩张特点,从供给结构来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下,钢铁、公路、房地产、汽车、家电等供给扩张行业带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8年以后,中国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开始由升转降,服务业份额开始上升,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钢铁、房地产、汽车等供给扩张产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尽管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财政刺激政策,但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并没 有因此提升,整个经济呈现出供给成熟阶段的特征。2010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加速下滑,钢铁、煤炭等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回落,经济进入供给老化阶段。

2016年以来,随着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新供给的形成,中国经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逐步提升,带动中国经济企稳。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以过剩产能为代表的老化供给持续退出,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升,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趋稳。

从新供给来看,华为、微信、阿里巴巴、高铁等新供给扩张产业,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龙头,新供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像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新社交网络和电子娱乐、互联网约车、共享单车这样的新供给形成产业也在走向扩张,知识软产业、信息软产业、文化软产业、金融软产业和其他服务业所占比重迅速提高。2017年7月,中国新经济指数(NEI)为31.5,即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3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 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新兴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增速快于传统产业。2016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5个百分点。新供给、新动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以新供给为主要产业支撑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方,经济转型已初见成效。以北京为例,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198.2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2.2%,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

由于供给老化造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很多行业的产销率一度持续下行,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开始提升,产品的产销率开始企稳回升,一些基础原材料的产能利用率也开始回升。

随着老化供给持续出清,加上城镇化后期和工业化边缘扩散效应的拉动,传统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有望趋稳。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趋稳。2016年以来,CPI低位企稳,核心CPI仍稳定在2%左右的水平,未来消费总体稳定。

老化供给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逐渐减弱,新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逐渐凸显出来,但按照三分之一的新经

济体量,每年12%左右的增速,新经济体量比现在翻一倍,还需要大概六年的时间。新兴行业从体量上和传统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尚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如果上游大宗商品继续暴涨挤压下游企业利润、融资成本大幅抬升、房地产“灰犀牛”风险导致投资增速出现非线性下滑,使新供给形成和扩张失去良好的宏观环境支撑,有可能影响新供给扩张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上升周期的进程。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上一轮供给扩张周期中,以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供给扩张行业,给日本带来了长达30年的经济上升周期。但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起来时,日本未能及时引导要素进入新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依赖汽车、家电等老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供给老化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老化供给的代表性企业已经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新旧动能转换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往往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老化供给形成冲击。iPhone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而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老供给就面临着退出的命运。同样,当互联网约车等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日子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过了。

既然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老供给的退出,那么所谓“去产能”、“去库存”也有其经济学逻辑上合理的一面。然而市场化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再有要素向回报更高的新供给部门流动,最后是供给老化的产能退出。所以,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和“去产能”、“去库存”, 至少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才意味着供给升级见到了一定的成效。反之,仅仅把过剩产能或者老化的产能企业关了或停产、限产,还算不上供给升级。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要素从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的产业加快向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产业转移,有利于推动供给进入扩张新周期。经济进入供给扩张周期后,新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1个单位的供给能够创造出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

短期来看,要放松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等三大行政性供给约束,确保经济迅速恢复复苏动力。一方面,减少管制和行政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审批。比如北京出租车的牌照限制,造成了北京长期以来打车难、打车贵的顽疾,而滴滴出行等新供给的产生,以共享经济的方法调动了车、驾驶员等要素进入城市出行这个市场,解决了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如果能够在更多关键领域放松管制,就会释放更多生产力。另一方面,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为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提供金融支持。按照70万亿元的企业信贷总额来计算,每降低一个点的融资成本,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 可增加7000多亿元,对经济有明显的正拉动作用。减税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每降低1个百分点的税收,就会有千万家企业扭亏为盈、焕发出勃勃生机。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那些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哪些新供给将来会创造哪些新需求,形成多大的新动能。通过解除要素的供给抑制,将会增加要素供给总量、降低要素的供给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优化要素供给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全面提高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的供给总量、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地租和资金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制度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是供给升级的真正驱动因素,只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通过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进而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新供给扩张周期,重拾增长动力。(作者供职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编辑:袁满)

资料来源:万博新经济研究院、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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