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与经济发展不是零和关系

Caijing Magazine - - Caijing Survey - 文 /王波明

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今年4月,我在纽约见到他时,获悉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气候方面的新书。在书中,他分享了做纽约市长期间治理环境的经验,令我印象深刻。在与他商议之后,我们决定将这本书引入中国,于是便有了《城市的品格: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的环境治理商业新方略》。

布隆伯格一直以来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他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曾三度管理过纽约;他还是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创始人,掌控全球最重要的财经资讯帝国。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布隆伯格的另一个重要身份——环保主义者。

2001年,布隆伯格竞选纽约市长,当选后一干就是12年。商人和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让他在纽约市推行的环保举措更注重经济效益,也更便于操作。正如布隆伯格在《城市的品格》中所说,自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环保主义者。然而,布隆伯格却发现了在城市推行环保的秘径: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并不冲突,甚至可以彼此促进。

在布隆伯格看来,环保和经济增长不再是对立的“零和关系”,凡是有利于公众、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措施,其实也有利于遏制气候变化。而执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城市。城市不仅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来源,也是最大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城市遏制气候变化的举动还将带来整体经济的增长,城市、企业和居民 都能从中获益。

《城市的品格》揭示了布隆伯格担任纽约市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环保举措,其中不少经验之举都值得包括北京在内的全球很多城市借鉴。

为老建筑降低碳足迹。传统的深色屋顶容易吸收热量,建筑制冷的能耗高。浅色或者反光屋顶,能在高温天气大大降低建筑顶层的室内温度。布隆伯格启动了“纽约屋顶降温计划”,纽约市还通过法案,强制新房屋顶必须涂成浅色或反光面。这项举措不仅减少了建筑的制冷能耗,也为业主节省了不少降温开支。

提供清洁的供暖。除外来污染因素之外,纽约很多居民区供暖使用的6号燃料油,是纽约市内最大的空气污染源。2015年起,纽约禁止了6号燃料油的使用,这项举措为空气质量带来了巨大改善。三年内,二氧化硫污染降低了近70%,烟尘排放量降低了近25%。

鼓励自行车出行,设立步行街。汽车是空气污染的重大来源。布隆伯格任纽约市长期间,将1.3万辆出租车换成了混合动力或其他高能效车辆,将燃料效率提高了50%。纽约还借鉴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道设计,12年来共建造了长达470英里的自行车道。从2001年到2012年,纽约骑车通勤者的人数增长了三四倍,而每年自行车重大事故的数量却丝毫没有上升。

2009年起,纽约尝试将城市最重要的枢纽——时报广场,改造成为步行空 间,禁止机动车驶入。这项对道路的重新设计,使得时报广场附近的通行时间缩短了7%,交通事故导致的受伤人数降低了35%。到2013年,时报广场的商铺租金增长了一倍,它也首次跻身全球十大最有价值的购物街区。效仿时代广场的成功经验,纽约开始在全市推行类似的整改,另设了超过50片步行广场,释放了数十英亩的公共空间。

靠未来的利润扩建地铁。修建地铁可以缓解交通压力,更能减少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但纽约市的地铁扩建计划一直因资金不足而裹足不前。通过预支未来的利润,纽约市既延伸了地铁线路,也收获到更大的经济利益。

纽约曼哈顿西区的哈德孙城市广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开发项目之一。它的所在地曾经是一个面积28英亩的铁路车场,也是曼哈顿最大的未开发地块。但这个车场离最近的地铁站也有半英里左右的距离。2004年,纽约市政府发行了价值20亿美元的债券,筹集资金扩建地铁七号线,在车场新建了地铁站。

车站完成后,消费者和商家如期而至。附近新开发的办公楼和居民楼,为纽约带来物业税收入用来偿还了债务。

环保并非遥不可及,它与每个市民、每家企业的利益都休戚相关。若是个人、企业可以共同参与,市政府能够有效管理,气候问题就能得到有效控制,甚至还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作者为《财经》杂志总编辑)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思想文化开放,文人士大夫于理政之暇,多浸淫佛道。由于儒家思想偏于社会治理,而于个人生命的关注较为阙如,士大夫在政治方面积极入世,在人生方面则往往另寻寄托。一部《全唐诗》中,禅悦的诗歌甚多,这构成唐代文人的主要文化生活。

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历经数百年的翻译、格义,至唐代逐渐形成中国式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与净土宗宣扬的口念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世界不同,这些本土化宗派都有深湛的思辨,更受士大夫欢迎。一般说来,士大夫并不严守某个宗派的教义,而是取其无执的观念,更倾心于禅宗。

禅宗以《金刚经》印心,强调“无所住而生其心”,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种顿悟思维既给了世人成佛的方便法门,又契合审美的直觉规律。受其影响,中唐以降产生了许多诗僧,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称,释子以诗闻世者多出江南,如灵一、护国以及皎然、可朋、齐己。他们的诗大都阐明禅理,同时又注意诗歌的形象性。

白居易曾指出诗僧的特点:“文为人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皎然《秋晚宿破山寺》:“秋风落叶满空山,古寺残灯石壁间。昔日经行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此诗表现自性清净的禅机,写出对于世界的本质感觉,而非诗人自己独特的心境。

再如贯休《山居诗》:“难是言休即便休,清吟孤坐碧溪头。三间茅屋无人到,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宗炳社,夕阳秋色庾公楼。修心未到无心地,万种千般逐水流。”僧人作诗的构思顺序与文人不同,往往先是有了一个禅理,然后借外在的物象来描写,所谓“为解脱性作”。譬喻本是佛教说法的重要方法,因而诗僧作诗多喜欢用比喻,而不是兴寄,这是僧人诗与文人诗的一个重要区别。

这几首诗都可以说是好的禅诗。好的禅诗不是要能说出一个新奇的禅理,而是能将禅理用一种新奇的比喻说出来,表现出明心见性的澄净无碍。文人也有写禅诗的,其对禅理的了悟往往还高于一般诗僧,如李翱《赠药山高僧惟俨》其一:“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 道无馀说,云在青霄水在瓶。”便是一首思致深刻的禅诗。

惟俨是中唐名僧,属于南禅青原行思一系,主张修行在自然,不必刻意读经。据载,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出任朗州刺使、湖南观察使,曾访惟俨居处问道,惟俨以手上指天,下指水瓶,李翱由此悟到万物皆有自性,当即写下两首禅诗。这首诗采用后期禅宗接引时惯用的机锋,道不可言说,却又真实自然,它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作为韩愈的学生,李翱一生都坚决崇儒排佛,其在儒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论,但这恰恰又是援佛入儒的结果。在《复性书》中,李翱区分了性与情,认为人性本善,不善是由于为情欲所惑。“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这里的“性”相当于佛教的“佛性”,“情”则相当于佛教的“妄念”,而他说的“正思”即源于佛教概念,即无欲之思。

李翱在《复性书》中指出,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就需要转向内心,在“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的“正思”中摒除欲望,“去情复性”,达到《中庸》所说的“至诚”的境界。李翱的复性论为宋代理学家的心性之学开了先河,一般认为其思想源于《中庸》《易传》,但不可否认,“去情复性”的思想同样也受到了禅宗的佛性和无住的启发。

李翱认为“至诚”就是圣人之性,并且将其定义为“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这已经不是先秦儒家的“至诚”,而是佛道“万物一体”的体悟。在前此李翱诗中,天上云与瓶中水都是在比喻万物的自性统一,而他的《赠药山高僧惟俨》其二:“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同样既是在写惟俨的修行,也是在写一种物我合一的无欲境界。

钱穆先生曾说,宋明理学的核心是“大我之寻证”。这种主体观念显然是融入了佛教思想的结果,从而使得士人从汉唐以来的家族伦理观转向更加开阔的社会。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主体观念仍然是一种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自我,强调灭人欲,最终限制了主体性发展的可能。(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城市的品格》(美)迈克尔·布隆伯格等著周鼎烨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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