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中国的TMT ?

无论是爱国生意,还是国家安全的噱头,能对其有所抗衡的,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Caijing Magazine - - 目录 Contents - 文 /本刊记者金焱编辑/苏琦

无论是爱国生意,还是国家安全的噱头,能对其有所抗衡的,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美国封杀中兴一个月后,中兴命运与中美贸易谈判的未来捆绑在一起。

中兴通讯事件汇集了中美戏剧性冲突的要素:中美观念的差异、信息的错位,两大强国间彼此激烈的竞争、双方在技术角逐中暴露出的力量失衡,对未知的恐惧等等。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则对《财经》记者说,“我觉得迄今为止,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兴了,这个问题能解决,中美就应该不会开战。”

中兴被放在这样的高度,屠新泉解释说,中兴事件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标志,它对中国的杀伤力最大,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也最大——所谓杀伤力是指,美国的确处于上游的有利位置,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同时,这也会极大打击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的可信度;杀死中兴就是切断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依赖美国其实是美国的优势。

在中兴命运悬而未决之际,联想誓死要打赢荣誉保卫战的文章刷屏。联想的问题,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描述说:自己业务不争气,碰上危机公关也不给力。在美国,华为最为麻烦,因为华为太强大了,中兴落后很多,联想则是个 阿斗。

当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意和噱头的环境下,华为、中兴和联想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在美国,民族主义带来了“美国优先”的治国策略,四处扣“国家安全”的帽子,华为、中兴这些率先实现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有意无意地成为靶子;在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企业的技术行为、高科技产业自身的发展放大到国家危机存亡之际的道路选择,联想5G投票也成为靶子。

自从去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各种围追堵截持续加码,在技术上,美国担忧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利用其电子设备搜集信息,窃取机密,尤其是那些核心网络中的关键设备。

5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关税大棒伸向了进口汽车。他指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援引1962年的一部贸易法的“232条款”,着手对进口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调查。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海外进口已经损害了美国汽车行业,需进入国家安全调查的视野。

但无论是爱国生意,还是国家安全的噱头,能对其有所抗衡的,则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美国也难以闭门造车

日前,华为发布的全球首款全面屏笔记本MateBook X Pro进入美国市场,自我设定了极微薄的获利空间,只为在美国市场占有一寸容身之地。不久前,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基于安全考虑,已要求全球美军基地贩卖部停止销售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手机。

华为手机进军美国的悲剧只是华为在美国发展各种坎坷的一个缩影,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对打虽然似乎没有输赢,结果却基本被市场绑架,而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与技术、创新,与国际较力密不可分。中美竞争在此时展开,国家安全的焦点集中于技术转移和网络空间的安全。

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直接得出结论,说华为和中兴通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它们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敏感数据。2016年,安全调查人员在华为和中兴的某些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预装软件,其中设置了每隔72小时把手机上的所有短信发回中国的后门,这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信任提供了潜在证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不久前直接针对华为一致投票,阻止接受联邦政

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华为在美国总有点儿时运不济。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极化催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深度怀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对大的机构没有信任,对全球的精英都不愿苟同。这种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又以某种爱国主义的外衣呈现出来。

互联网靠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靠引发网络热议的联想5G投票等标准的设定。在网络的发展创新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都发现,各种跨越国界和主权的全球性数据流动带来很大的挑战。

放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科技企业被指责以惠普、思科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作为踏 板进入美国联邦系统。联想和华为因向美国公司提供各种硬件产品,被认为有“网络间谍 ”的风险。中国组装了全球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电子设备,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造能力搞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美国网络风险管理公司Sera-Brynn曾在美国网络安全市场研究公司Cybersecurity Ventures发布的季度全球网络安全企业500强的名单中挤入前十。几个月前,其首席战略官希瑟·恩格尔(Heather Engel)警告说,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不只是业务目标,还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企业在网络风险管理上投资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为它们的供应链的弹性取决于网络安全。

美国现在的讨论倾向于相信,美国供应链暴露出对中国的脆弱性。恩格尔 对《财经》记者说,威胁真实存在,供应链的威胁对任何企业都是非常真实的。最近许多数据安全事件都始自供应链——去年美国最大信用报告机构之一、Equifax的黑客入侵事件,它使超过1.45亿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和影响的数据安全事件,此前更早,美国百货零售商Target发生用户数据消息泄露事件。

安全研究中心Ponemon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56%的企业发生过供应商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

在支持美国联邦信息系统的商业电子组件和信息系统中,中国供应商的角色举足轻重。中国直接被国会点名——供应链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实体,他们指导或补贴供应商生产,制造或组装产品。

下一步是什么呢?完全不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可能性非常小。商业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是由东亚供应商控制的国际化生意,中国在东亚诸侯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硬件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计算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开关、光纤电缆和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地。

恩格尔也持同样观点,她说,解决方案不是把所有的中国供应商都禁了,毕竟现在的商业是全球性的,中国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算是中兴、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完全被禁,也不存在其他的供应商就“完全安全”这回事。

在除去中国之外,美国并没有多少其他可替代选项。而美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也没有,恩格尔说,鉴于当今商业、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ICT)组件的全球性,美国很难闭门造车。

上有政策大棒,下有供应链

特朗普政府在持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围堵,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的在华企业也如

坐针毡。前麦肯锡高管欧高敦(Gordon Orr)负责麦肯锡亚洲地区业务20余载,主要集中于科技行业。如今他是联想、英国太古集团(Swire Group)等企业的非执行董事。他告诉《财经》记者,美中之间贸易和投资局势紧张,许多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都在担忧是否会惹火上身。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加剧到什么程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对《财经》记者说,双方竞争在加剧,甚至可能接近于互相冲突,但与19世纪或20世纪不同,现在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是彼此争夺全球经济的权力杠杆——控制规则和制度,标准、商业和技术,冲突的焦点不再是军事角力或领土扩张。

在这一竞争中,刘易斯认为,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起关键作用,尤其是信息技术,这是鉴于其对政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技术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中美关系中有紧密的商业合作,同时政府间深度互疑,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的局势。

美国母亲节那个周日,华盛顿突然而至的燥热天气因一阵紧似一阵的雷阵雨而凉爽起来。未到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出人意料地发文“解禁中兴”。四天后,美国众议院顶风行动,一致通过了对中兴实施制裁的修正案,让中兴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中兴是科技企业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代表。中兴有8万员工,如果中兴死亡,算上产业链,渠道商将有数十万人受到波及——通讯设备全球分工程度极高,从底层芯片到系统软件、生产线上的测试工具、研发中的开发软件,都需要全球化的产品与技术。通信设备商再牛,也没有人能做到全产业链全覆盖。

特朗普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美国跨国公司多专注于营销、设计和创新, 同时把业务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外包出去。通过全球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系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是由加工贸易驱动的——美国将一部分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组装后,中国再出口到美国。 按特朗普的计划,若大幅度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美国可能要迫使一些制造企业寻找其他国家进行组装,来替代中国。这种有针对性的要求几乎肯定会对跨国公司造成伤害,包括许多在中国有生产设备的美国公司。

在产业供应链上,中国投资者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有数据显示,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跃升了185%。不过在美国政客坚称中国的投资是用来盗取美国的高科技成果后,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骤然减少。2017年,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比2015年的峰值下降了12%,今年相数额会更少。

对美国科技公司而言,它们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从苹果、思科到高通等等,这些美国科技公司都在中国有生产线和产品。史宗瀚表示,与其设定削减赤字的目标,美国莫不如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停止所有“本土组件”的要求。

因为特朗普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颠覆,使他在贸易上和中国较劲的同时,也在其他战线上开战。在和加拿大、墨西哥对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了九个月的谈判后,日前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他不能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就会退出这项协议。三方谈判的最大争议是汽车问题。

一辆车大约有3万个零件,电脑、智能手机的零部件要少很多,但也需要数百个零部件。无论汽车还是电脑、智能手机,很多零部件都不是在美国制造的。 美国正在推动收紧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该规则将规定一辆汽车必须拥有多少比例的当地零件,才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免税待遇。

据美国官方数据,去年美国一共进口了830万辆汽车,总价值达192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240万辆、加拿大180万辆、日本170万辆、德国50万辆。

NAFTA对整合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制造和供应网络的增长有很大贡献。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产业组主任克里斯汀·基客翟克(Kristin Dziczek)对《财经》记者说,NAFTA允许汽车生产商以最低的成本生产,降低了供应链风险,从而保证了汽车的生产制造留在北美。若没有NAFTA的存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转移到亚洲、东欧或者南美等低成本国家。不管特朗普怎样威胁,在NAFTA的前提下,供应链不断增长、相互关联,这不会轻易就被取消掉。

中国也是一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如果贸易摩擦持久化,将会引起全世界产业的转移和再造。

全球化的速度史无前例,信息通讯技术现代化努力越来越依赖于私有企业与商业现货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供应链更复杂、更国际化,也有更多变数。

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创新和生产刺激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并决定了中国出口的速度和范围,这本身是中国开放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结果,而不单纯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结果。

从产业链的角度上,一方面,中美产业链的互补性都很强,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发展新的技术、与新的供应商达成合作,供应链也在不断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它们在这个产业链上或联合、或位移。

自从去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各种围追堵截持续加码,在技术上,美国担忧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利用其电子设备搜集信息,窃取机密,尤其是那些核心网络中的关键设备。图/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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