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義與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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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期發生多宗徘徊在公義與情理之間的事件。從萬寧印花盜竊案到浸大普通話事件,都是公義與情理一方各執一詞。當一方鐵面無私依法辦事時,另一方則批評不合時宜有欠公允;當一方以情入理,作出相對寬鬆的判決時,另一方則抨擊是介入了個人感情有法不依。毫無疑問,自非法「佔中」事件發生後,公義與情理的尺度確實失了分寸。

萬寧印花案的七旬婆婆被裁判官肯定庭上撒謊,但由於未能肯定她最終自行歸還印花的原因,基於疑點裁定盜竊 罪脫。這項裁決普遍獲得社會認同。萬寧行政總裁事後更發表聲明,對未能情理兼備處理事件,以致對婆婆造成不便和困擾向她致歉。言下之意,假如當日念及情理便不會將事件鬧上公堂了。相信大多數市民是基於案中被告乃七旬老婦,而且印花值不了幾個錢,出於同情心而歸責原告一方沒有人情味堅持將老婦告上法庭,引起對原告不滿及反彈。幸好法庭的判決終於為事件劃上圓滿的句號。明顯地,社會大眾是出於情理而非公義去判斷事件。

除了法庭判決的案件外,有些屬於非檢控範圍的爭議又如何解決呢?最近發生的浸大學生粗暴對待老師事件引發的連串爭議,到底問題的徵結在那裡?是學校普通話考試要求嚴格而強學生所難,觸發學生發難?還是學生對老師的詰責和不堪的態度令校方不得不作出停學的處分?很明顯這裡存在著前因後果,但問題出在學生對老師責難的影像已經透過社交媒體公諸於眾無所遁形,再有更多合理化的原因亦難以獲得公眾的同情。亦因此,學生這次行為已經失去了

情理的依據,該得到應有的懲處。即使犯事學生再為當時的行為辯護,多番解說試圖脫卸責任,亦不過是嚼舌而已。

非法「佔中」後遺症大

不能否認,自從 2014 年發生非法「佔中」事件後,香港的法治,以致社會上的行事規矩,確實有點進退失據亂了方寸。當香港自詡為法治社會時,卻於2014 年發生了動搖香港根本的非法「佔中」事件。一小部份所謂知識分子、社會精英鼓吹非法「佔中」,不但以身試法破壞了香港的法治精神,而且導致後來者的仿傚,荼毒不少年青人,致以後出現各種亂了規矩的社會現象,影響很大。

近期多宗引起爭議的新聞,亦多源自 2014 年的非法「佔中」事件,例如對非法「佔中」者的判決;或是非法「佔中」期間警方是否濫用了執法力度等。不管判決如何?都會引起正反雙方的不滿,當中自然有充滿個人色彩或政治取態的情緒參雜其中。這在在說明事物總有人利用不同角度的解讀,迷惑公眾。正如站在正面一方,自然從正方角度出發據理力爭;站在反方,又何嘗不會從反方的角度力挽狂瀾。在這種情況下,公證能否在兩方的夾縫中作出正確判斷呢?

政治融合遇困難

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各方面都進行得十分順利,從經濟到社會民生等尚算融合,反而政治上就出現不少障礙。好像今年三月的立法會補選,到底去年被DQ的議員是否可以參與補選也是極具爭議的議題。打個比方,如果一名小偷被捉拿後誓言不會再犯,是否就等於可以馬上釋放,令其改過自新,無需施加任何懲罰?當日被DQ的議員是因為就任宣誓時表現不當言行(內地稱宣誓辱國),導致全國 人大常委會釋法,法院因此褫奪某些議員的議席。到底這種宣誓辱國行為是否一年半載就能改過自新,從此既往不咎,馬上可以參與補選呢?還是有個期限讓其思過,方有資格重新參加往後的選舉。試問一個曾經在議事堂上公然表現出宣誓辱國行為的人作出這種舉動會是偶然的嗎?這種態度難道不是諸於內而形於外!假如在短期內再給他宣誓機會,他自然學乖了,像鸚鵡學舌般宣讀誓詞,但往後肯定依然固我,其奈我何!

這樣的鬧劇在 2016 年 10 月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時就出現過。當時青年新政候任議員游惠禎在10 月 12 日第一次宣誓無效後; 11 月 2 日當天突破保安攔截強行闖入立法會,在混亂中裝模作樣的嚴正宣誓,這樣的宣誓是否有說服力,能讓人信服嗎?一如剛剛被褫奪了議席的議員,是否就有資格可以即時參加補選一樣。雖知道,他們被褫奪議員資格的原因,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 104條釋法,是宣誓與法定誓詞不一致,失去公職資格,不得重新宣誓。

無疑,當我們行使公義時,反對派自然制出情理的大道理;但當我們出於同理心行事時,反對派又會使出他們的一套公義標準。

一地兩檢合情合理合法

至於說情理之間的判決,如「一地兩檢」的爭議,一方認為「一地兩檢」可以充分發揮高鐵效益,提升競爭力;但另一方卻認為方案不符《基本法》,雙方因而在情與理間不斷爭拗。去年 12 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高鐵「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情合理合法地解決了問題。至於有關堅持方案不符合《基本法》的人士會否就此罷休,繼續糾纏下去,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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