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英国国家的形成

借助英国国内重新激活“英国性”的命题讨论,从而事实上地强化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在内的国家认同。

CEOCIO - - Contents - 郑渝川/文

今天的人们,大多都听说过苏格兰启蒙运动,但很少有人知道还同时期还有一场英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出大卫·休谟、威廉·罗伯逊、约瑟夫·布莱克、亚当·斯密等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并且这群知识分子还格外抱团。

18 世纪中期之后的100 年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只培养了500名医生,但苏格兰却培养了1万名医生。工程师培养的数量同样如此,最为有名的苏格兰工程师就是詹姆斯·瓦特。建筑师领域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

苏格兰人才大量涌向伦敦,以及英格兰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其他大城市。这是苏格兰人对于英国国家忠诚的重要体现。叶卡捷琳娜大帝曾试图诱拐瓦特到俄国发展,后者给出的回答是,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即大不列颠王国。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几十年,苏格兰人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英格兰人的同路人。大不列颠王国(英国)出现在1707年,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联合法案》,把苏格兰联合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一个信奉新教的统治者、一个立法机构和一种自由贸易体制— —苏格兰人并不乐意 投入与英格兰的联盟,双方的宗教信仰也有很大差别。为了压制天主教徒,英国议会要求其背负惩罚性税赋,禁止拥有武器,同时在教育、财产权等方面受到歧视。这种情况下,苏格兰人形同双重异类,联系到几十年后所出现的苏格兰技术和文化精英对英国概念表现出的高度认同,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

苏格兰如何融入英国?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琳达·科利所著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一书,出版后曾成为“沃尔夫森历史奖获奖图书”,并在英国内激起关于国家身份的大讨论。这本书被认为在英国国内重新激活了“英国性”的命题讨论,从而事实上地强化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在内的国家认同。全书讲述了1707~1837 年(维多利亚女王继位)这130年里几起重大历史事件在英国国内产生的复杂影响,使得英国从人造的

国家概念,逐步生发强化,成为这个国家大多数国民愿意接纳的祖国。

英国从提出到强化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实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融合。1707 年《联合法案》和7年后汉诺威王朝即位所建立起来的体制,在一开始是相对脆弱的。英格兰贵族和商人更加关心英国的贸易利益及海军建设,这个国家还需面临斯图亚特王朝僭君叛乱的威胁,后者很明确要从苏格兰下手。《英国人:国家的形成, 1707~1837年》书中指出,叛军之所以没有成功,连对于斯图亚特王朝表现出一定同情的苏格兰人也甚少加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8世纪初期,英国开始与法国在殖民扩张、贸易等多方面展开战略抗衡,同时还需要防备其他殖民扩张国家的挑战,如果因为斯图亚特王朝叛乱而使得英国陷入内乱,或被军事占领,那么,包括苏格兰商帮在内的英国商人的利益就将失去了保障。

外敌当前,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增强融合创造了可能,而这段时期,新兴商人阶层还不失时机地掀起了经济和文化国家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成为了一个公开讨论的命题。英国殖民扩张需要增加征募军队,还需要将苏格兰的许多基础工业重新投入运转,过去针对苏格兰人所设立的相关限制显得不合时宜。尽管在民间,一些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私斗仍然频频发生,但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根本对立已经消失。随着大量的苏格兰青年才俊加入帝国的军队、科学界、艺术界,并争先恐后被派遣到世界各地成为英国、英属殖民企业的代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经因此结为利益共同体。

当然,苏格兰人大量加入英国殖民扩张格局,也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影响:触发了美国革命。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主体以英格兰移民为主,而英国当局的英格兰官员在对待美洲事务上也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政策(这也可以解释独立战争期 间,仍有近半数殖民地居民希望留在英国体系之内而不是选择独立)。偏偏是“许多有影响力的苏格兰人都把美洲战争当作向伦敦强调他们在政治上可靠的一种手段”,坚决要求镇压叛乱。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也因此迎来了英国国家概念强化中的第二个挑战:美国从英国羽翼下脱离而出。法国视美国独立战争为击败英国的重要胜利,而英国国内很多人也确实因此感到沮丧。然而事实上,英国在失去马萨诸塞等十三个殖民地后,却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使得国力极大提升,不但在与法国的长期竞争中笑到了最后,驱逐了本有望一统欧洲的拿破仑,而且还消化了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

实际上,在应付美国独立战争和之后的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的同时,英国还平稳渡过了第三个,也是相比外部危机更为重大的挑战,那就是重新塑造了统治阶级,在国内建构了统治的合法性。《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书中就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叙述。

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尽管新兴商人阶层的影响力和财富都大幅上升,但在英国政治生活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仍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言人— —传统贵族。工业革命的爆发,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土地交易的活力,开始真正意义上使得商人、地主、贵族之间打破了不相通婚的界限,从而为创建并巩固一个“新的、统一的统治阶级”创造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英国精英阶层也实现了深层次的文化重建,从最初有意识地排斥竞争国— —法国的流行文化、贵族文化,到有选择性地予以模仿,再到推动适应于近代化、大都市的新型文化,并发展和奠定了“不列颠民族

国家的态度”的“更加统一的贵族教育”。以上这些,使得英国的民族文化、精英文化开始自此呈现出不同于欧陆文化的浓郁特质。

国王如何从全民公敌到爱戴对象?

从国外迎回国王,建立汉诺威王朝,再加上17 世纪英格兰议会与王室之间的不愉快记忆,这些注定了英国国王、王室在国家政治、社会、文化中所处于的微妙而尴尬的角色。《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书中指出,首先,王室获得的政府拨款非常有限,国王在为王室仆从支付工资后,所剩无几,这与欧洲大陆上其他国的国王所过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国王的权力、权威都受到严格限制。投机的开发商在白金汉宫对面抢购了空地,盖了一排住宅,销售卖点就是可以让业主近距离观看王室生活;英国王室希望财政部拨款买下这排住宅,以避免王室尊严受损,但要求被后者拒绝了。第三,汉诺威王朝前几任国王浓厚的德裔种族和文化色彩,难以赢得国民爱戴。

1760 年继任国王的乔治三世成为了扭转上述尴尬,重新塑造国民对于国王、王室感情的关键人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 年》书中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王室通过兴建皇家艺术学院等方式,为国家、国民创造福利。第二,国王保持着在国家事务中审慎介入的态度。第三,英国开始流行《上帝保佑国王》等有利于塑造国王、王室权威的仪式。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国王开始向民众展示脆弱、真实的一面。乔治三世患病之后,激发了公众同情。并且,国王等王室成员经常低调出行,公开展示亲民形象。正是因为此,乔治三世去世时,英全国商店自发关门,伦敦的穷人也戴上了表示哀悼的配饰。而这也意味着,影响英国国家认同的第四个挑战得以平稳解决。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书中还耗费笔墨叙述了18世纪末期至1837年,英国国内妇女社会组织为争取妇女权利所展开的抗争行动(尽管要等到1918 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进程;深入分析了拿破仑战争如何在全英国广泛激起包括平民、贫民在内的全民爱国热情,王室和政府不再担忧动员平民可以招致叛乱的威胁。就这样,在短短 10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就从过去被动的了解国家、服从或抗拒统治,转变为具有明晰国家观念、国家利益概念,能够“为了国家利益而积极热心的参与者”。

(作者为财经作家)

苏格兰人形同双重异类,联系到几十年后所出现的苏格兰技术和文化精英对英国概念表现出的高度认同,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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