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私盐贸易是观察中国传统市场最好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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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行之 发自上海

无论对古代的政府官员还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事情有时候都显得颇为古怪,千方百计给老百姓直接的好处他们不要,偏要去“违法乱纪”。

衡州,即今天的湖南衡阳,清代是湖广行省辖下的一个府。在中国盐业千年官营的背景下,衡州在清初属粤盐区,但刚好在粤盐区与淮盐区交界之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州人吃粤盐,其实是舍近求远,盐从广州出发,要绕上一大圈。相比较而言,淮盐运到衡州的成本反而更低,人们当然更愿意吃淮盐。而且与淮盐区盐税考核只到省一级不同,粤盐区对官员的盐税考核是一直到县的。衡州盐商向粤盐区交的税达不到指标,县官便强行摊派。百姓没钱,就只能强迫乡绅富户买盐或直接交钱。乡绅们很不服气,他们以为,只要能把衡州归入淮盐区,就可以摆脱县官的纠缠了。

于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衡州的乡绅和读书人开始奔走呼吁,要把家乡划到淮盐区,甚至隆冬正月跑到北京,直接向皇帝陈情,事情闹得很大。终于,到了康熙年间,朝廷正式把衡州府从粤盐区划入淮盐区。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士绅们拼死拼活争取到了吃淮盐的“福利”,老百姓却不领情。没过多久,人们又回过头去,吃起了从广东走私过来的盐。原本没有多少私盐的衡州府内,自此开始私盐泛滥。

这件怪事,是黄国信在为写硕士论文而批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想搞清楚,这个“大反转”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盐务类档案中,黄国信查到大量官府记录的食盐走私案。所有案卷的叙事逻辑都一样:政府明令禁止走私,但这些人依然铤而走险,因此被严惩。这样的“官样文章”无法带给他更多启发。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官商勾结的陈述,但具体怎么勾结的?里头并没有细说。”而且档案中记录的涉案官员大都是地方小官,甚至衙门兵丁,完全没有高层大官的踪迹。“官商勾结,这是高中生都能得出的结论”,黄国信不满足于此。这位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一书,瞄准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时的国家权力是如何介入市场的。

盐商、总督和皇帝

从一份《潘氏家乘》(光绪刻本)中,黄国信找到了当年衡州府内淮盐粤盐之争的答案。

这部文献藏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收录的大量文稿,是嘉庆、道光年间一位大盐商与亲友往来的私密信件。“对买卖私盐的事情,盐商一般不会自己记录下来,这样的材料很难找。”

信件的主人叫潘进,广东最成功的盐商之一。衡州府的粤盐,很大一部分就是经他之手走私的“。两广地区六个销盐地区,只有潘进所在那个区域是可以顺利上交税收的,其他地方都欠税。”

按照明面上的规定,官府授予潘进的许可证,仅仅允许他在一个叫沙湾的地方卖盐。可这个地方靠海很近,老百姓可以自己在家晒盐,市场上的盐卖不出去。潘进就开始想办法,暗暗把生意做到粤北,也就是淮盐与粤盐的交界区。

潘进之所以能把走私生意越做越大,湖南粮储道李可蕃是个关键人物。在黄国信看来,这两个人并不是基于简单利益交换的“官商勾结”。李可蕃是潘进同乡,又是他同学的二哥,还曾有过相互帮衬的约定。从信中内容看,他 们的关系很亲密。其中一段往来,由黄国信转译成白话文:

“你现在湖南做粮储道了,应该再帮帮我的忙。五六年前,你曾经帮我们跟湖南的衡州、永州、郴州的道台彭应燕打过招呼,让他尽量少干预我们在这个地方卖盐,效果很好。现在你到湖南来了,能不能引荐我直接跟他们见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潘进写信说。

李可蕃回信:“我早就想让你来了,我们以前不是约定过吗?我知道你很聪明,很有行政才能,请你做我的幕僚。现在机会来了,我外放做粮储道了,你来帮我做幕僚吧。”

此后,潘进又回信了,大意是,他不能即刻去做幕僚,而是要先把手头的生意处理好。

通过李可蕃,广东商人潘进联络到许多湖南地方官。可湖南地方官为何会允许私盐进入自己辖区,影响当地盐业收入?黄国信发现,问题可能出在政绩考核上。按照清朝的制度,盐业好坏是直接影响官员政绩的。但在李可蕃所在的淮盐区,盐业考核只到省一级。粤盐区则不同,业绩考核一直延伸到县。这意味着,湖南官员纵容私盐进入并不影响考核,而另一边,粤盐区的两广官员也有了宽容粤盐走私的动力。

所以,潘进这样的盐商,其实能同时得到两边官员的支持。“有好几个两广总督,包括蒋攸铦、阮元、邓廷桢等人,都是坚定地站在两广盐商的背后,努力把盐卖到湖南南部去的。”

粤盐大量进入两淮盐区,影响了后者的盐税收入,这就引起了两地高级官员的尖锐对立。黄国信梳理了很多材料,展现嘉道年间,淮盐区官员与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户部、皇帝之间旷日持久、喋喋不休的争吵和磋商。经常 是湖广官员联合户部一起找两广总督理论,后者则找出各种理由推诿搪塞。

黄国信还发现,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在这场纷争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经常出尔反尔。明明淮盐区更占理,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两淮反而被妥协掉了”。“这是因为淮盐区面积大,人口多,经济也相对比较好。整体来说,税收问题不那么严重,盐税上缴比较顺畅。朝廷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反正问题不大,亏一点就亏一点,把问题解决算了。”

这就是当年衡州那次反转的原因。衡州隶属粤盐区时,在政绩考核压力下,官员对私盐查得很紧,少有私盐案发生。而划归淮盐区后,两大盐区官员开始勾结盐商,纵容私盐入侵。官盐比私盐价格高了几倍,而且到了清中期,从广州运出来的盐可以经由北江、韶关再到衡州,路程缩短了很多,运输成本更低,老百姓当然都去买便宜得多的广东私盐了。这些原因加起来,就造成了衡州府先是民怨沸腾后又私盐泛滥的局面。

表面上,两次争端围绕同一个问题:老百姓该吃哪里的盐。实际上,运作事情的人的动机和行事逻辑完全不同。“前一件事是行政的事情,后一个则是市场原因,这两种逻辑到了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矛盾。”

但在两边官员的讨价还价和皇帝的默许下,怪事就这样发生了。“皇帝对私盐不是不知道,可行政到了一定层级,很多问题是没法一刀切的,在传统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持续运转。”

市场的逻辑

今天的佛山西樵镇村头村,是潘氏单姓村。始于家族崛起核心人物潘进的福荫,在这里绵延了很久,民国时期,这里就出了数位政府高官,还有北京大学、岭南大学的教授。多年前,黄国信到村头村考察时,就感觉这个村庄很开阔,环境好。村里规模最大的古建筑,是潘氏大宗祠。宗祠始建于乾隆初年,雕梁画栋,青砖琉瓦,很是气派。尤其是祠堂前竖着的象征家族荣耀的旗杆石,给黄国信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排一排,有很多,一看这些,就知道这个家族出了很多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村庄很幽静,似乎没受多少外来影响。村里很多事务都是族人在规划。在祠堂的修缮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潘家人花了很多心思。

对整理家史,他们也很热情。当年,黄国信刚进村,第一站就被带到宗祠,老远一看,潘 家人已在门口迎候了。在珠江三角洲,老百姓一般是不愿给外人看家族文献的。但潘家的一位后人很慷慨地都拿出来给黄国信看,还讲了很多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家史。

不过在黄国信所查阅、搜集到的盐商史料中,潘进其实是一个特例。“真正贩私的盐商,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还是会遭到很大的打击。”

《清史稿》就记录了道光年间大盐枭黄玉林的案例。这个私盐集团的首领,常年在江苏水运要冲仪征贩卖私盐。他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走私船上“器械林立”,以致“辘护转运,长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则劫掠屯船转江之官盐,每次以数百引计”。

黄玉林也不是没和官府打过交道,他曾收买了一些巡逻的兵丁,为他通风报信。“寻求与官方的合作,是走私盐商最为典型且有效的行为方式,这反映了政府干预下市场的特定形态。”但因为没能与上层人物达成合作,朝廷先是招安了黄玉林,最终又把他杀了。

古代中国大部分朝代,国家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宋代以后,盐税更成了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但从未有一个朝代能够彻底禁绝私盐。黄国信曾做过一项数据统计,发现清廷按照人口发放的官盐额度是满足不了民众需求的,“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知道私盐无法禁止,会留出一些灵活的空间”。

在黄国信看来,“私盐贸易是观察中国传统市场最好的试验场”。《市场如何形成》一书只有200页出头,仅仅包含一个具体案例,却抱着探明整个中国传统市场运作逻辑的雄心。那个市场并非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理性人市场,而更类似于波兰尼提出的那种“社会关系和商品交易结合的体系”。“你不得不重视其中的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市场。”

不过他也坦言,“从历史学角度,这并不是一本很成熟的书,史料还不是很完整”。反而是经济学者们给了这本书更好的评价。“要谈中国市场,还应该囊括米粮贸易、木材贸易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贸易情况。时间上,也可以不局限于清代。这次的书稿交得还是仓促了。如果将来有机会再版的话,我会把这些材料都加进去。”

上图:潘氏大宗祠,是如今佛山西樵镇村头村里规模最大也最气派的古建筑群。下图:潘氏家藏的文献,为黄国信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图片提供/黄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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