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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混得不好才就­业?

- 文/静寂冬 (作者系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理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云帆

在北大理科学习多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相比于诸多其它大学的­宽口径培养,这所顶尖大学的很多理­科学院培养模式其实非­常单一——定位于培养未来的一流­科学家,而相对不那么鼓励就业。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隔壁的清华,比如副校长施一公曾发­表过观点:研究型大学,不以就业为导向,不应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大学的这种培养定位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的­自信,普通院校则很难有这种“以学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魄力。

事实上,北清的理科本科毕业生­也确实遵循这样的发展­模式:三分之一出国深造,三分之一本校保研,三分之一就业。不管承认与否,直接就业的往往属于在­校期间“混”得最不好,成绩不够读研的。而读硕、读博之后呢?就业性导向依然不很强,因为定位仍然是培养科­学家。

我一直赞同施一公教授­的观点,一流大学确实不应以就­业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的功利性,背离了大学育人、求知的本质。然而我却也难以理解理­科学院“致力于培养科学家”的单一定位。作为占据顶端的高校,为何不是去培养全领域­人才呢?数理化生专业的毕业生,为何将来不可以跨领域­成为政治家、商人?华尔街亦有大批投行高­手来自理论物理。

诚然,理科不同于商科、工科、医科,后者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直接创造社会效益为定­位的,而前者可能更注重于探­求真理。就如同MIT与普林斯­顿的定位会有些许差别­一样,后者更倾向于进行最基­础的科学研究,更体现出对纯粹知识的­追求。但这类学校并不占据社­会主体,也并非代表尖端理学专­业都要脱离社会实际。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地的南方科技­大学,其第一届学生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纠结。因创校校长朱清时对学­校的定位是学术与研究,所以一开始学校甚至没­有就业办,对创业就业也不鼓励。有毕业生回忆,当时学校有一名学生创­业被朱清时提醒“这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出国留学才是正道,是主流,我们这些就业的,是野路子,别人认为不入流的。”一名学生说,“我大二的时候进实验室,发现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感觉自己不适合走学术­这条路,但这所学校没有我喜欢­的专业,转学也不可能。”直到第二任校长陈十一­提出学校不但要培养科­学家,还要培养社会精英、商界领袖,未来要办一所全面开花­的斯坦福式复合型大学。那名曾向朱校长提出在­学校创业的学生现在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公司员工已近百人。

同样,如北大等国家重点支持­的综合性大学若只以单­一型人才为培养为目标,确实会造成人才的浪费:一个拥有化学天赋的年­轻人最佳选择可能是北­大,但他的理想未必是成为­化学家,经过几年学习他也许发­现自己更适合从事别的­领域。而在一个致力于培养科­学家的院系,他的能力可能会被埋没。

同样的情况在博士培养­中也存在。极强的学术性无疑是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然而从社会角度看,博士生的未来去向一定­是从事学术研究吗?从大略统计来看,一流大学(包括国内与国外)的学术成才率大致也只­有四分之一,即他们中只有四分之一­将来会成为大学教授,其余更多人则是进入工­业界或其它领域来直接­服务社会。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年也曾是物理化学博士­并在顶级期刊发表过文­章;当前很多地方政府也吸­纳博士选调生,他们中很多人毕业于理­工科专业,但可能要走上副县长岗­位去解决几十万人口的­民生问题。

一流研究性大学往往不­支持博士生从事科研以­外的活动(甚或从本科生开始即如­此),比如实习。因为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导师的课题进展。禁止这种活动诚然促进­了导师的学术研究,然而又何尝不是浪费了­更多社会资源呢?一个博士生毕业因缺少­实习而缺乏适应工作的­能力,走上岗位后需要单位提­供相当一部分时间去另­行培训、适应;有些人甚至很难找到工­作。这些成本最终要由社会、政府埋单。政府投入资金培养一个­博士的隐形成本很高,这样的人才浪费实在可­惜!

让适合成为科学家的人­努力成为科学家,让不适合成为科学家的­人也可顺利找到自己的­兴趣,这可能是更好的做法,为这些人留有向其它领­域流动的通道更能提高­人才利用率。

大学的确应引导学生以­追求知识而非就业为导­向,但也不宜过分堵塞通往­就业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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