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贷生死劫

利率畸高和暴力催收,已成为现金贷的标签。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Contents 目录 -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亭亭 实习生 蔡文瑾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一名网贷人士无奈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现金贷业态确实太乱了。”

早在 2015年前后,消费升级、技术创新带来的变革,使现金贷凭借其金额小、期限短、放款快、无抵押等特点迅速崛起,一场“狂欢”就此开始。

然而近几月来,一系列监管新规直指现金贷乱象。今年4月,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做好现金贷的清理整顿工作,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确保出借人资金来源 合法,禁止欺诈、虚假宣传。8月24日,银监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下称《信披指引》)要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及时向出借人披露借款人基本信息,包含借款人主体性质、借款人所属行业、收入及负债情况、截至借款前6个月内征信报告中的逾期情况、借款人在其他网络借贷平台借款情况。由此,现金贷的业务门槛大幅提升,“秒批”“、秒到账”模式或将无法延续。

近日,市场频传现金贷将纳入互金风险专项整治范畴的消息,更传出不日将出台整治新规的说

法。现金贷会否遭遇“一刀切”式强监管?是否会经历如 P2P整治甚至如 ICO式的取缔?

“现金贷本身就是 P2P、民间借贷的变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都是在打擦边球。即便有了监管,也不排除进一步变异的可能。”

谁在狂欢?

“(现金贷平台)至少 2000家。”前述网贷人士说,“没有确切数字,很多平台藏在‘冰山’之下,未被统计到。”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涉及现金贷的从业机构及产品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银行系,如工商银行“工银融e 借”、建设银行“快 e 贷”、招商银行“闪电贷”等,利率普遍较低;二是持牌消费金融系,如捷信、中银消费金融等,年化利率多介于10%—25% 之间;三是电商系,如蚂蚁金服“借呗”和腾讯“微粒贷”,年化利率介于 20%—40% 之间;四是 P2P系,即网贷平台、网络小贷平台及各类现金贷平台,如信而富、掌众金融、发薪贷等,其年化利率水平分化明显,低者或至50%,高者则高达 500%以上。

另外,也有部分其他领域的机构嗅到风口而来。此前专注社交领域的无觅科技近期就悄然布局现金贷,产品为“借钱快”。

“现金贷业务太挣钱了。”有专家如是评价。这从近期部分机构披露的数据中便可见一斑—— A 股上市公司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年中绩报显示,该公司上半年营收10.66 亿元,同比增长 33.85%,旗下现金贷产品“2345贷款王”总计贡献 5.5 亿元。

另据盈灿咨询统计,我国现金贷整体规模约在6千亿元到1万亿元之间。

有蛋糕就有人抢。前述人士称,目前市场上开展现金贷业务几乎没有门槛。首先执照上没有明确限制,其次搭建网站、技术架构的成本非常低, “几万块钱就能搭起来,随即开展业务”。

但事实上,市场是否需要如此大量的从业机构?是否存在先“供”后“求”、以“供”生“求”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表示,确实存在由于供给的增加导致借款人需求增加的情况。 许多借款人本身尚无急切的现金需求,但被一些现金贷广告所打动,进而引发违约风险和高坏账率。

高利率低风控

行业极速膨胀,催生诸多乱象。利率畸高和暴力催收,已成为现金贷的标签。据统计,多数互金平台的现金贷产品年化利率均在 50%以上,行业平均年化利率超过 100%,有平台甚至高达 500%。

“这极不正常,其本质就是高利贷的线上化。”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

高利率必然伴随暴力催收。“文明催收根本催不回来。”一家 P2P 平台高管直言,“第三方催收机构至少要拿走回款的三成,这都是成本。”

此前有从业人士公开解释称现金贷的高利率源于高企的资金成本,而在网贷天眼副总裁潘瑾健看来,很多平台基本是零风控,导致坏账率畸高。“平台想通过高利率覆盖高坏账率,利率自然就高了”。这即是说,高利率的初衷在于获得高收益来覆盖资金成本,但事实上,风控不到位才是利率高企的根本原因。

记者调研发现,互金平台无视风控者不在少数,有现金贷平台如2345贷款王,甚至在借款页面直接写明自己是“不看征信报告的秒批贷款”。

“这完全违背了金融规律。”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直言。

手续费、担保费、账户管理费、逾期费等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也变相抬高了利率,部分平台在放款之前会将这些费用先行扣除,即收取“砍头息”。而在潘瑾健看来,“砍头息”只是零风控的障眼法而已。更有甚者,为了减少市场对“砍头息”的争议,记者近日发现一些平台开始悄然无声地“换汤不换药”。

一家现金贷平台服务人员称,该平台不会在放款前扣取任何费用,而是先将款项全额打至借款人账户,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日之前由系统从借款人绑定的银行卡中不定期扣取,即变相缴纳“砍头息”。多头借贷比例攀升,也暗藏债务风险。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使得借款人在两个及以上平台同时负债,各平台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无法准

确辨识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头借贷完全不健康。”一家现金贷平台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应尽快建立对借款者负债信息的分享机制,密切关注动态跟踪其负债情况和偿还能力,并加强行业自律。”

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需求也为那些帮助借款人多头借贷的“助贷”机构提供了生存土壤,加剧“共债”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传统金融机构尤其区域性中小银行缺乏互联网基因,难以跨区域获客和展业,因此往往以资金方的角色,在互金平台提供兜底措施的前提下与其合作放款。

“但平台出现问题,最后损失的还是银行。”薛洪言说,“风险最终将传导至传统金融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涉及现金贷多头借贷在网贷中的占比已超50%,“很难想象这个数字背后暗藏多大的风险”。

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薛洪言看来,现金贷的初衷在于为传统金融机构尚未服务到的人群提供服务,而低门槛作为普惠金融的要素之一,却未在现金贷得到准确的诠释。“大多数只做到了‘普’而没做到‘惠’,利率过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自今年 4月《指导意见》首次点名现金贷至今, “36%”就像悬在各家平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唯恐因此被“一刀切”。

专家指出,36%的红线确实存在“一刀切”的可能。目前的风控模型和技术手段很难对所有群体进行精准画像和风险定价,因此仍需用高息覆盖风险。

而在薛洪言看来,正是因为定价偏高才使得现金贷平台能够“养得起”生态圈中的大数据机构、征信机构、场景方、催收机构等诸多关系方。“事实上盈利都来自正常还款的客户,他们支付的高利息间接‘养活了’这个生态圈里所有人。”

李爱君也认为,利率过高不利于长远发展。一方面,借款者本身并非富裕阶层,承受力通常有限;另一方面,超过 36%的部分不再受司法保护,容易导致暴力催债。因而,平台不应简单粗暴地解决风控问题,应尊重金融规律,更科学地把控市场信用风险。

“会否划出红线仍有待商榷。”一位监管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市场有现实需求,机构要覆盖成本,如何解决此间冲突,仍需探索和磨合。”

堵不如疏

前述监管人士表示,对于这些从事与金融相关度高且变相提供担保业务的平台,应尽快明确监管职责,填补监管空白。

李爱君认为,首先应充分考量现金贷的社会价值与危害,若危害大于社会价值,应采取严格监管。其次,从两方面着手解决行业现有问题,一是考量从业机构的真实风控水平,二是出借者应选择合格借款人并遵循“谁实施风控谁承担责任”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也表示,现金贷迅速“风靡”的一大原因就是放贷“不挑人”。

在利率方面,杨东建议,考虑到现金贷平台运营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我国对现金贷的监管可更为灵活,对符合特定风险防范要求的平台推行利率限额豁免制,即对部分达到风控要求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利率限制。

黄震也建议“堵不如疏”,应促使持牌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充分、普惠的金融服务;并对从业机构的合同文本、内部合规制度文本进行审查,确保其合法合规。

薛洪言认为应强化银行等正规机构的主力军作用,这样不仅能加速行业规范,还能使这部分消费群体留下有效的数据和信息,完善我国征信体系。

“关键还是监管。监管应引导现金贷产品做更好的产品设计。”潘瑾健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应当是去中介化和更为透明,而不是新瓶装旧酒,表面创新实则乱象不断。”

现金贷本身就是P2P、民间借贷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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