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中国经济走向新周期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China Policy Review - - 目次 - □马晓河

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市场空间。但令人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中新动力成长不足,体制支撑力不够,科技创新缺乏 本轮经济周期性下行已经见底,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在新的起点上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积蓄力量

当前,在国内外环境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29 个季度出现了从高位向中高位转换,对当前经济形势如何判断,今后经济增长是一个什么走势,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怎么选择,本文将提出一些看法。

经济增长已稳定在周期性底部,即将进入新周期

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 29个季度从高位向中高位转换,经济增长率由12.2%滑落到6.7%,此后平缓上升到6.9%。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稳”表现在GDP、工业、就业、收入改善、民营投资加快等方面。呈现出好、优、快、升的发展特点。“好”表现在实物指标上,农业形势较好,发用电量、货运量、进出口、企业效益都保持向好势头。“优”表现在经济结构优化上,在需求结构中,投资贡献下降,消费贡献率上升;在产业结构中,工业贡献下降,服务业贡献 比重上升;在区域结构上,区域联动发展机制正在建立,少数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态势得到扭转。“快”表现在新动能成长快,新业态、新产品、新产业发展迅速,新设企业增加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快。“升”表现在社会预期和信心普遍上升。

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经济已完成了一个增长周期(一上一下),通过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避免了经济增速大滑坡,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周期性底部,实 现了经济软着陆。

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是继续延续上半年的趋势,还是会出现波动抑或上升?我认为,本轮经济周期性下行已经见底,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在新的起点上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积蓄力量。从国内看,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为了稳增长、扩内需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包括改革体制机制,运用金融创新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运用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施重大工程建设,改善民生环境;通过“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 2025》、“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通过取消行政性审批事项、降税减费、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等扶持中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推进国企改革,放宽垄断行业进入门槛,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稳定进出口贸易,简化出口退税手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对外贸企业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从国际看,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欧洲经济形势向好,日本经济

好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增速平稳等,都有利于中国经济从周期性底部走向新的周期。

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尽管,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已呈现出好、优、快、升的发展特点,但是,目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得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在新的周期中,回升基础不牢固,动力不足。

1.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美

元进入加息周期、美国特朗普内向收敛和对外保守政策,可能以平衡贸易逆差、非市场经济国家、汇率操纵国等名义,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国脱欧,德国、法国、荷兰等大选后政治、经济政策面临调整,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会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多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形成竞争替代之势,产业和贸易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在持续。此外,中东地缘政治持续紧张,朝核问题日趋复杂,中印边境矛盾再起,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从需求结构变动看,短期内投资下降势头不减,消费持续增长缺乏动力支撑。当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无论是公共投资空间还是制造业投资空间都变得越来越小,在投资空间变小和边际效益持续下滑作用下,中国投资增长幅度不断下降。此时,消费也紧随其后出现了趋势性下行。为什么在投资下降后消费增长率也平缓下行?根子在于中国体制和政策 安排上。长期以来,中国的体制和政策框架都是围绕扩大投资和增加生产建立起来的,这种框架从许多方面都是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的。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产能,而不利于城乡居民增加收入进而扩大消费。在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上,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在不断向高收入人群倾斜,有利于不断增加储蓄进而支持提高社会投资率,不利于增加消费,导致社会消费率持续下降。根据我们对 2000 年到 2016 年的数据计算,按照五等分法测算不同阶层的城乡居民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变化,结果发现,占城乡人口40%的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居民在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占城乡人口20% 的高收入户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上升,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相对和绝对差距都在扩大。经 济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当居民收入增加后,中低收入户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户的边际储蓄倾向高。结论很清楚,城乡居民中高收入户收入增长越快、所占收入比重越高,就越有利于增加储蓄,储蓄最终变成投资进而转化为产能;而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居民收入增长越慢、所占收入比重越低,就越不利于增加消费。

3.从供给结构看,落后产能在淘汰,传统产业改造进展缓慢;新兴产业成长尽管很快,但由于规模小,还不足以填补传统产业衰退留下的空间。当前,实体经济困难大,

企业负担重,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差。中国企业运营环境尚存在“三多一快两高”问题,即政府审批环节多、税费多、买方卖方垄断多,劳动工资上升快,利息高、房租高。2016年世行和普华永道关于全球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全球企业平均税负40.6%,中国企业总税负68%,排世界第12位。

世行《2017年营商环境调查》把中国排在 190个受评估经济体的第78位。中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纳税”、“保护少数投资者利益”等方面排名均落后。2016 年在中国开办1家企业平均需要 11 道手续和 31.35 天时间,而经合组织平均是5道手续和9天时间。

4.从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会通过投资和需求两方面抑制经济增长。

2016 年“9.30”房地产新政出台后,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大城市纷纷出台“两限”政策,开发投资出现回落,热点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销售额增长率都出现下降,价格涨势趋缓。从今年2 月 28 日起,北京、广州、石家庄、郑州等超过55个城市升级调控政策,发布了各种调控措施 160 次,4 月 1日住建部和国土部发布60号文之后,各地相继实行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离婚、限交房时间和定向加息等措施。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销售额增长率明显下降,价格涨势进一步趋缓甚至下滑。可以预见,今后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因此,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增长将会受到约束,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5.金融风险在积累,已经达到高风险爆发窗口期。近期,央行公

布,中国2016年国内债务为244万亿元,总债务率257.1%,其中政府 46.4%, 企业 166.3%, 居民44.4%。另外,外债 1.5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1万亿元,这样内债+外债共 255万亿元,债务率达到342.7%。还有一个风险是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也达到68%。当前,中国 金融风险表现在:一方面,近几年杠杆率上升过快;另一方面,风险点过于集中。比如,高负债的房地产业绑架金融,一旦房地产市场降温、去库存,就加大了金融风险;传统产能不断积累过剩,一旦遇到需求滑坡,企业将通过债务链加大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增大金融风险;目前国内上万家私募基金和各种资管公司,业务主要依靠银行表外业务和券商资金池,有十万亿元左右理财产品在三年内要募新还旧,一旦募新受阻,将会引起兑付危机。另外,美元进入加息通道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对中国资本外流也构成不小压力。在此情势下,中国货币政策遇到了两难选择,加杠杆将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降杠杆将直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原有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新的周期已经来临,但因国内外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201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都不会太快,大概保持在 6.8%左右。尽管中国经济正在从高位向中高位转换,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经济体。同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市场空间。但令人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中新动力成长不足,体制支撑力不够,科技创新缺乏。

几点宏观经济政策思考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完成了一个小周期,被稳定在周期性底部,要使经济走出底部,在新周期中实现上行,还必须驾驭和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化解经济 运行中影响稳增长的基础性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经济向好向上的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1.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中,关键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近几年的宏观政策中,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企投资的政策措施,包括减少或取消行政性审批事项,提高小微企业应纳税上限,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大幅度降低非税负担等,这些政策措施要尽快落地见效,惠及实体经济,以增加企业的信心和预期。同时,还要加大力度放宽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以及市政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民企在这些领域参与国企改革,从法律上明确和保障其投资权益。

此外,要对公共投资政策做出战略性调整,首先,调整公共投资政策安排,适当控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既为民间投资留下余地,也为社会消费腾挪空间;其次,调整公共投资结构,压缩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大上”项目,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民生最需要的领域,比如加大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社保等领域投入,投向最需要的区域,比如强化跨边境、跨省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真正增加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创造良好条件;再次,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效益,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杜绝跑冒滴漏,促进公共投资效益最大化。

2.在扩大有效需求中,关键要

把居民消费拉上去。当前,要实现

经济稳中向好,居民消费是短板。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社会消费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最好途径。应该用体制机制改革的办法,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释放社会消费增长潜力,支持传统消费,拓展新兴消费,发展高端消费。为此,要围绕中国居民当前“没钱消费、不敢消费和不愿消费”的问题,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收入比重,降低资本收入比重,同时适当控制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应降低个人所得税率,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征收档次,加快实施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为了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政府还可以对中低收入阶层采取某些消费补贴或税前抵扣政策。比如对城乡居民购买节能绿色家电、节能汽车给予财政补贴,对中低收入者子女中高等教育支出、购买首套住房等可采取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或税收返还政策。

二要切实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社保、教育、住房等问题,适时适度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使社会保障真正发挥作用,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社会的预防性储蓄,让中低收入群体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放心花钱。比如以较大幅度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较大幅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助标准,适时调高对困难人口的救助标准。

三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高收入群体提供优质、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或服务。应引导社会资源向市场真正需要的产业流动,既要提高现有产品的供给质量,又要开发科技含量高、环保节能的新消费产品。

3.在结构转型中关键要把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起来。当前,要使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核心是促进新动力的形成与成长。在这方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淘汰落后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的思路是,在淘汰落后低端产能的同时,应避免产业转型中的空心化倾向。应抓住世界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提供的新机遇,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走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之路。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应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层面,要支持一批支柱性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第二层面,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优势产品;第三层面,着力培育一批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还要秉持城乡 联动、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引导发展资源向经济增长优势区集聚,培育一批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比如,以中国“两横三纵”空间布局为依托,南北向打造三个经济增长带,东西向打造两个经济增长带;同时,在“两横三纵”空间交叉点上,结合城市群培育,重点打造一批经济增长极。为了加快传统产业改造,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解决实体经济的困难,政府应该进一步取消或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下决心降低企业增值税率和所得税税率,继续取消一些基金、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和诸多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加快国企改革,减少行业垄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4.在稳中向好进程中关键要把金融风险降下来。面对金融市场形

势新变化,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中性,调节货币供给规模和增长速度,正确处理控制总杠杆率与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关系。既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要促进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三农、小微企业流动。加强金融风险点、风险领域的监管和防控,支持企业债转股和开展股权融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推动金融机构搞好股权投资(投贷联动)改革试点。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促进股市健康发展,防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大幅波动风险。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基本稳定。通过这些措施,力争把金融风险降到可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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