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涂板行业发布自律宣言 主动进行“行业治理”才是破局的关键

China's Foreign Trade (Chinese) - - ·目录 - 文/顾华宁

仲裁自起源来看,是以临时仲裁开始,即当事人基于信任,将争议交由双方合意选定的仲裁员进行审理和裁决;及至19世纪才出现机构仲裁,即由常设仲裁机构按照仲裁规则管理仲裁程序,仲裁庭的设立和审理、裁决均需遵从仲裁规则规定;从而使仲裁日趋规范化,仲裁机构的主要角色是进行仲裁程序管理。现今世界的通行做法是二者并存,多国法律及相关国际公约均认可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的效力。但中国仲裁自起始就只设定了机构仲裁,而无临时仲裁,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明确要求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指明仲裁机构。

中国在临时仲裁方面的新规定

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其中第9条涉及自贸区仲裁司法审查,在涉外因素认定和临时仲裁两方面对现有仲裁制度进行了突破,由此中国不再只有机构仲裁而无临时仲裁。

根据《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9条第三款,在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的,应报请上一级法院进行审查。上级法院同意下级法院意见的,应将其审查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作出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并未指明所需 仲裁规则为机构仲裁规则还是临时仲裁规则,为国内规则还是国外规则。2017年3月23日,横琴自贸区率先颁布《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并于4月15日起施行。该规则侧重于机构介入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制约和补充。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机构介入是临时仲裁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中国仲裁机构的多重角色

仲裁机构的角色并不局限于仲裁程序管理。作为中国设立最早的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自成立时起,就将与国际仲裁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作为机构建设的一部分,并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介绍中国在仲裁方面的独特做法。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16日成立第一家致力于通过仲裁等多元争议解决方式处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争议的仲裁中心,从而为PPP这一新型争议提供国际化、专业化的争议解决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一大特色是自从设立伊始即推行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独特争议解决模式,自上世纪50年代,全部案件均以此模式结案,至目前近三分之一案件以此模式结案,体现了中国独特争议解决文化下更好地协调矛盾,在解决争议的同时维系当事人的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致力于宣传推广这一特殊争议解决模式,

在国际仲裁界被认可为“东方模式”。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除服务于争议解决,不断提高专业化、多元化服务水平外,还致力于仲裁专业人士的培养,提供仲裁员定期培训考核,并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相关研讨项目和定期模拟仲裁比赛。在案件审理指南和证据指引方面进行研讨,并于2015年3月1日推出《证据指引》,帮助当事人、律师和仲裁庭在仲裁中更加有效地处理证据问题。

新型化仲裁机构多元服务

仲裁机构提供的服务并不仅限于仲裁相关事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积极促进当事人和解,并将调解贯穿仲裁全程,从当事人提起仲裁申请后,到仲裁庭作出裁决前,均可进行调解,并可中止仲裁程序,便利调解的进行。

除和仲裁相结合的调解外,北京仲裁委员会还设立调解中心,进行独立调解,并制定了专门的调解规则和调解员名册;对于建筑争议,北京仲裁委员会亦提供专家评审服务,由专业人士出具评审意见。

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创新,与香港和解中心合作推出“香港调解结合中国国际仲裁”,在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争议后,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以便当事人顺利执行和解协议。

放开法律服务市场带来的竞争和挑战

随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发程度不断加大,国际商会仲裁和替代争议解决委员会等国外机构开始进入中国仲裁和替代争议解决市场。对于国外机构在中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能否依据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将其视为“非内国仲裁”予以承认和执行,目前暂无明确规定,但从法院 判例可见,中国法院已从最初拒绝承认和执行转变为认可的态度,2009年宁波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意见,将国际商会仲裁和替代争议解决委员会针对宁波工艺品公司案在中国审理并作出的裁决视为“非内国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3年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的裁定中可见,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境外仲裁的,仲裁条款无效。但这一对境外仲裁的限制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中对涉外因素的认定突破。

可以预见,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和中国法院对境外仲裁机构的态

度愈加友善,国外n仲d裁机构将会加大进入中国仲裁及替代争议解决市场的步伐。

国际商用机器案的启示

国际商用机器和富士通公司操作系统软件版权争议案是在仲裁程序中融入多种替代争议解决方式的典范。双方争议始于上世纪70年代,至1983年双方进入和解程序,但在执行和解协议时发生争议,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于1986年根据和解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双方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再由这两位仲裁员推选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先是进行小型审理,但未能解决双方的基本分歧。之后,仲裁庭建议双方将两大分歧交由两位当事人选定仲裁员调解,两位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同时和双方当事人或单方当事人会谈,但避免由一位仲裁员单独和当事人见面。1987年双方就两大分歧达成和解协议,为全面解决争议奠定基础。不过,这一和解协议只是框架性协议,在首席仲裁 员于同年辞任后,双方决定由两名仲裁员继续审理,在两名仲裁员不能达成一致时,再以临时仲裁方式加入第三名仲裁员来打破僵局。同时,将两名仲裁员的任期延长15年,以监管和解协议框架的具体执行。之后,仲裁庭作出部分裁决,双方技术专家根据裁决中的指导性意见,就版权费用进行协商,再将协商不能解决的分歧交由仲裁庭裁决。仲裁庭根据双方提出的核算模式,作出最终裁决。

这一争议案不仅涉案金额大,案情复杂,而且仲裁庭的权限远远超出常见范围。两位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员采用了多种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自行和解、小型审理、调解、短员仲裁庭继续审理,专家介入等等,这种创设性的方式不再将仲裁庭限于解决已有争议,而是着眼于未来,长期性地协调当事人的分歧。尽管这种突破性的做法在理论界褒贬不一,实践中亦存在风险,但它带来的利益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在仲裁程序中加入不同元素,综合多种替代争议解决方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走钢丝一般,仲裁员需艺高人胆大,在尽量避免风险和陷阱的同时,促进当事人达成一劳永逸的争议解决方案。当然,这种做法和当事人的高度配合是分不开的。从国际商用机器案看,一方当事人是来自替代争议解决发达的美国,另一方则是非诉文化盛行的日本,这也是争议得以顺利解决的原因之一。

事物总是在变化中发展,仲裁亦是如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仲裁机构如何调整角色,融入多种争议解决方式,灵活高效地为当事人服务,是仲裁机构急需续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走出去、引进来”的更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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