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为涉外诉讼律师提供“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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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无疑成为了中国近几

“一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意味着涉外律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巨大市场。那么对于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展的“一带一路”项目,是不是就因为相关项目需要适用国际公约或国外法律,又或者有关争议需要在境外诉讼、仲裁解决,所以我国律师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呢?笔者以为不然,理由如下:

涉外诉讼律师可以积极协助、引导境内企业妥善处理境外纠纷

2010年,笔者曾有幸与师父方国庆律师为某知名企业在英国的一起诉讼案件提供法律服务,正是这起案件让笔者意识到即使有时中方律师无法亲自出庭代理境外的诉讼、仲裁案件,仍可以积极介入当事人的此类纠纷,为国外律师提供重要协助,为国内当事人提供正确引导。

例如,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只需提供能够支持己方主张的证据既可,而英美法系国家施行证据开示制度,在该制度下当事人既要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样也要提供对其不利的证据。由于我国现代法制建立的时间尚短,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还不成熟,当面对证据开示制度时,中方企业本能的反应是隐瞒对己方不利的证据或事实。而出于对境外律师的不信任,中方企业也很少 会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或证据主动向境外律师进行披露,但这些被隐瞒的证据和事实一旦在庭审中被法庭查明、发现,不仅会使法院或仲裁庭对中方企业的印象大打折扣,还会使境外律师因为事前没有准备而陷入尴尬的局面。此外,我国虽未建立交叉询问制度,但该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存在,交叉询问制度是庭审中双方律师对抗与冲突最激烈的

阶段,也有助于各n方d向法庭揭示事实真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中国律师,如果没有经历过交叉询问制度,也未必能招架得住,更不用说是完全没有诉讼经验的中国公民,因此中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旦说谎,很容易被法庭发现。像证据开示、交叉询问这些制度,境外律师由于语言障碍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很难向中方委托人解释清楚,假使境外律师做出了清楚的解释,中方委托人也未必能充分信任,而涉外诉讼律师恰好能游刃有余地衔接这两者,虽然中国律师并不全然了解国外法律,但法律知识基础和长期形成的法律思维决定了其更能理解国外律师的观点和思路,另一方面中国律师更清楚中国当事人的内心活动,易于与委托人沟通,如果让国外律师与中方委托人直接对接,容易出现互不信任,或是互不理解的局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地位, 不乏本国法律适用英美法系者,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照搬原宗主国法律,或与宗主国法律极为相似,故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涉外诉讼律师如参与、指导这些涉外案件显然会更得心应手。

涉外诉讼律师可以为境内企业的“一带一路”项目保驾护航

涉外诉讼律师对境内企业的“一带一路”项目的规划,尤其是合同设计,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外诉讼律师可以凭借处理同类诉讼案件的经验发现合同履行中的常见风险点,加以设计、改动来预防交易风险。以进出口矿石买卖合同为例,货物所有权和风险转移的时间,货物的数量、质量以装卸两港哪份检验结论为最终结论,买受方对超过何等比例的货物享有拒收权,货物基准价格的锁定,汇率风险的承担、适用法律以及管辖机构等重要条款,都值得律师关注,如果未得到妥善处理,可能会增加当事人的履约风险。

此外,由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需要大力建设港口、机场、码头、公路、铁路等,不仅我国的钢材、水泥等过剩产能得以向海外释放,全球海运贸易需求也因此得到增长。在全球航运市场步入寒冬的当下, “一带一路”相关建设项目的海运服务需求一旦被投向市场,立即会得到航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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