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南非实现“三连跳”金砖框架下合作前景广阔

China's Foreign Trade (Chinese) - - CONTENTS -

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分别于今年8月和9月在上海和厦门隆重举行。尽管中印两国关系受到印边防军入侵、滞留中国洞朗地区波及,出现波动和紧张,但是作为金砖五国中最大和成长最快的两个经济体,中印经贸关系依旧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成为金砖系列会议聚焦的热点。

印度宏观态势

自纳伦德拉·莫迪2014年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政府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在简政放权、加强基建、健全宏观调控、打击灰色经济等方面下功夫,将印度经济朝着“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的目标快速推进。在全球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印度凭借低位崛起的后发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低廉的用工成本,再加上莫迪旋风带来的改革红利,2014年、2015年、2016年GDP增速分别达7.5%、8%、7.1%,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虽然有专家质疑印度GDP增速是调整统计方法后“注水”的虚高指标,但是印度炙手可热的投资市场却至少从侧面印证了印度经济的红火程度。印度独树一帜的增长前景使其成为国际资本市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统计,印度2013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281.5亿美元,此后连续攀升,2016年达到444.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45%。在全球流动 性收缩,资本整体流出新兴市场的大背景下,印度吸引外资依旧稳步增长,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于印度的信心。

然而,在外商投资加速流入的背景下,同期内印度的出口额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014-15财年下滑1.29%,2015-16财年下滑达15.48%,仅在2016-17财年略有回升。这一方面是受到全球需求放缓的大环境拖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印度提升工业硬实力任重道远,利用外资实现“印度制造”的勃勃雄心仍需时日。毕竟,

莫迪只有推动印度n的工d业化进程,才能将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以此全面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全面增强经济实力,全面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印度制造”何去何从

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不足是长期困扰印度的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4年的估算,印度农业、工业、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17.9%、24.2%和57.9%,但是却分别雇佣了49%、20%和31%的劳动力。这种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看似光鲜亮丽,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趋同,但事实上难却以掩饰印度工业环节缺失造成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创造就业不足、生产效率低下、产业缺乏联动、社会整合乏力。因此,如何通过推动工业化实现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并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增加就业机会就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种背 景下,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实质上就是印度工业的“补课”之举,因为当政者开始意识到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仅仅靠服务业和高端产业根本不可能撬动印度这种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走向现代化。

2014年9月,就任总理不到半年的莫迪就正式推出“印度制造”战略,意欲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来激发印度的工业制造发展。然而,与印度零星的高端服务业和野蛮生长的非正规部门相比,工业制造——哪怕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投资者面对遥遥无期、漫天要价的土地征收,冗员无数、尾大不掉的劳工体系,供应短缺、价高质低的基础设施,权力寻租、无心发展的官员产生的高昂成本,印度再低的用工成本也无法抵消。

虽然印度政府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明确列出了汽车、电器、通讯、电力等十几个重点扶植的产业,但是比起这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指导,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毕竟长期限制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桎梏并非产业因素。换句话说,莫迪政府在土地、劳工、税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革举措构成的广义“印度制造”战略才是真正决定印度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关键,其重要性高于涉及具体产业的狭义“印度制造”。

目前,印度的劳工改革和土地改革因为政治阻力过大,莫迪已经基本放弃在联邦层面推动改革,转而在个别邦——例如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采取试验性的改革政策,再用改革取得的早期收获在其他邦推广改革。比较而言,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可能是目前莫迪政府推进

最快的改革领域。目前,印度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电力局部过剩。同时,各类铁路、公路、城市交通也被提上议程。

同时,莫迪还通过印度国家智囊——转型委员会颁布了《2017-18至2019-20三年行动规划》,其中重点推出了以深圳特区为模板的“滨海经济区(Coastal Economic Zone)”。在莫迪的推动下,处于滨海便利位置、且被赋权克服地方官僚势力的“滨海经济区”将有望率先施行更加灵活土地、劳工制度,并一揽子解决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问题。

中印经贸合作现状

以莫迪执政以来,中印经贸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整体经济表现的缩影:中国对印投资额快速增加,但是印度出口依旧疲软,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2016年,中印双边的贸易总额为700.8亿美元,不仅没有达到双方2015年设定的1000美元贸易额目标,比起2015年716.3亿美元还缩水了2.2%。同时,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仍在不断扩大中,2016年赤字已达465.6亿美元。印度在暂停铁矿石等原材料对华出口以后,始终缺乏适销于中国市场的出口产品,导致贸易赤字常年累积。从某种角度上说,印度若不及时调整自身带有缺陷的产业结构,其与中国贸易联系越紧密,对华贸 易逆差就越大,这极易成为某些政治势力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借口。

与贸易相比,投资是中印经贸关系近年来的最大亮点。根据印度官方统计,中国是印度增长最快的外资来源国,排名从2011年的35位上升到2014年的28位,再跃升至2016年的第17位,年投资流量也从2011年的1.02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

n一数d据仅仅统计直接来的10亿美元。这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中国资金会选择经由香港、新加坡、毛里求斯等离岸金融中心赴印投资。因此,一些投资专家估算,中资赴印的真实规模甚至可以达到现有统计数据的3倍。

虽然中国对印投资额增长迅猛,但其无论是占印度整体吸引外资,还是占中国整体对外投资的比例都不显著。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16年中资仅占印度吸收外资总存量的0.5%。尽管中国的这一占比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例如俄罗斯的0.37%和巴西的区区0.01%,但是日本7.7%和美国6.13%的占比仍相距甚远。与此同时,即便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占其1700亿元总对外投资流量的九牛一毛。

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对印投资的体量占比不算高,但却有远超其体量的社会曝光率和市场影响力——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在于中国赴印投资的大部分项目落实在手机、家电、移动APP、电商、高端房地产等兼具日常属性和高新属性的领域。例如,在莫迪轰轰烈烈的废钞令颁布以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及其子公司拥有其62%的股权的移动支付程序Paytm在印度家喻户晓。再如,为了应付严苛的零部件本地化要求,海尔、美的、TCL等家电企业和小米、华为等手机厂商和都已经在印度投建生产线。根据2017年5月的最新调查数据,在印度市场销量前五的手机厂商中,中国已霸占四席,占据市场份额高达51.4%,环比增长16.9%,同比爆涨142.6%。

与家电、手机等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并驾齐驱的是创投领域。印度和中国拥有相似的人口基数、相似的发展速度,但是却有明显发展代沟,因此很多投资人把印度视为10年前的中国,而赴印投资就等于进入“时光机器”。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中资涌入印度,其中大部分旨在复刻中国移动互联网近年来的发展奇迹,在印度再造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的传奇。

对印投资的风险绝不可以小觑。 除了由于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带来的硬件风险以外,在繁荣之下也亟需警惕过热带来的隐患,尤其是消费电子产品、电商创投等一拥而上带来的同质性竞争和恶性竞争泡沫。此外,中印关系的震荡也可能对赴印投资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复星医药在收购印度制药企业Gland Pharma Limite的过程中就遭遇了多重阻力。虽然事态还不明朗,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政治考量是印度经济事务内阁委员会(CCEA)未能及时批复复星医药收购相关事项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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