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愚公”杨维骏

家成“信访接待室”这些年，随着“公车上访”事件，杨维骏走进大众视野， 他的家也随之变成了“信访接待室”。

来访者以农民居多， 五个八个一起来，一站便是一屋子人。

9 月 30 日下午 4 点，访民周红（化名）匆匆走进杨老的书房。 周红是杨维骏最熟悉的访民之一，相识 8 年，想将当天昆明市某区村土地被抢占的事向杨维骏汇报。

“什么时候开始的？ 现场情况如何？ 有没有人受伤？”杨维骏语速极快，有些着急。

听说有 80 多岁的老人手被打骨折了，他的脸黑下来，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张律师吧？……你给上面领导说说土地那事，让他们停下来，别胡来。”

通话的张律师曾多次慕名拜访杨维骏，又与该区的领导相熟。 杨维骏第一时间想到托他带话。

当得到这件事还需详细调查的回复后， 杨维骏在电话里提高了一些声调，“农民有土地承包合同，在这里种蔬果很多年了，是不是基本农田，一下就查得清，还要怎么调查？”他神色无恙，语气却颇为不满，挂断电话前不忘催促对方“你就说是我出面的”。

杨维骏也不是来者不拒。一位 20 岁出头的晋宁区机关青年职员在 9 月日上午来访反映问题， 杨维骏专注地低头听了一会， 忽然打断他，“涉及个人恩怨的事我不听，个人利益受损的不过问，只关注集体利益和重大腐败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近年接待访民的原则，“我不为个人办事，只站在大多数群

年前，为了帮助云南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 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省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 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以高调的形象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记录。

如今，已 95 岁的他满头银发，右眼几近失明，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在努力摆脱病魔的困扰时，他仍不忘与腐败对抗。

众这边。”

国庆假日八天，杨维骏也没闲着。他每天给周红打十来个电话， 询问村内土地被抢占的进展，并表示，等国庆假期结束，他一定要向省委书记汇报此事。

周红说，为了这 4 万亩基本农田的事， 杨维骏比她还上心。 几个月前，杨维骏还坐着公车去省政府找领导反映情况。 负责人不在，杨老连中饭都没顾得上吃，在值班室坐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忘，人。 甘当除棘一“愚公” “我是烈士之子。” 杨维骏念念不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

三岁时， 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

学期间， 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 400 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1958 年， 身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他被打成右派， 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 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两会”期间，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 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 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 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爱人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 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 点之前睡过觉。 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近两三年，杨维骏一刻也没闲着。西盟佤族自治县创建人随嘎的土地使用证被强收，损失 180 多亩文化园区，杨维骏从中斡旋，使得其重获土地。

金牛小区一区的早餐店生意红火，被物业觊觎， 租期未满就要被赶走，杨维骏去评理，早餐店保留下来了。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 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杨老说，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摘自《新京报 赵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