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愚公”杨维骏
家成“信访接待室”这些年,随着“公车上访”事件,杨维骏走进大众视野, 他的家也随之变成了“信访接待室”。
来访者以农民居多, 五个八个一起来,一站便是一屋子人。
9 月 30 日下午 4 点,访民周红(化名)匆匆走进杨老的书房。 周红是杨维骏最熟悉的访民之一,相识 8 年,想将当天昆明市某区村土地被抢占的事向杨维骏汇报。
“什么时候开始的? 现场情况如何? 有没有人受伤?”杨维骏语速极快,有些着急。
听说有 80 多岁的老人手被打骨折了,他的脸黑下来,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张律师吧?……你给上面领导说说土地那事,让他们停下来,别胡来。”
通话的张律师曾多次慕名拜访杨维骏,又与该区的领导相熟。 杨维骏第一时间想到托他带话。
当得到这件事还需详细调查的回复后, 杨维骏在电话里提高了一些声调,“农民有土地承包合同,在这里种蔬果很多年了,是不是基本农田,一下就查得清,还要怎么调查?”他神色无恙,语气却颇为不满,挂断电话前不忘催促对方“你就说是我出面的”。
杨维骏也不是来者不拒。一位 20 岁出头的晋宁区机关青年职员在 9 月日上午来访反映问题, 杨维骏专注地低头听了一会, 忽然打断他,“涉及个人恩怨的事我不听,个人利益受损的不过问,只关注集体利益和重大腐败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近年接待访民的原则,“我不为个人办事,只站在大多数群
年前,为了帮助云南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 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省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 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以高调的形象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记录。
如今,已 95 岁的他满头银发,右眼几近失明,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在努力摆脱病魔的困扰时,他仍不忘与腐败对抗。
众这边。”
国庆假日八天,杨维骏也没闲着。他每天给周红打十来个电话, 询问村内土地被抢占的进展,并表示,等国庆假期结束,他一定要向省委书记汇报此事。
周红说,为了这 4 万亩基本农田的事, 杨维骏比她还上心。 几个月前,杨维骏还坐着公车去省政府找领导反映情况。 负责人不在,杨老连中饭都没顾得上吃,在值班室坐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忘,人。 甘当除棘一“愚公” “我是烈士之子。” 杨维骏念念不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
三岁时, 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
学期间, 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 400 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1958 年, 身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他被打成右派, 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 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两会”期间,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 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 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 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爱人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 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 点之前睡过觉。 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近两三年,杨维骏一刻也没闲着。西盟佤族自治县创建人随嘎的土地使用证被强收,损失 180 多亩文化园区,杨维骏从中斡旋,使得其重获土地。
金牛小区一区的早餐店生意红火,被物业觊觎, 租期未满就要被赶走,杨维骏去评理,早餐店保留下来了。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 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杨老说,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摘自《新京报 赵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