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数额如此巨大,判决缓刑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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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了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案的第二大行贿人的一审判决书。 判决书认定,2005 年至 2011 年间,宜昌某公司为在土地出让金返还、税收减免、提高增值税发票额度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由时任董事长的余某某单独或与马某(另案处理)一起,向先后担任宜昌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的郭有明(另案处理)行贿财物折合人民币 882.6058 万元。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万元; 被告人余某某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看到这样一份判决书,多数人会产生这样的疑惑: 行贿数额如此巨大,为何仅仅判三缓四?这样的判决结果是否于法有据、于情有理呢?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对于单位犯 罪,一般采取“双罚制”,即对行贿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同时,刑法对自首和立功有明确的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后来的刑法修正案对于行贿犯罪还规定了,“行贿人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行贿人余某某代表单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接受财产刑,依据刑法规定,可从轻处罚;余某某主动供述其代表单位的行贿行为从而破获了其他人的巨额受贿案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行贿人余某某在被检察机关追诉后揭发了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成立立功的,又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结合被告人余某某的认罪态度与悔罪表现,以及 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评估,依法可以适用缓刑,因而,一审法院对余某某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合乎法律规定。

在继续坚持高压反腐的路上,惩治贪污贿赂的司法裁判具有最大的威慑和教育功能。 本案对被告人余某某的从宽判决,让那些身处行贿泥淖之中又心存侥幸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更能清楚明白,反腐败打击的重点对象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贪污受贿犯罪,我国的刑事政策依旧愿意给犯错的行贿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以此告诫行贿人要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从而有助于提高行贿受贿案件的侦破效率,加快反腐败的进程。

(摘自《南方都市报 欢迎直接扫码订阅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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