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时期“长安常欢”银钱考

A Study of the Coins of Nara period of Japan

Collections - - 目录 - /宋捷

2015年,河南洛阳附近发现日本奈良时期“和同开 ”缩字版银钱(图1)和“长安常欢”银钱(图2)各一枚。这两种银钱在日本及其罕见,尤其是“长安常欢”银钱,更是前所未见。“长安常欢”银钱文字环读,与中国先秦圜钱中的共屯赤金、 垣一 的读法接近。“和同开 ”缩字版银钱则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5枚和同银钱中的一枚版别近似(图3)。由于和同银钱的版式较多,所见国内泉家藏有不同版别(图4),而“长安常欢”银钱目前只见此版面世。

“长安常欢”银钱文字隶中带楷,古拙圆浑,结体奇特,富于变化,书法类似泰山经石峪的北齐金刚经摩崖刻石。“”是繁体“”的异体字,在日本取代了欢字本体而使用至今。此钱制作精良,金属成分与铸造工艺与一同出土的“和同开 ”银钱相似,加工方法也极其一致,从钱背看尤为明显。说明两者在时代、铸地方面有着紧密的关系,为日本早期铸造无疑。

经金属成分检测,“长安常欢”银钱含银98.81%、铜1.19%,同坑所出的“和同开 ”缩字版含银98.83%、铜1.17%,二者基本相同。而唐代“开元通宝”容弱版银钱含银99.26%、铜0.74%(图5),作为同时代参照 物,虽非同时所出,但成分大体近似。

《续日本纪》记载,和铜元年(708年)二月,元明天皇诏告天下,设置铸钱司,令三宅麻吕为铸钱司长官,负责铸钱。同年五月开始行用银钱(即和同开 银钱)。同月,元明天皇设置造平城京司,筹划迁都平城京事宜(《续日本纪卷第四·元明纪一》)。和铜二年正月,元明天皇下诏追究盗铸和同银钱者的责任;同年九月,诏告天下废除银钱,改用铜钱。和铜三年九月再次禁止银钱。“和同开 ”银钱从行用到被禁仅一年多,存世稀少且版别较多。在和铜二年、和铜三年的诏书中显示,流通使用和同银钱之前,还有使用过其他银钱的记录:和铜二年正月,元明天皇诏曰: “向者颁银钱,以代前银,又铜钱并行,比奸盗逐利,私作泛滥,纷乱公钱。自今以后,私铸银钱者,其身没官。”和铜二年八月,又诏告天下“废除银钱,改用铜钱”。和铜三年九月重申“禁天下银钱。禁断和同银钱”。

在此之前的《日本书纪》记载,683年天武天皇下令使用货币,其后694~699年还设立有铸造货币的役所(《日本书纪卷廿九·天武纪下》)。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实物空缺,一直无法判断究竟铸造的是哪种钱币。有日本泉家认为,天武天皇铸造的货币,就是“和同开 ”之前的银钱。此问题在1999年得以解决,奈良明日香池遗址(飞鸟池工房遗址)发掘出土33枚“富本”铜钱以及钱范、钱树、铜渣,与此钱同时出土的丁亥年(持统元年,687年)木简(铃木公雄《钱の考古学》),证实了《日本书纪》的记录无误,并揭示了日本天武天皇铸钱的真相。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丰货、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一样,“富本”钱(图6)也采用吉语作为钱文。其钱目前所见均为铜钱,并无银钱的记录与实物。“和同开 ”银钱之

前的银钱到底什么样子,中日两国泉家一直在探求究竟。

推测一,“长安常欢”银钱或为和铜元年初,铸钱司在开铸“和同开 ”银钱之前,为迁都平城京一事而特铸。根据《续日本记》记载,这种银钱与后来的和同银钱一起参与了流通使用。平城京的面积虽然只有长安城的1/4大小,但其结构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从朱雀街将城市分为京东与京西两部分,也有着“东市”“西市”等名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历史研究所《日本历史》)。对于即将迁都的元明天皇来说,能够让规划完整、布局合理的新都平城京长治久安、人民安乐是他莫大的期盼。

“长安常欢”银钱不以重量或年号为面文,其环读的方式也与同时期的中国钱有明显区别,这种风格应是受两汉以来流行的镜铭以及“除凶去殃、辟兵莫当”类压胜钱的影响,说明设计者的匠心独具,不但注重对中国古钱的模仿,又不乏创新之处。“长安常欢”银钱继承了“富本”钱以祈福吉语作为钱文的传统,钱文则演变为四字。长安常欢一词寓意深远,长安意 谓长治久安,常欢则有长乐而未央之意。这种有带有祈福意义的银钱,在当时铸期既短,铸量又少,经过历代禁毁改铸之后更是难得一见。

推测二,长安城为大唐首都,又是遣唐使的目的地,还有着平安的含义,而常欢一词也为当时流行吉语。据记载,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遣唐使团于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年)扬帆出海,出使大唐,由楚州登陆,经洛阳到达西安。粟田真人受到武则天的接见,并被赏赐官职和礼品后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3年)经洛阳归国(王仲殊《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很可能粟田真人在回国述职时将从中国带回的“开元通宝”银钱上呈朝廷后,天皇据银开元而铸造了“长安常欢”银钱,将其作为对亲贵的赏赐或进献大唐天子的贡品。元明天皇改元和铜后,又仿照唐开元钱的形式铸造了“和同开 ”银钱,所以在制作工艺上继承的是“长安常欢”银钱。如此,便不难理解“长安常欢”银钱与“富本”钱一样以祈福吉语为钱文了。

“和同开 ”银钱是日本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稀品种,而近年在中国公、私著录中却屡 屡现身。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曾一次发现5枚“和同开 ”银钱,以及这次河南洛阳又同时发现“和同开 ”缩字版银钱和“长安常欢”银钱,这都应与两国之间的交往有关。日本遣唐使将“长安常欢”银钱作为对大唐皇帝的贡物带来中国,或是护送遣唐使返日的中国官员将其带回中国(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

“长安常欢”银钱历经艰辛来到大唐,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沟通桥梁,这枚银钱的发现有其划时代的意义:1.发现日本最早铸造并参与流通行用的银钱,并首次揭示其真容。2.证实《续日本纪》中有关“和同开 银钱之前的银钱”记载无误。3.承上启下,填补了日本早期货币的重要一环。4.无论是元明天皇为迁都祈福而铸,或是作为赏赐以及贡物,都应该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带有纪念性质的钱币。5.“长安常欢”银钱与“和同开 ”银钱在中国洛阳一同出土,再一次证实了中日两国之间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渊源,是为国际间货币文化交流的典范。

和同开 缩字版银钱(正、背)

长安常欢银钱(正、背)

西安袁林先生藏品(正、背)

开元通宝容弱版银钱(正、背)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正)

富本钱(源自日本《读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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