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绝笔《焚书坑儒图》

Zhang Ding’s Last Painting Burning of Books and Burying of Scholars

Collections - - 目录 - /李兆忠

张仃的艺术生涯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初,其时年方15岁,是北平私立美专的一名学生,因不满学校艺术教育的保守,加上流亡少年的离黍之恨,丢开学业,率性画起漫画抨击时政。

可惜的是,时过境迁,张仃这时期的漫画作品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根据张仃的讲述来领会。

晚年张仃常聊起一幅题为《焚书坑儒图》的漫画,1998年4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他这样回忆:“我用水陆画的形式画的漫画《地狱变相》(即《焚书坑儒图》),把阎王画成蒋介石, 下面是丁玲关在铁笼子里,鲁迅在路上跑,小鬼在后面追。这个形式的漫画在北京的一个漫画展览会上,人们很认可,用民间形式,画现代生活。”

十年前,笔者撰写论文《张仃与鲁迅》时,忽发奇想:何不请张仃先生凭记忆再画一次《焚书坑儒图》?继而又踌躇:老先生此时已封笔不作画好几年,况且又是九十高龄,顽疾缠身,他会应允吗?

令人惊喜的是,老人竟答应了我的请求,以焦墨重绘了这幅漫画(见图1),还加了题 跋:“七十年前北京美专读书时,曾绘《焚书坑儒》,抨击时政,丙戌年应兆忠之嘱,凭记忆重绘。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不胜感慨。九十它山张仃于京华。”据夫人灰娃向笔者透露,为重绘这幅画,张仃花了很大功夫,数易其稿,迟迟不肯交出,最后只好由她来定夺。

品这幅耄耋之年凭记忆重绘的《焚书坑儒图》,遥想少年时代张仃的原作,揣度它们的异同,是一件令人兴味的事。必须承认,少年张仃画这幅漫画时,对画中的人物,无论蒋介石、鲁迅、还是丁玲,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因为他太年

轻。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将张仃与这三位历史名人牵连。尤其前两者,一正一反,深深地嵌入张仃的生命进程与爱憎世界。总之,张仃后来的人生历程与这三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必然会反映在绝笔版《焚书坑儒图》的创作中。

偶像鲁迅

绝笔版《焚书坑儒图》中的鲁迅虽然只寥寥数笔,却异常生动,神态逼人:火苗燃烧式的黑发,严峻的眼神,瘦削突出的下巴,浓髭下紧闭的嘴,将鲁迅的倔强、孤迥的气质和盘托出;其表情,令人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即使在遭凶神恶煞追杀的途中,依然不失从容与宁静。

张仃笔下的鲁迅像,除了《焚书坑儒图》,另有三幅,分别作于1941年春、1941年秋与1948年。前者是张仃为延安“文抗”的鲁迅研究会设计的会徽,一个轮廓分明、表情严峻的鲁迅侧面头像置于圆形中,方圆对比,黑白两色,手法洗练到极点,散发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绝笔版《焚书坑儒图》中的鲁迅像格调比较接近。

年轻单纯的张仃,能作出如此深邃老到的鲁迅像,与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1940年夏张仃在“鲁艺”遭放逐后,于1941年春,应萧军之邀进了“文抗”,任鲁迅研究会的艺术顾问,负责美术设计事宜。与“鲁艺”相比,“文抗”的氛围自由宽松,主要负责人萧军、丁玲都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奶汁,在鲁迅的呵护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与“鲁艺”领导周扬“歌德派”的美学观点不合,于1942年前后在延安文化界掀起过一阵小资启蒙主义的旋风,萧军声称“一枝笔管两个党”,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在医院》等一批具批判精神的文章,揭露革命圣地延安光明中的黑暗。在这种氛围下,张仃撰写长文《漫画与杂文》(期间得到萧军的指点),文中大段引用鲁迅著名的散文《这样的战士》。所谓“这样的战士”,其实就是鲁迅的自画像,他赤胆忠心,无私无畏,敢于抨击人世间的一切虚伪与丑恶,不惜以身殉真理,面对“无物之阵”举起投枪,而且枪法精准。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在现实的“无物之阵”中,这样的战士常常腹背受敌,成为排斥打击的对象。这是革命本身的激进性与人性幽暗互动的结果。鲁迅 以深邃的文字揭示了这一残酷,张仃感同身受,并以“这样的战士”自勉。

第二幅像为延安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而作(见图2),是一幅巨大的炭笔肖像画。此画根据鲁迅逝世前11天抱病出席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与青年木刻家交谈的照片创作而成。画上的鲁迅毫无病容,面目安详,神情愉悦,慈父般的柔情之中,既有“回眸时看小于莬”的添犊之情,又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忠厚,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鲁迅的精神气质(见图3),表达了自己的敬爱之情。

第三幅(见图4)作于1948年东北哈尔滨,此时张仃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洗礼,时担中共《东北画报》的总编。画面上,鲁迅居高临下,伟岸的身姿占据半个画面,以如椽之笔,横扫打着“自由主义”“言论自由”“第三条道路”“民族主义”“中立立场”旗号的反动势力(包括美军、蒋介石、日寇残部、右翼文士、封建乡绅),保卫东北解放区的胜利成果。从这幅奇特的漫画中,可以看出“党性”的绝对命令,民粹主义思

想的潜移默化,漫画创作事实上已经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张仃并未将鲁迅绘成“横眉冷对”的表情,而是面带微笑(应当是轻蔑的微笑),因此显得有些暧昧,令人感到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不再画鲁迅像,画了不少鲁迅故居,个中原因应不难理解。随着频繁的政治批判运动,鲁迅的精神弟子(如萧军、胡风、丁玲)纷纷遭受厄运,鲁迅不断被扭曲、涂饰,最终变成一块吓人的招牌,一块砸人的石

头,一个真实的鲁迅于是退居到张仃记忆的深处,直到“文革”爆发。

绝笔版《焚书坑儒图》中的鲁迅形象,接续了1941年两幅鲁迅像的思路,而内涵的深邃,又大大超过了前者。这无疑是“文革”的炼狱、“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对张仃的馈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张仃隐居在京郊门头沟自己设计的石头房子里,凡是去拜访过的人,定能看到这番景象:一位白发老人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抽着大烟斗,独自沉思,案几上放着一撂《鲁迅 全集》。据夫人灰娃透露,张仃经常喃喃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还是鲁迅的好”。晚年张仃常常告诫人们,要警惕鲁迅当年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掉入的三个陷阱:一是给“官”帮忙帮闲;二是给“商”帮忙帮闲;三是给“大众”帮忙帮闲。可以说,此时的张仃,已与鲁迅融为一体。

仇敌蒋介石

原初版《焚书坑儒图》中的蒋介石是什么样子?现已无从知晓,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什么好形象。

在张仃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反面人物,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张仃对蒋介石的痛恨,甚至达到“恨屋及乌”的程度。据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学生、画家朱军山回忆:晚年张仃想在祖国宝岛台湾开一个画展,曾委托他在那里找合适的场所,后来他与“中正纪念堂”谈定,以为事情办得很圆满,回来向老师报告,却被张仃一口回绝,毫无商量余地。

这一切自然事出有因。张仃出生东北辽宁黑山,年仅14岁,即遭遇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一夜之间沦入日寇之手,几十万东北守军形同虚设。这个离奇的国耻与执政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性格刚烈、不愿做亡国奴的张仃第二年春即背井离乡,流亡到北京,成了北华私立美专的学生而又无心学业。北平冬天极冷,学校面北的墙角总是堆着厚厚的积雪,看张仃终日癫狂,有个同学恶作剧,指着雪堆挑逗他:“你敢不敢往雪堆里扎?”张仃二话不说,一头扎进去,半天不肯出来。后来他与同学荆林、陈执中歃血为盟,组成“CCC战地宣传队”,在校长张恨水的支持下,赴山海关东北军驻地请愿,宣传鼓动抗日。一位下级军官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耐心解释了东北军将士的苦闷:不是他们不想抗日,而是上头不允许,军法如山。三人怏怏而归。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张仃开始以漫画宣泄心头的苦闷,抨击现实的黑暗,世道的不公,《焚书坑儒图》是其中之一。在社会效果看,这批漫画对蒋介石当局推行的倒行逆施的反共政策有揭发和颠覆的作用,因此受到北平中共地

下组织的关注和引导。

笔者推断,张仃创作《焚书坑儒图》,时间应为1933年下半年或1934年初。因为就在1933年5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于南京秘密监狱,期间坊间又盛传鲁迅被当局通缉追捕的消息。这些消息对此时的张仃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用民间水陆画的形式,将这些新闻素材组合到这幅漫画中,在艺专一周年校庆展上展出,引起一片轰动,有人问张仃:“你是马克思的信徒?”年轻的张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直到1934年4月的一天,张仃到同学凌子风家聚会,被国民党宪兵逮个正着,解押南京陆军监狱,判处3年有期徒刑,后念其“年幼无知”(不到18岁),改送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一年半。

张仃与蒋介石当局不共戴天的对立从此奠定,这直接影响到“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张仃的去留选择,他没有随老朋友叶浅予的漫画宣传队去重庆,也没有跟老大哥张光宇去香港,而是选择了革命圣地延安,就与这段身陷囹圄的铁窗生涯有关。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至少表面上),共御外侮,蒋介石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最高统帅,享受前所未有的威望。张仃在延安,接受革命思想的改造,从一个漫画家变成一个工艺美术设计家。抗战胜利后,张仃奉命到东北,任《东北画报》主编。随着国共两党战火重启,他的漫画创作东山再起。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反面形象的蒋介石频频出现于张仃的画笔下(见图5),他通常目露凶光,野蛮粗鄙,一副十足的流氓相。张仃采取“兽格化”的变形夸张手法,效果强烈,主题鲜明,对“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个反面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定格,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比之下,绝笔版《焚书坑儒图》中的蒋介石形象别有一种意味(见图6),他不再被妖魔化,兽格化,其冷漠、颟顸而老谋深算的性格,与变形夸张的油灯式脸形,有一种的微妙呼应,令人忍俊不禁,联想起张光宇动画片《大闹天宫》中的玉皇大帝像,可笑中隐藏着无穷深意,堪称绝妙的艺术造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从“魔”回归到了“人”——一个依然令人讨厌但是真实的人。

挚友丁玲

《焚书坑儒图》中的三人,只有丁玲与张仃有直接的交往,并且是终身的朋友。

张仃与丁玲在延安相识,时间应为1938年秋,实际的交往,估计是1941年春张仃进“文抗”之后。当时丁玲是“文抗”的第一领导,昔日的“文小姐”,如今已变成“武将军”(毛泽东对丁的评语),其内心的小资自由叛逆精神此时犹在。张仃以画家身份进类似“作协”的“文抗”,应是一种特殊的待遇。这位有“东方乔治桑”之誉的左翼女作家,对张仃这位初出茅庐、比自己小13岁的漫画奇才赏识有加,是很正常的事。张仃在《延安的昨天与今天》(1984年)一文中,缅怀当年在“文抗”设计“作家俱乐部”,对丁玲的“热情支持”念念不忘。张郎郎记述:文艺整风运动后(大约1943年)丁玲到山西兴县深入生活时,四处打听,为张仃夫妇寻访失散的大儿子郎郎,功夫不负有心人,丁玲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家,并将小郎郎即兴创作的八路军战士像带给张仃夫妇,给他们带来许多安慰(见《耿军与郎郎——101中学传奇》)。1948年,丁玲在东北解放区出版浴火重生后的新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张仃为她作封面设计,手法洗练,格调高远,黑底上烫金勾线,表达河流与船的意象。1949年后他们遭遇了坎坷的人生,期间人世沧桑,彼此间的友情始终未变,直到1983年夏,他们还同赴南通,出席古广教寺法乳堂十八高僧瓷画揭幕式。

因此,凭张仃的艺术手腕,加上与丁玲相识几十年,为她造像,本来不存在“像不像”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想法。岂料一位深谙 丁玲的现代文学专家朋友给出了难题,笔者请她欣赏绝笔版《焚书坑儒图》,她竟猜不出关在笼子里的人是谁,经笔者提示,连呼“不像”。

这位专家的看法提醒了我什么。查阅丁玲的写真资料才发现:圆脸、大眼是这位女作家的相貌特征(见图7),与绝笔版《焚书坑儒图》中的细长眼、鹅蛋脸刚好相反(见图8)。笔者猛然想起,当年在“文抗”时,张仃就为丁玲作过漫画肖像,还在“作家俱乐部”展出过。据萧军爱人王德芬的描述,丁玲的模样是“两只大眼睛,短发,圆圆的胖脸”(《我与萧军五十年》),与照片完全一致。一个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在绝笔版《焚书坑儒图》里,张仃将丁玲画成这个模样?

绝笔版《焚书坑儒图》里,铁笼子中的丁玲微微侧身向右,半身,这个姿势,很有可能出自丁玲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幅照片(见图9,原始版《焚书坑儒图》估计也是),只是主人的眉毛变细了,眼睛拉长了,丁玲因此显得温婉、柔和,甚至透出几分妩媚,与内心的刚强、坚毅,形成一种微妙的张力。

反复欣赏这幅漫画,笔者终于明白作者的苦心。老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画面上,活阎王蒋介石,被追杀的鲁迅,抡大棍行凶的小恶煞,都是雄性,假如再把丁玲画成浓眉大眼的女汉子,画面势必显得单调沉重,缺乏含蓄的韵致。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张仃放弃了外表的“形似”,将丁玲画成外柔内刚,“文小姐”与“武将军”(毛泽东对丁玲的评语)取得平衡,并且相得益彰。于是,不够“形似”中生出另一种“神似”。

老照片中的鲁迅像,是张仃为延安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而作

张仃《焚书坑儒》 作于2007年

沙飞《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1936年摄

张仃漫画中的鲁迅形象 1948年作

《焚书坑儒图》中的蒋介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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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漫画中的蒋介石形象

丁玲老照片

张仃《焚书坑儒》中的丁玲形象

丁玲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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