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瓷路:大同出土辽金瓷器印迹

The Imprinting on Porcelains of Liao and Jin Dynasties Unearthed from Dato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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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历经北魏王朝京都平城的百年辉煌后,随着契丹和女真人的到来,再度崛起于北方,进入到第二个兴盛时期——陪都西京。936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大同从此划入了辽的版图,并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金袭辽制改称西京路大同府,元初大同仍称西京,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

终辽、金,直至元末400多年间,大同当地的汉民与契丹、女真和蒙古人一同耕耘,共铸繁荣。藩汉分治与农牧经济并存的体制下,西京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近300年的历史当中,大同地区作为辽国南部边境的军事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作为辽金两代的陪都,中国北部的中心之一,它更是传承着皇家王气,人文荟萃,辉武修文,商旅云集,鼎盛一时。

大同地区自北魏以来就有崇佛的传统,降及辽金历代皇帝亦多信奉佛教,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臻于极盛,甚至僧人中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不下20人。营塔寺,刊经藏,风靡全国各地,道宗时竟“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 祝发三千”。辽代敕建寺院华严寺曾是辽皇家祖庙,寺中的薄伽教藏殿又是国家级论经参学的佛教实践场所,因而屡有帝王前来拜谒巡幸,云集了八方僧众。在薄伽教藏殿内,迄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一组佛教题材的大型辽代彩色泥塑(图1),人物塑造精美绝伦,数量多达30余尊,场面气势宏大令人赞叹,从中可窥见当时的大同地区工艺水平之不俗。而在瓷器烧制方面,大同地区也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地方特色。

世俗生活

辽白釉瓜棱狮钮小嘴壶(图2) 高15.1厘米。直口短颈,狮钮荷叶盖,圆鼓瓜棱腹,肩部 置短流、小柄,圈足。釉白净不至底,胎细白。属浑源窑产品。该窑在今浑源县境内,是辽金时期西京地区瓷业中心,始烧于唐代,有白釉、黑褐釉、茶末绿釉等品种。辽时多磁州窑风格,以白釉剔花器为代表。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以黑釉瓷、白釉瓷为主,同时烧造少量钧瓷和镶嵌瓷,器型有盘、碗、盆、罐、枕等。所烧黑釉剔花器为雁北地区特产,牙白釉剔花瓷在山西其他地区亦属少见。

辽白釉带盖执壶(图3) 高18.5厘米。小口折沿,狮钮盖,鼓腹大而下垂,圈足,肩部置柄与流,流下贴花。沿下及肩与腹部间划饰弦纹三组。注壶,又称注子、执壶,是隋代出现的一种酒器。贴花为辽代瓷器常用的装饰手法。

辽绞釉三叉提梁壶(图4) 高13厘米。此壶为当地一种常见的辽代注式(盖已缺失),器形呈圆体上细下粗,肩部置短流及绳索纹提梁,提梁的一端拧成单系,另一端则在近流处三股分叉,叉之处贴饰团菊一朵。釉呈青、白两色纹样幻似行云流水。

辽褐釉剔花牡丹纹罐(图5) 高14.3厘米。直口,圆鼓腹下部斜收,圈足。釉褐色,口足部露胎。装饰纹样采用剔刻手法,肩部饰两组连续的卷草纹,腹部牡丹与菊花图案作宝相花式,呈怒放之状,剔刻技艺娴熟,线条流畅舒展,釉色与胎地的深浅映衬格外明快。

辽三彩石榴形吸杯(图6) 杯高9.7厘米。吸杯整体由3个带花萼的石榴造型连成一体,其中一个上半部被截作器盖半打开,下半部呈碗状,碗内底置一翘首仰盼的蟾蜍,外出竹节纹的流嘴,寓在吸饮时空气流动即引发响声。辽三彩是仿唐三彩工艺烧制的低温铅釉陶器,釉色主要有黄、绿、白等色,又分单彩器与多彩器,单彩器以黄绿色居多,釉厚重典雅;多彩器根据不同的部位施色,纹饰以花卉为主,手法简洁。辽三彩釉色之间没有流动融合,缺少斑驳华丽的感觉。

辽白釉剔花梅瓶(图7) 高28.6厘米。盘口,短颈,肩与上腹丰圆,圈足。胎体敦实厚重。纹饰于肩腹部,上层曲带纹,下层缠枝牡丹花叶纹,并以弦纹相间。辽代浑源窑出品较多。

辽白釉玉壶春瓶(图8) 高28厘米。撇口,细颈,垂腹,圈足。釉色莹润,底部无釉。玉壶春瓶是北宋时创烧的一种瓶式,由宋人诗句中玉壶先春而得名。宋代主要由北方各窑口烧制。入元以后,南北各窑均有烧制,作为传统器形延续直至清末。

辽磁州窑白地褐釉草叶纹四系瓶(图9)高24.5厘米。敞口,细颈,圆肩,橄榄形腹,圈足,肩颈间置带状系(缺两系)。器表白地草叶纹釉下褐彩,器中腹至足施褐釉,圈足内施釉,黄白胎。在浑源窑和怀仁窑中磁州窑器多有仿烧(编者注:此种四系橄榄瓶在磁州窑多有烧造,有研究者认为属元代产品)。

辽三彩贴花荷叶口瓶(图10) 高21.5厘米。口荷叶状外卷,颈部设双螭耳,圆鼓腹上贴模印的菱形开光,图案为芦雁在花丛中展翅飞

翔,喇叭形高足。施釉黄绿,釉色欠匀。荷叶口瓶是辽代当地窑口中多见的一种瓶式,贴花装饰为辽代瓷器常用的装饰。

辽白釉剔花牡丹纹枕(图11) 长29.8厘米。枕为腰圆式,枕端凹面沿略外撇,侧面向下内收。施釉白中泛黄。枕面中心装饰一株折枝牡丹,外缘环绕卷草纹一周,腰部印有牡丹花朵。装饰风格自然率真,生机勃发。

金白釉瓜棱执壶、温碗(图12) 壶高12.6厘米。敞口,细长颈,圆肩,腹部瓜棱状,流长而曲,圈足,帽式盖。颈饰弦纹两道,柄部印曲带状蛇形纹。碗口径18厘米,芒口,瓜棱形腹,圈足外撇。碗、壶皆精工之作,白胎质坚细腻,器形俏丽秀挺。通体白釉,釉面光洁润泽,积釉处略微泛黄。金正隆六年(1161年)墓葬出土。注壶多与注碗相配,注碗内盛热水用以温 酒,又称“温碗”。大同浑源窑、青瓷窑、怀仁窑在金代盛烧,精品纷呈。

金耀州窑执壶(图13) 高14厘米。小口,颈细而短,腹部瓜棱状下垂,圈足,置长流及柄,柄端装饰贴花。盖作一片荷叶形,边缘外翻。釉色冬青,光泽莹润,足底无釉。

金油滴釉盏(图14) 口径10厘米。敞口,斜壁,圈足,外釉不至底。油滴釉是宋代黑釉系中的一种结晶釉。因其晶莹灵秀而颇受时人推崇,南北各地窑场竞相仿制,怀仁窑的油滴釉属精品瓷,产品有碗、盏之类,油滴为银色或褐色,银光不强,釉面布满小气泡。

金绞胎钵(图15) 口径16.8厘米。为金正隆六年墓出土。造型模仿西域和唐五代金银器形,敞口,薄唇微侈,弧腹,平底,浅足沿。器形规整,釉色亮泽,接口处镶白边一周。图案由 白、褐两色胎泥相绞,呈中心放射状羽毛纹络。

金定窑白釉盖罐(图16) 高12.3厘米。尖唇,短直颈,球形腹。盖子母口,平折沿,瓜蒂钮。施满釉,釉面洁白莹润。器体轻盈,胎质细腻。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

金耀州窑人物狮座瓶(图17) 高26.8厘米。瓶敞口细颈,鼓腹,驮在一站立的狮背之上;另有一人物站姿背贴于狮身一侧,狮子脚踏镂空带足台座。造型奇特,釉色光亮润泽,釉薄处露出胎色。大同博物馆还收藏一件同类釉色的。

金珐华玉壶春瓶(图18) 高17厘米。珐华是一种低温釉彩,又称“法花”“粉花”“法华”,分陶胎和瓷胎两种。陶胎多为山西烧造,主要流行于元、明时期,且遍及河北、山东等地。瓷胎为景德镇产品。珐华胎骨多为陶质,也有半瓷胎。施釉以牙硝为助熔剂,大致同于琉璃釉。

金红彩五兽足陶炉(图19) 炉口径10厘米。直口,深腹,平沿宽底,近底部下腹处置五兽足,兽首刻划逼真,面目狰狞。器壁遍涂红彩。

金三彩虎形枕(图20) 枕长46厘米。虎造型取伏卧姿势,神态松弛,面相温顺,长尾回卷腹侧,前爪在颌下,底衬平托;虎身的另一侧镂雕洞石和阔叶树木装饰。枕面于虎背上呈一片展开的荷叶状,上面刻划叶纹的脉络,施绿釉。黑黄两色釉巧妙地描绘出活灵活现的虎皮斑纹。枕胎质厚重,釉色光亮,烧结程度较高。

金白釉刻花萱草纹碟(图21) 口径10.4厘米。口外撇,斜壁,浅圈足。内底刻饰折枝萱草纹。浑源窑烧造白瓷始于唐,盛于辽金,并有粗细之分,属定窑系白瓷的一支。粗瓷器多为大缸和大小罐,釉色白中泛黄或泛青,一般施有化妆土,胎质较粗,以灰白为主。细瓷以烧制生活 用品盘、碗、壶、注子、枕为主;俑类有马、犬、羊、伎乐、人物、佛、菩萨,还有象棋、玩具等。细白瓷一搬不施化妆土,胎质细腻,釉面平净光滑。除素面外,装饰有刻花和印花,时代特征明显。

金白釉花口碟(图22) 口径13.3厘米。多曲花瓣口,斜壁,圈足。内壁花瓣形,内底刻莲花一朵。器胎体轻薄,釉色洁白,芒口。装饰风格技法与辽一脉相承。金正隆四年墓葬出土。

魂归之所

大同处在草原文化与汉民农耕文化接壤之地。北周时始称云中,后晋入辽后,两种文化交融更为直接,碰撞绽放出奇光异彩。绘画方面,辽宋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两地优秀的名家巨 匠不乏其人,仅朝廷中辽太子耶律倍、世宗、圣宗、兴宗以及宋徽宗赵佶均擅长绘画,大大地推动着两地绘画的发展。融合的过程也体现在本地辽墓壁画中,如墓葬的外形作契丹人的毡庐式——圆形穹隆顶,但墓内壁画的形式和壁画的内容却营造出一派汉家饮食起居的小天地。

许从 墓内环壁一周敷彩绘画(图23),首先绘出仿木构建筑的立柱、斗拱、门窗,部件俱全,以门吏、侍奉、驼马车、狩猎、宴饮、出行等生活场景为表现内容。许从 是后唐降辽的官吏,身前官至大同军节度使。墓主壁画中反映了辽代早期上层人士墓葬壁画的风貌和水平。

金代女真人基本继承了辽人所接受的汉族文化典章制度。大同金代壁画墓较典型的有葬于正隆年间的徐龟墓,墓中绘画(图24)侍茶、侍酒图外,同时还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散

乐”图,标志着宋元时期中国戏曲的兴盛及在民间普及的现象。大同金代墓葬壁画中的“散乐”图地方色彩浓郁,所持乐器有笙、铙、钹、筝、笛、 篥( )、拍板等,这些吹奏打击乐的组合说唱艺术形式流行于北方地区。

契丹人早期葬俗为树葬加火葬,契丹与汉族融合后逐渐演变成火葬加土葬。此葬俗主要分布在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等地。宋辽金期间流行火葬也正是实行火葬的佛教盛行之时。

在大同地区的火葬墓中,出土一种具有本地特色的明器,如许从 夫妇合葬于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年),墓中出土了一组大型的陶具:魂塔、魂瓶、魂罐(图25),这也是大同地区此类明器中最为完整的一套组合。

魂罐即将军罐,又称塔式罐,在北方唐墓中即多见这种明器。大同辽墓的魂塔等器,在内蒙古、河南及陕西等地的唐墓中也有发现,其功能与造型发端于唐三彩塔式罐、三国两晋陶谷仓及宋元时期的皈依瓶等,而规模宏大、气势强劲、彩绘镂塑成套的组合则是这个地区特有的。 它的发展脉络始于唐中期,唐末辽初时达到顶峰。一般来说,最完整的组合为3件,每件都由上下数件组合而成。发展变化趋势呈现出结构套件逐渐复杂,器形越来越高,镂雕堆塑彩绘兼施,纹饰愈来愈繁缛,但它的形制、结构及装饰技法都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

佛教僧众实行火化,将骨灰装入匣内,即“舍利函”,藏之塔中。契丹族笃信佛教,塔形陶明器则是一种佛教色彩浓厚的随葬品,它将印度佛塔、莲花、 门,波斯连珠纹装饰,以及西域的力士、童子等元素糅合,又结合北方民族中神兽驱邪辟凶,通往神灵的死亡观念创作而成。

辽长颈枭首塔式灰陶壶(图26) 通高151厘米。由壶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泥质灰陶,素面,器壁薄厚均匀,胎质坚硬。

辽彩绘堆贴纹喇叭形器(图27) 高133厘米。由塔顶、塔身、塔座三部分组成,上下中空。灰陶质地。白陶衣上彩绘花卉、云朵、莲瓣及镂雕造型,贴塑有力士、兽头,遍体装饰纹样。

辽三彩缠枝花琉璃棺(图28) 长62厘米。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盖顶为拱形,上面 图案用菱形格交叉,其间刻划对称的折枝牡丹。顶盖的四周起边堆贴如意云头纹。棺身前大后小,前高后低,并在近底部一周镂雕 门,形成棺座。棺身前面雕刻两扇对开的仿木大门,门面饰有乳钉、铺首。棺身两侧及后面分别浮雕缠枝牡丹图案,四边浮雕带状的卷草纹。施黄、绿双色釉。

辽白釉刻花骨灰罐(图29) 高27.8厘米。敞口圆唇,鼓腹,平底。施化妆土,釉牙黄色。自口沿下刻饰图案两层:肩部牡丹花瓣纹连续一周向下披纷,腹部以牡丹叶纹于大波浪中对称。纹样花大叶阔,肥厚圆润,与敦实浑圆的罐体相辅相成。纹饰粗放,刀法潇洒。罐底部墨书“乾统二年(1102年)七月十一日张廷寿遗骨记”,行书体。

金高僧陶坐像(图30) 通高100厘米,金大定21年(1181年)墓出土。僧结跏趺坐,身披袈裟,面容慈祥,面部施色,坐于须弥座。金代仍崇尚火葬习俗,墓葬中常常出现墓主仿真的造像,像的质地有陶瓷、石刻、木雕。

辽代敕建寺院华严寺彩塑

辽代白釉带盖执壶

辽代白釉瓜棱狮钮小嘴壶

辽代绞釉三叉提梁壶

辽代三彩石榴形吸杯

辽代褐釉剔花牡丹纹罐

辽代磁州窑白地褐釉草叶纹四系瓶

辽代白釉剔花梅瓶

辽代白釉玉壶春瓶

辽代三彩贴花荷叶口瓶

金代白釉瓜棱执壶、温碗

辽代白釉剔花牡丹纹枕

金代油滴釉盏

金代耀州窑青釉八棱荷叶盖执壶及执壶底部

金代耀州窑人物狮座瓶 金代珐华玉壶春瓶

金代定窑白釉盖罐 金大定二十九年墓出土

金代绞胎钵 金正隆六年墓出土

金代三彩虎形枕

金代白釉花口碟

金代白釉刻花萱草纹碟

金代红彩五兽足陶炉

金代正隆年间徐龟墓壁画

辽代许从 墓壁画

辽代许从 墓出土陶器线图

辽代长颈枭首塔式灰陶壶 辽代彩绘堆贴纹喇叭形器

辽代白釉刻花骨灰罐

辽代三彩缠枝花琉璃棺

金代高僧陶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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