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态符号·具身性·审美活动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马大康

性觉主、听要觉根、触源觉于行为语言的肉身性,根的源于两种行为(语为言语)言相互关联。审美及艺术活动则是两种行为摘 要:人背对后世都界潜的隐感着知最必基须本首先符将号世中界介结,即构行化才能纳和入言己语身行,这为离的不共开同符作号用中。介言,语因行此为,无的论具视身术(语的言主)要间特的征深。度媒协介作和与表融现合技。术两的种变行革为,(首语先言改)间变的的张是力两结种构行决为定(语着言不)同的时张期力、关不系同,民进族而、改不变同视类觉型、艺听征觉,、才触能觉真,引正起诸模态艺听术觉活、动触特觉征诸的变态化符。号只活有动了的解规两则种,行把为握(各语种言艺)术的活不动同的性规质则、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关键词:多把模握态视符觉号、;言语行为 ;模行为语言;审美活动

新世纪以来,随着多媒体的普及,多模态符号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语言教学和对广告、图像、影视做出语义释解。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对各种感觉活动缺乏深入探讨,简单地将言语范式套用于多模态符号活动,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不同模态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特征,更不能把握各类艺术活动的实质,以致影响相关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语义释解的准确性。

要了解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模态符号的性质,首先必须探讨上述各种感觉的工作机制。其实,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并非如镜子般直接反映外部信息,它更像是计算机,必须把外来信息编码,才能输入和输出。这就是说,人的感官之所以能够感知外部世界,就因为在看、听、触的过程,首先把世界结构化了,凡是不能被结构化的,人就不可能把它纳入己身,也就无法看到、听到和触及,它们就会被排除于感觉阈限之外。这也就意味着:人的所有感知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发挥结构作用的符号中介,而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中介就是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人不仅依赖这两种行为(语言)来交流,而且依赖这两种行为(语言)的结构作用来感受世界、建构心灵和塑造身体,依赖它们来思维和行动。事实上,就因为这两种行为(语言)能将世界和心灵结构化,人与人之间才可以相互交流。这又提示我们,要深入了解多模态符号活动,以及各种艺术活动,就必须首先探讨这两种行为(语言),即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

行为语言,包括动作、姿态、表情、声音(音调、韵律、节奏等),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是生物体在不断重复和模仿的行为过程中,把行为结构化,由此形成群体共享的意义。因而,行为语言即“结构化的行为”,它以“身体信息”为存在方式。言语行为则是在行为语言的基础上概括、抽象而分蘖出来的,是对行为语言获取的原初经验的凝聚、提炼、整理和提升,这是一个“概念化”过程,它以“概念/ 音响/形象”为存在方式,并因此具有相对独立性。唯有人类才能独享言语行为,人类就同时拥有两种行为(语言),即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由此赢得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根本特性。

是否具有概念性和相对独立性,决定着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根本差异。行为语言作为结构化的行为,它仍然牢牢地扎根于人的身体,是身体操演,不能离开人的身体而独立,在身体与行为之间没有确定的边界。克里斯蒂娃曾谈到肢体语言的“前在性”,她认为:“这种前在性不是相对于某种声音(所指—能指)的一种概念的前在性,而是相对于意识、思想的某种展示、指示、动作指示的前在性。在符号(这种前在性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和任何意指问题(以及表意结构)之前,人们能够想到某种指示实践,某种肢体动作,它不是为了表意,而是为了把‘主体’、‘客体’和实践囊括在同一空间里(没有义与词、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对立),我们不妨说囊括在同一符号文本中。” 与此不同,言语行为的概念化过程则是与人的身体相抽离的过程,它因此获得了相对独立性。言语行为虽然无法最终离开人,仍然维持着具身性,但是,它毕竟完全不同于行为语言,总是

超越人而享有相对独立性。正是这种因概念化而获得的相对独立性,致使言语行为跟行为语言发生了分裂,跟行为语言的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发生了分裂。

一方面,人以自己的行为关联世界,以行为语言的结构把世界结构化并纳入己身,以此来把握世界,并且其把握方式是整体性的;另一方面,言语行为也以自身的结构来重塑世界,进而认知世界,其施行方式是具有意向性的。由于行为语言缺乏独立性,它固然可以通过把世界结构化来把握世界,却不能把世界与人区分开来,不能建构一个独立的“对象世界”,世界与人之间仍然是浑然一体的。人是通过行为语言把世界与自己相互关联并融合一体的,世界也因此获得了人性和情感性。人的直觉、移情和体验能力就建立在行为语言的基础上。同样,生物体也是以这种方式来感知世界,所以马克思说,对于动物来说,世界只是它的生命的自然延伸。言语行为则不然,它以其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把世界建构为与人相分离的独立世界,建构为人的“对象世界”,在把人与世界相区分的同时,也把万物相区分,让一个千姿百态的世界展现在人的面前。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人的意识总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因此,当人运用言语行为构建对象世界之际,也就同时构建了自己的意识。实际上,言语行为、人类意识、对象世界这三者是同步构建的,自此,世界第一次以“对象”的方式明晰地显现了。正因如此,几乎所有民族的神话都赋予言语行为以创世功能。与此相反,行为语言因不能构建人的对象世界,也就无法构建人的意识,从而只能构建无意识。这也是动物只具有本能的原因。

由于言语行为以行为语言为基础,它势必与行为语言相关联,双方是相互协作的。譬如在我们谈话或演讲时,言说者所关注的是说话内容,他的意识专注于言语行为,而行为语言(包括面部表情、手势动作、身体姿态)则处在无意识状态,然而,这却构成话语交流不可或缺的语境,两种行为(语言)相互协作、相互阐释、密切配合,共同达成意义交流。设想在交谈时,我们只使用言语行为,一种概念化的言语运作,排除所有的行为语言,如手势、姿态、表情、腔调等,交谈就会变得极其僵硬,以至无法继续。或者我们刻意关注自己的行为语言,有意识操控行为语言,往往也反而显得忸怩作态、过于做作。对行为语言的省思和有意干预,恰恰极容易妨碍行为语言的自然流露。但是,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之间所存在的根本性差异,言语行为与身体相对分离,以及语言概念的离散性和语言组织的线性、逻辑性,则注定它无法穷尽行为语言的意义,无法取代与身体没有明确边界的行为语言,这就是我们经常遭遇言不尽意、词不达意的困窘的缘由。两种行为(语言)的不同特性必然决定着双方既相互沟通又不能通约的复杂关系。

在《身体哲学:具身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拉柯夫( Lakoff)和约翰逊( Johnson)提出人的身体与心智的关系,他说:“心智本质上是具身的,思想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 行为语言本身就嵌入于人的身 体,既是身体操演,又是经验结构和意义表达。从这个角度看,心智本质上就是具身性的。而言语行为的具身性,则主要起因于言语行为总是关联着行为语言,起因于两种行为(语言)间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使得人的意识与无意识相互贯通,心灵与身体相互贯通,语言概念则象征着人的无意识经验,象征着行为语言记忆。实际上,象征就是以语词之“此”来暗示、映射混沌经验之“彼”,暗示、映射行为语言记忆。至于在各种隐喻中,源域与靶域间的隐喻关系,就奠基于共同的行为语言记忆上,享有共同的经验结构。我们的所有身体经验都是通过行为语言来构建的,言语行为则是以它为基础的,是对这种经验的筛选、凝聚和重构,因而,言语行为的具身性就扎根于行为语言的肉身性,言语行为的隐喻性就扎根于行为语言结构的可转换性,扎根于两种行为(语言)的关联性。正因如此,兰艾克说:“归根结底,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植根于我们作为灵肉之躯的经验之中,我们的身体通过感知和动觉活动等物理过程与周围环境发生互动。这在认知语言学中名曰‘具身性’( embodi ment)。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超越了当下具身经验的界限。” 身体感知、动觉活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必须借助于行为语言,经由行为语言将周围环境结构化,才能接纳为人自身的经验;而言语行为则让我们从这种具身经验的界限中获得了超越,它把这种原初经验加以筛选、凝聚、整理、提升,以言语行为的结构,过滤和重塑原初经验,使人类精神不再局限于当下经验的界域。当我们把握了两种行为(语言)的根本特性,再结合不同媒介的具体特点,我们就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各种模态的符号活动。

在所有人类文化活动中都同时交织着这两种行为(语言)。卡西尔说,文化是人类象征符号活动。对于人类而言,最原初、最基本的象征符号活动就是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其他各式各样的符号活动都以这两种行为(语言)为范型。文化只能是人类独享,而非动物所占有,其原因就在于人类同时据有两种行为(语言)。正是言语行为构建对象世界和人类意识这一功能,使人能够把自己的行为抽象为意识对象来认识和反思,从而使人类行为成为可调控的行为,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成为自觉自为的文化行为,也同时让人成长为理性主体。自此,人类脱离了自然的掌控,超越了动物界,开始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来应对自然、改造自然,不再被动地追随自然、适应自然。

如果说,在一般文化活动中,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是相互协作的,那么,在审美及文学艺术活动中,两种行为(语言)则实现了深度合作。

审美活动是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深度合作的活动。离开言语行为,行为语言固然可以将世界结构化,可以直接把握世界,而世界却仍然无法以明晰的“对象”方式呈现出来,无法构成人的审美对象。行为语言必须借助于言语行为的协作,才能够构建感性对象。正是言语行为将人与世

界相区分,将万物相区分,才为人类构建感性对象提供了先决条件。譬如对于鸟类来说,美丽的羽毛、悦耳的鸣叫并不能成为它们的审美对象,而只不过是以形象信息激起异性的本能。人类则因同时具备两种行为(语言),才终于有可能享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能力。当言语行为不是去陈述和指涉某个现实对象,也不是促使实施某件现实事件,而是协同行为语言共同建构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它对行为语言的激发就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因为话语世界的虚拟性致使现实的社会规约失去了有效性,它弱化和悬置了社会规约对无意识的压抑,这就不仅让表层无意识中个体的行为语言记忆得以自由涌现,而且使得原本处在深层无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也复苏了,使那些长期积淀和压抑的生命经验找到了喷涌的决口。这已经不再是日常琐碎的个人经验,而是种族长期积累的原初经验,是浑融的生命体验,其中充满着生命的能量和狂欢的激情。人类瑰奇的想象就孕育于两种行为(语言)的深度融合,双方交相生发,通力协作,共同将人卷入悬浮于现实世界的想象旋涡之中。于是,在两种行为(语言)协同创建审美对象的同时,行为语言则将人自身的生命性、情感性授予世界,使世界洋溢着人性色彩和神秘灵韵,由此赋予审美对象以“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和“生命的形式”(苏珊·朗格)。

在《意象图式的认知心理现实及其相互转换》中,吉贝斯( Gibbs)和科斯顿( Colston)指出:“意象图式在本质上是想象的和非命题式的,其作用是将身体感知和运动层面上的经验结构组织起来。意象图式存在于所有的感知形式( perceptual modality),在我们的经验中,必须有意象图式,才能做到感觉运动协调( sensorimotor coordination)。因此,意象图式是视觉、听觉、动觉、触觉同时作用的结果。” 意象图式“想象的”这一特性,说明它只能是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互协作的成果,实质上这已不是单纯的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就注定意象图式势必以“身体感知和运动层面上的经验结构”为基础,以行为语言记忆为基础,同时也是以言语行为对这种经验结构的重组和重塑,离不开视觉、听觉、动觉、触觉的协同作用,离不开行为语言的协同作用。在这两种行为(语言)相互塑造、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意象图式就诞生了。原本朦胧、混沌的经验被组织为明晰的意象图式,而概念化的语词则获得了生命气息和情感形式,这既是行为语言被对象化、概念化的过程,又是言语行为的具身化、具象化过程。

爱德华·巴罗曾提出作为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并指出:“距离的产生是由于通过把客体从我们实用的需要和目的的范围中抽取出来的办法使客体及其影响脱离我本身的结果。只有这样,对客体的‘直观’才有可能。” 很显然,巴罗的“心理距离”说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是言语行为的双重作用:言语行为将世界与人相区分,将世界构建为可供人观看的“客体”;言语行为又可以悬置自己与世界的适应指向,进而创 造人与世界间的非现实关系,使人从“实用的需要和目的”中摆脱出来,使行为语言记忆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使客体从现实客体蜕变为想象世界中的审美对象,从而为审美直观奠定了基础。

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不同的特性决定着审美活动的双重性。一方面,行为语言将生命授予世界,将人性、灵性和具身性授予世界,让世界成为洋溢着肉体温热、生命节律和诗意氛围的人的世界,让人温馨地生存其中,涵泳其间,深入体验,与世界浑融一体。另一方面,言语行为则创造了人与世界间的距离,把世界呈现为人的对象世界,成为可观照、可把玩、可鉴赏的审美对象。言语行为不仅展示对象世界、追寻世界的意义,还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两种行为(语言)的充分激发和生成,促使人同时向肉体和精神两个向度拓展,向形而下世界和形而上世界拓展,使人成为永远向未来和无限开放的独特存在。

行为语言沟通、融合着人与世界,人的直觉、移情和体验能力就建立在此基础上;言语行为则总是以其区分功能分裂人与世界,赋予人以观察能力、认识能力和反思能力,不断改善人的实践能力。两者间构成了独特的张力关系,审美活动就处在这一张力场中,它成为拥有两面性的门神“雅努斯”( Janus),兼具两种迥然不同的功能。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或如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相互交融,是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言语行为为人创设了观照对象,创设了他者,创设了主体与客体之关系;与此同时,行为语言则将自我生命和人性授予对象和他者,弥合双方的鸿沟,使其转化为另一个“我”并消除了对象的“对象性”,使主客体关系转化为“主体—主体”关系,转化为“我—你”关系,并且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物我无间”、“无物无我”、“与物俱化”的境界,一种“体道”、“得道”和“领悟存在”的至境。佩尔尼奥拉则称其为“仪式思维”,认为仪式思维中包含着过渡性状态和同时性经验:“实际上,过渡似乎常让我们处于一种临时状态和一种不确定状态,这种状态就让存在中的静态与动态不可理喻地重合在一起。” 两种行为(语言)间的协同与博弈关系,造就了静态与动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身体、时间性与同时性、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相互过渡的临时状态,并将两种相反的特征不可理喻地重合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所说的“主体间性”关系与中国的“无物无我”关系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两种行为(语言)的深度合作和共同建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更关注言语行为的作用,人的主体性就是由言语行为建构起来的;而中国则更倾向于行为语言的作用,恰恰就是行为语言消弭了人与物之间的异质性,创造了物我混一、无我无物的境界。

审美活动亦此亦彼的特征就植根于两种行为(语言)的不同特性,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学者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不同的倾向性。康德把“反思判断”与“感官判断”相区别,把“感官判断”排斥于审美欣赏之外,这种美

学观同他的文化立场密切相关。康德无法脱离贵族的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不能不更加注重审美活动的精神维度,注重言语行为所创造的形而上意义的价值,贬斥以行为语言为主导的身体快感。生命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论美学则对康德美学过分尊崇理性提出了质疑,试图以强调非理性、强调生命体验来挑战审美活动中言语行为的专横态度。直至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才正式公开地向言语行为在审美活动中的霸主地位宣战。他力图以身体来颠覆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重新在审美活动中恢复行为语言的合法性和首要性。

在《生活即审美》中,舒斯特曼抨击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他认为,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所推进的“语言转向”,完全忽略和明确拒斥“生活艺术”这一维度。他进而指出:“尽管人类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语言和解释的实践所塑造的,但它通常也被等同为一个更为直接的、非解释的经验的场所。当哲学是如此彻底地被构想为通过语言来研究实在的时候,身体的非语言经验就往往会遭到忽略,虽然不是被遭到嘲弄地否认。” 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舒斯特曼吸取了这样的美学观念:“身体被看成一个构成了作为一切可以被语言和艺术表达之物的那个紧要、无声且神秘之背景的东西的中心性例证和象征:一个在反思性的思想或再现中可以被有意识地把握的一切东西的非反思性的源泉。” 不过,与维特根斯坦有所不同,舒斯特曼的美学更加突出了身体的重要地位,他把一直以来处在西方美学背景中的隐蔽的身体凸显为前景。

舒斯特曼对身体的重视,并非片面强调身体本能和无意识行为,而是倡导“身体训练”,倡导通过持续的训练以便掌握如何正确解读身体感觉的信号。这种训练实质上就是对行为语言的阐释和掌控,并希望通过操控行为语言重塑人的身体。舒斯特曼固然恢复了身体及行为语言的本体论中心地位,却并没有因此否定言语行为的作用。对身体及其感觉的解释就需要言语行为介入,只不过它放弃了原有的强势姿态,采取语言游戏的方式,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日常生活。于是,言语行为不再蛮横地凌驾于身体及行为语言之上,凭借理性强行对身体及行为语言做出裁决,恣意地按照理性来干预、剪裁和扭曲身体及行为语言,而是谦卑地窥探身体感觉,包容各种身体感觉,强化身体感觉的可见性和正当性,以至拓展身体感觉。

正因为在张扬行为语言的同时没有贬黜言语行为,舒斯特曼就为出台“身体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只有言语行为介入其中,只有身体及其感觉获得可见性,身体与政治的关联才得以展露。舒斯特曼说:“如果身体—种族—政治性纯洁的诱人形象作为深层的偏见潜伏着,煽动着对异族群体的恐惧和仇视,那么一个化解难题的策略也许就是使得所有人类、包括他自己的身体那不纯和混杂的本性显得鲜明生动而且可以看见。身体美学的训练可以使我们对身体构成的不纯混合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活生生的意识,它还提醒我们:身体的边界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多孔的。” 当人们意识到身体包括自己的身体并不是纯洁、纯净的,它没有封闭的边界,而是多孔的、开放的、混杂的,那还有什么理由固执地怀抱种族偏见和仇恨呢?身体训练的政治和伦理意义就在于通过训练,使人的两种行为(语言)在更深层次上得以协调和融合:当人的身体、生命和行为语言赢得了自身权力,那些桎梏身体、生命和行为语言的意识形态就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并会随着身体解放而崩溃,从而让生命展示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样态。对不同身体的尊重,将促成不同种族、不同群体之间真正的谅解和包容,最终实现身体同在和精神并立。

实质上,审美活动中所谓的“现象学直观”并非全然排除中介,而是尽量弱化言语行为的强制性干扰,突出行为语言这一中介。行为语言非概念、非独立和直接性的特点,使它成为一种不是中介的中介或没有阻隔的中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摆脱了言语行为给世界所带来的扭曲,摆脱了概念化所造成的阻隔和偏见,力图重新返回原初经验,与世界建立起一种貌似“无中介”的直观关系。因此,现象学直观并不是无中介的直观,没有行为语言这一中介将世界结构化,人就不能把世界纳入己身,不能把世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任何直观都没有可能。现象学直观必须借助于行为语言,以这种非独立的中介来建立人与世界的直接关联。

在审美活动中,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之间存在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博弈的复杂关系。人类文化就奠基于这两种行为(语言)的范式上。两种行为(语言)不同的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所构成的独特的张力关系以及倾向性,就决定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的特征,并创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类文明。

在讨论了审美活动中的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各种模态的符号活动及艺术问题了。从根本上说,各种模态的符号活动及艺术活动的特征,就取决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张力结构。媒介变革和表现技术创新,首先是改变两种行为(语言)的张力关系,进而改变视觉、听觉和触觉,从而引起诸模态符号活动及艺术活动特征的变化。

音乐作为听觉模态的艺术活动,它与人的行为语言(发声行为)最为接近,其音调、旋律和节奏是相互一致的。差别在于音乐按五音阶或七音阶对声音加以切分,并重新组合为有规则、有节奏、有旋律的乐篇,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声音的提炼和抽象并按照音乐“语法”来重组,是语法化、模式化、意象化过程,意图使它与身体相分离而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虽然致使音乐享有言语行为的某些特性和施行方式,却并没有被概念化,这就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音乐与行为语言的切近性。音乐在兼具两种行为(语言)特性的同时,最充分地留存了行为语言的特性,因此,音乐可以直接侵入人的心灵,激发人的情感,弥漫人的灵魂,

渗透人的身体。同这种极强的情感交际功能相反,对音乐意义的阐释则只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尽管不同的人,乃至不同民族可以由音乐引发共振和共鸣,却几乎难以确切地掌握其概念意义,特别是无标题音乐更是如此。音乐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魔力,能以它的不可言表的意义触及人类经验的深处,就因为它的结构方式更倾向于行为语言。

与音乐的听觉符号不同,绘画依赖于视觉符号,但它同样建立在两种行为(语言)范型的基础上。假如我们将中西方绘画做一番比较,中国画的内在精神显然更接近音乐。中国画不强调观察、研究和模仿自然。画家虽然游历山川,却从不面对自然做写生,他们为的是饱览美景,洗涤胸襟,领略意境,获得体验,并以笔墨、线条来表达体验和意境。这整个过程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而不是把自然作为观察和模仿的“对象”,不仅体验所得的意境必须借助于行为语言来把握,而且笔墨、线条本身就展现着生命的动感,是人的行为语言的自然延伸。在中国画中,笔墨、线条并非仅仅是一种技巧,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就是行为语言,体现着生命的灵动和气息。画家运用笔墨、线条来表达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意境,从而赋予自然以人的生命,使自然诗意盎然,成为可居可游的家园。在形神关系中,中国画更注重传神,为了追求内在的精神意蕴,宁可放弃外形的准确性,实现“离形得似”的目的。“空白”对于中国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计白当黑”即强调画面“留白”的意匠经营,强调白与黑之间的互相激发,有无相生。这就是说,空白并非空无所有,而是充溢着淋漓生气,并且恰恰因其“空白”,使得画的意蕴摆脱了笔墨、线条有限性的拘束而向无限时空生成。“神”和“白(无)”往往是言语行为乃至绘画语言拙于言说的,它只能借助于另一种语言,即行为语言来表达,通过有限的绘画语言来激发无意识,激发行为语言记忆,因此,“离形得似”、“计白当黑”就奠基于行为语言的独特功能上。恰恰就在“神”和“白(无)”中,“人之道”和“天之道”得以充分展露。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画的符号结构中,行为语言发挥了更加基础性的作用,正是它铸成了中国画的独特性。

西方艺术有着另一番面貌。古希腊艺术十分强调“观察”、“模仿”的重要性,而这首先就要把艺术对象作为“对象”看待,要弄清绘画对象“是什么”和“怎么样”,实质上经历了“概念化”过程,整个活动与言语行为紧密伴随,以言语行为的施行方式为主导范型。中世纪的绘画注重叙事性,这就更加突出言语行为的强势地位。至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人体解剖和写生则把画家的理性认识能力推向极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甚至在获准到人体写生课上试笔之前先要学习和实习如何画‘一个人’ 一切艺术都是‘概念性的’。” 绘画对观察、模仿、叙事、概念性的强调,就是对言语行为主导地位的强调。

然而,冈布里奇还注意到绘画的另一个侧面。他发现,原始艺术和儿童艺术所使用的是一种“象征的语言”而不 是“自然的符号”,为了解释这一事实,他提出了大胆假设: “肯定存在着一种不是以看为基础而是以知为基础的专门的艺术,一种运用‘观念性形象’工作的艺术。”并进而认为:“所有艺术都源出于人的心灵,源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而不是视觉世界本身,正因为所有艺术都是观念性的,才使得一切再现都因其风格而成为可辨认的。” 冈布里奇把“看”与“知”做了区分,并认为原始艺术和儿童艺术的立足点不是“看”而是“知”,是一种观念性的“预成图式”。这个看法显然是合理的,也是极其敏锐的。但是,问题在于预成图式又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冈布里奇将其归因于“习惯”和“传统”。假如我们继续不断地发问:习惯和传统又来源于哪里?它是怎样形成的?最终仍然不能不重新回到原始人最初的“看”上,仍然不能摆脱“看”的优先性。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做出解释。如果说,人类的“看”总是无法脱离言语行为的范型,那么,在“人类看”之前就已经存在生物体的“直觉”,一种以行为语言为范型的“直觉”。因此,在人类“看”的背后就同时隐含着两种行为(语言)范型,这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和施行方式的范型,它们共同制约着人类之“看”,并且双方之间张力关系的变化,往往就导致“看”的变化。只不过对于现代人和成年人来说,言语行为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原始人和儿童则因言语行为刚刚得到发展,行为语言就不能不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语言恰恰是“象征的语言”的重要基础。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互间不能通约的关系,致使言语行为不得不以象征方式来召唤潜伏的行为语言记忆出场,召唤不可言说的无意识经验出场。除此之外,在绘画活动中,行为语言主要借助于色彩和光线得以躲避概念化而获得的直接表现。

从西方绘画演变史来看,就存在着两种行为(语言)不同范型间的博弈。自古希腊开始,言语行为的施行方式在西方艺术中就占据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其权势在绘画发展过程中越演越烈。“我们意识到的世界已经被我们填装到概念的容器中了,因此,我们意识到的世界包含着种种本质的概念成分。” 直至现代时期,为了突破既成的绘画格局,行为语言才赢得了应有的重要性。几乎可以说,现代西方美术史就是以张扬行为语言来颠覆言语行为霸权的历史,是破除传统绘画“概念化”的历史。各艺术流派的画家尝试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媒介和技术手段来贬黜“概念化”,为现代绘画开拓出自由创造的崭新空间。“印象派”捕捉转瞬即逝、色彩缭乱的景象,“表现主义”对“歪曲自然”的变形的重视,对美与和谐的抛弃,其实质就是为了逃避概念化的束缚。冈布里奇说:“如果美术中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通过对色彩与线条的选择去表达人的感情,那么就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抛弃一切题材,而完全依赖色调与形的效果使美术变得更为纯粹呢?音乐无须借助于言词也能取得伟大成就,这个例子常常给画家和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启示,从而激起了他们创造一种纯粹的‘视觉音乐’的幻想。” 康定斯基的抽象

画就犹如“视觉音乐”。当康定斯基偶然意外地面对被倒置的画幅,当他不再注意绘画究竟“画什么”,画面上的色彩却分外耀眼地吸引了他,令他深感震撼。其间,正是“画什么”的概念化被悬置,行为语言记忆被充分调动,诱人的色彩突然间攫获了他。再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肢解对象、重构空间关系,高更对“原始主义”情有独钟,“超现实主义”醉心于自动书写和表现无意识梦境,“达达派”对重返童年的期盼,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对语言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叛离,对行为语言的回归,对本真的生命力的青睐。要摆脱概念化的纠缠,就必须突破意识樊篱,进入无意识领域,唤醒行为语言记忆。

当然,这种抗争不可能最终摒弃言语行为,现代艺术终究难逃“概念艺术”的罗网,同时,它也已经不再有可能重返传统。概念艺术把锋芒直指“艺术概念”自身,意图对既成的艺术概念做出解构和重构,使现代艺术变身为阐释艺术的“元语言”,变身为批判艺术概念的“理论”。“在今天的艺术家看来,‘边界线’就是对艺术的限制和障碍,也是他们集中攻击的靶子。” 表面上行为语言似乎在艺术活动中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次哗变,实质上却只能蜷伏于概念化的威严之下,成为一场关于艺术边界的严肃的研讨、论争乃至攻坚战,于是,两种行为(语言)开始以陌生方式构建起一种崭新的关系。西方学者出于习惯思维,往往把艺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命名为“再现”到“表现”,这种看法仍然拘囿于语言中心主义,仍然站在主客体分裂的立场,仍然忽视了行为语言在艺术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也就常常曲解了艺术。

行为语言、言语行为是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共同中介,无论听觉、视觉、触觉,乃至思维,其背后都潜隐着这两种行为(语言)范型,它们的特性、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都不能不制约着听觉、视觉、触觉及思维。正因如此,无论哪种模态的符号活动及艺术活动都必然建立在行为语言、言语行为范型的基础上,受制于两种行为(语言)共同建构的独特的张力场,其特征随双方张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随媒介和技术的变革而变化,而共同的基础则为各种不同模态的符号活动及艺术相互耦合和转换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这也告诉我们,如果不重视行为语言、言语行为不同的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仅仅把诸模态符号活动及艺术视为“符号对象”来分析和阐释,仍然简单套用言语模式,势必压制、扼杀了行为语言,我们的分析和阐释也必将落入谬误。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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