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发展的历史图绘与学理透视

——— 深《从层形机式理主探义究到》评历 析史 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陶水平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评析

20 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世纪,也是一个知识爆炸、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频仍的世纪。近百年来,中西文论的碰撞、交流与会通空前活跃。毋庸讳言,在 20 世纪中西文论急剧嬗变的历史中,西方文论一直处于入超之势,而中国文论仍处于追赶状态。因此,深度探究当代西方文论,融合中西文论的理论视野,成为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学术工程。鉴于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界涌现了许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流派、批评范式和研究方法,它们的学术宗旨或理论旨趣又各各不同,20 世纪西方文论因而成为同时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最为活跃的领域,引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快速发展。

关于20 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研究,西方学者撰写的大量研究著作不断译介为中文在我国出版,国内学者对于西方现当代文论研究的专著、教材、关键词研究乃至专题性论著也纷纷涌现。质言之,研究对象之复杂,研究论著之浩繁,使得当代西方文论成为当今最富于学术魅力和学术难度的知识领域之一。在此情况下,探讨当代西方文论的最新发展及其中西文论的会通问题,显得更具挑战性。近读2016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姚文放教授的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下文简称《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深感这是我国学者会通西方当代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在《引言》的开篇即开门见山地指出: 20 世纪西方文论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界,发生了一个由形式向历史嬗变的理论转

的十探余究年。中作西者文探讨了当代文论转型的十个重的要理论问题,对当代文论从“形式”到、“历史”的文论发精展摘 要:姚论文从放形教式授主《义从转形向式历主史义主到义历史学主术义嬗:晚变近及文其学深理层论机“向理外进转行”了的全深面层机系理统探而究又》深对入晚、近五微阐信释息、自觉的化史给予了和清学晰术的含历量史相图当绘丰和富深的刻学的术学著理作透,体视现。了这鲜部明厚的重问而题细意致识、渊、宏博阔而而深新刻锐、考的论理精论审框而架、富深于刻创的见学、文理关键词:姚学文术放创;新《意从识形、式自主觉义的到学历术史主主体义意》识;当,是代我文国论学;向者外在转相关领域最新的重要理论成果。

向。此前的大半个世纪是形式主义文论称雄的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文论汇成了形式主义大潮。此后的当代西方文论发生了从形式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其表征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的崛起。该书即是对晚近五十余年中西文论历史嬗变及其深层机理的探究。作者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与后现代文论的“文学性”入手,结束于“后理论”动向、美学重构与中西文学理想的诉求,独具慧眼地揭示了晚近中西文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嬗变的历史脉络和学术逻辑。据笔者初步的读书印象,该著具有几个突出的学术个性和理论特点。

一 鲜明的问题意识

对于当代文论“向外转”的问题,可以采用编年史的体例以不同时段的理论家和理论著作来论述,也可以按照当代文论批评诸流派的流派史方法来书写。但是,作者另辟蹊径,从鲜明的学术问题切入,以问题史的方式来研究、来写作。作者把当代文论发展的总趋势提炼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这个总问题,然后从九个方面、九个问题探讨晚近文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所带来的诸多变化及其深层机理。这些问题是:问题:文学性的变异;观念: “理论”的横空出世;概念:文化政治的兴起;论争:文学经典之争;理论:话语理论的新视野;方法:症候解读的生产性;基础:美学的重构;动向:回归文学理论;宗旨:回到中国问

题。当然,依据我的读书思考,我感觉该书其实探讨了第十个问题,即文类的历史化或政治化。论著从这些学术问题入手,全面而深刻地剖析当代中西文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学术转向这个大问题、总问题。全书十八章,围绕这个总问题和九大子问题,揭示其内在的学术机理和外在的学术呈现,层次清晰而逻辑雄辩。并且,在总问题和子问题的论述中依然见出历史演进的脉络,因而难能可贵。即便放在西方同类学术研究成果中,本书的研究也是相当厚重、独具特色而富有新意的。更值得赞赏的是,作者所探讨之问题极具针对性、关键性和前沿性。例如,该著对诸如文学性的历史建构与当代嬗变问题、文化政治问题、文学经典问题、文论话语问题、美学重构问题、文论回归问题等的探讨,都深入到了当代文论的核心之处,鞭辟入里而精彩纷呈。

以“文学性”问题研究为例,“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提出的标示文学审美本质的重要概念;同时,“文学性”的概念又在西方后现代理论家手上得到改写。“文学性”问题一经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之后,成为百年西方文论讨论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既引领着现代审美主义文论进入其发展的盛期,又开启了晚近后现代文论的大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百年文学理论涌现了许多流派,大多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始终在后人脑际往复盘旋而驱拂不去,成为各家成言立说的缘起,也凝定了各家各派的理论学说的现代性魂魄,从而铸成了其科学色彩浓厚的总体风貌。”直至20 世纪后期,“文学性”问题又以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和提问方式被重新讨论,鉴于文学形式在大量非文学文本中广泛播撒和大量采用,“文学性”在后现代以新的姿态一路高歌。进而言之,“文学性”问题关联着文学的形式与历史的维度,浓缩和表征了百年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理路。因此,对于“文学性”问题的不同诠解,成为把握百年西方文论发展的一个关键。从“文学性”问题入手,可以承上启下:往上,与中西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直接勾连;往下,直击当代文论的焦点问题。由此,20 世纪中西文论的理论走向得以贯通。

二 宏阔而新锐的理论框架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形态。知识生产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而且要有理论框架。理论框架既是研究对象的材料得以显现结构系统的逻辑框架,又是研究者本人的学术观察和研究分析所呈现的理论视野,而且还是学术探索所依凭的研究方法。文学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形态,同样有自身的理论框架。当代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人类文论史上理论创造最为活跃的时期,涌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涌现了无数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事件、文论著作,创造了无数的新观念、新概念、新词语、新关键词。如何把握大量的文论现象,避 免被浩瀚的材料所淹没,需要有贴切、精到的理论框架加以梳理和观照。《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正是有着清醒的理论框架意识。该书即运用了不少比较新锐、比较有效的理论框架来驾驭当代西方文论的众多材料,使得大量文论材料背后的深刻机理、学理和思想得以呈现。

例如,该书所运用的理论框架或知识构型就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框架,“学科范式”理论框架,“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嬗变的知识型构、知识谱系学研究理论框架等等。以作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框架的运用为例,作者在参考英国社会学家 S ·拉什与美国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史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认为它们各自的主要特征为:前现代突出的关键词是“是”(未分化),现代盛行的关键词是“非”(分化),后现代流行的关键词是“去”(去分化)。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断裂,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接续,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文化经历了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去分化的三段论。虽然在局部、细节中可能会有例外和偶然,但其主流、概况,却不出这一基本框架”。以此理论构型来审视当代西方文论,晚近五十年的西方文论处于后现代转型时期。各种重要文论问题无不体现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向,如: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向后现代文论“文学性”扩张和更替,从文学理论到“理论”、从审美价值到文化政治价值、文学经典和文类的打开与重建、从诗性语言到话语理论、从文学的语言批评到文学症候批评的深层历史意蕴解读、从经典美学研究到后现代美学对经典美学的重构等等,无不表征着从现代性文论向后现代性文论的转向,表征着20世纪中西文论现代性追求和建构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轨迹,晚近五十年文论的学术脉络也因之而豁然开朗。

三 深刻的学理阐释

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注重对当代文论“向外转”的深层学理探究,无论总问题还是子问题,都进行了清晰而透彻的学术史钩索与学理分析,考论严密、解读细致、说理透辟。作者对乔纳森·卡勒、德里达、福柯、伊格尔顿、詹姆逊、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理论家、理论流派的探究都相当深入而极富学理性,可谓探幽阐微,精彩纷呈。例如,书中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剖析至为细致,作者通过对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等学术原典的解读,不仅分析了德里达解构哲学的语言学和文字学维度,更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德里达解构哲学的入世精神和政治维度,进而彰显了德里达解构理论为人忽视的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作者精辟地指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虽然萌发在结构主义的营垒之中,属于语言学、文字学范畴,但却秉有天生的入世冲动和政治热情。这就决定了德里达必须一只眼睛盯着语言学、文字学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另一只眼睛盯着社会历史、现实政治领域内的

变动,犹如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通常人们对于德里达解构理论的认识往往只限于语言哲学、语言研究,将其归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一路,其实不然,毋宁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恰恰不乏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于文化政治的兴起起到了深层次的导向作用。” 由此,作者揭示了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作为推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从形式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的重要始作俑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奥秘,具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服力。再比如,论著在论述当代西方批判理论时,将学术目光投向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显示出深邃的学术史眼光与扎实的学术史功力。同时,又将目光投向20 世纪中国批判话语的政治学走向和学理化回归,对中国现代文论家梁启超等人的批判理论之渊源及谱系的考论尤其细致、缜密和扎实。又比如,论著在阐发当代西方文论批评的症候式解读这一批评方式时,深入探究了这一批评方式是如何从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马舍雷、卡勒等人手上逐步走向成熟和一路贯通的。作者精辟地揭示了症候解读不仅是一种文本细读,更是一种意义生产。作者尤其善于以症候式解读的方式解读当代西方文论。例如,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时,以症候解读式批评揭橥了法兰克福学派抨击大众文化这一症候的文化原因,即法西斯主义政治迫害给他们造成的并被积淀在其无意识深处的创伤性历史记忆。总之,该书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文论关于形式与历史、形式与政治、建构与解构之间深刻而辩证的关系,彰显了当代文论各种问题的深层症候、深层学理和深层意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学术启迪。

四 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

学术研究贵在理论创新。《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在一系列问题上均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阐释。其中对文类问题、文化政治、文学经典、美学重构等问题多有重要的学术发现,新见迭出。例如,作者对文类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尤见新锐和深刻,揭示了西方当代文类概念从形式主义的文类走向历史主义的文论,从审美的语言论文类走向理论的文化论文类的发展轨迹。再比如,作者在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政治问题时,既彰显文化政治对经典美学的审美现代性的超越,又揭示文化政治与传统政治的诸种差异;不仅揭橥文化政治产生的新社会运动的现实语境,同时揭橥文化政治背后所表征的政治无意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文化政治讲的不是派别而是性别,讲的不是政体而是肉体,讲的不是阶级而是种族,讲的不是地界而是代沟。这些问题之成为可能是建立在对于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的重新理解和进一步拓展之上的,而这些更新和扩展了的领域一般是不被纳入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之中的……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只是社会政治,它主要是指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科层机构、国际关系、政党、议会、政府、工会等社会权力关系,而文化政治则主要是指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 作者认为,文化政 治作为一种符号政治或审美政治,往往不是以现实的、直观的模样现身,而是以潜在的政治无意识形态若隐若现。一旦某种条件成熟,便会以某种象征形式出现,升华为某种文化资本。“譬如目前族裔文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异军突起,生态文学批评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显学,我国从新时期到 21 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独树一帜,以‘ 80 后写作’为代表的青年文学取得骄人的市场效益,都说明这种政治无意识一旦升华为文化政治,进而对现实生活发挥实际作用,便势必会对社会政治的改良和完善起到重要的制约、平衡和协调作用”。这些精辟的论述无不显示出新锐的学术创见。

作者在研究文学经典问题时,亦表现出鲜明的理论创新意识。作者在考察中外古今文学经典发生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经典是历史建构的、变动不居的。文学经典与其说是一个实体性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功能性、价值性、评价性概念。文学经典不仅与其审美价值有关,而且与其社会价值有关,因而文学经典成为文化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表征。文学经典虽然具有价值二重性,但是,一旦将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来考量,便显而易见文学经典的两种价值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呈现某种侧重。“从中外文学史来看,一般来说,在社会处于稳定的、守成的时代,文学经典往往偏向审美的、艺术的基本价值取向一端;反之,在社会处于变革的、动荡的时代,文学经典往往偏向功利的、实用的实际价值取向一端”。作者认为,西方20 世纪70 年代兴起“打开经典”的文学运动或“经典之争”,大量女性文学、有色种族文学、少数族裔文学进入西方文学经典的行列,正是当时西方新社会运动和西方文化战争的时代大局势使然。作者进而认为,当代西方文学经典之争还导致文类革命,诸如日记、自传、游记、书信、儿童文学乃至各种大众文化作品也纷纷进入文学经典,与传统的经典文类平分秋色。作者尤其讨论了1990 年代西方文论中文学经典之争回归文学和审美的新动向,详细比较和分析了三种最具代表的文学经典理论,即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抵制文化批评,坚守文学经典的审美自主性)、约翰·杰洛瑞的文学经典观(在重视文学经典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二重性的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中“审美自治”的期待)、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经典观(打通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强调在文学经典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并给予了许多精微的阐述。又比如,在探讨西方当代美学重构问题时,作者通过逐一分析特里·伊格尔顿、理查德·舒斯特曼、沃尔夫冈·威尔什等人对经典美学学科的重新阐释,揭橥了作为感性学的西方美学是如何不断获得打开和重构的。在小结伊格尔顿、舒斯特曼和威尔什等人对西方经典美学的挑战时,作者精辟地指出,西方传统美学区隔出人的认识、意志和情感三大块,以此把美学局限于感性学的界限之内。其实,人的认识、意志、情感这三大块心理活动,都关乎人的身心,从而把美学由心学扩展为身心合一之学。这一认识是独具慧眼而富于新意的,进一步彰显了晚近文论“向外转”的理论走向和深层机理。

五 自觉的研究主体意识

中国先哲有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说,这个观点表明了理论他者对于理论认知的独特意义。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论,固然不如西方学者那样能够设身处地。但是,西方学者的这种设身处地,既是一种独特的语境,也是一种自身的局限。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论,有时反而显示出中国理论家的超脱、冷静与理论洞见。中国学者立足自身的视域,反而能看出西方学者所难以见出的学术盲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即是这样一部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中国问题、中国见识的优秀专著。无论是全书整体,还是具体到各章,作者都不仅仅是客观探究,而且也见出研究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诉求。鉴于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得到广泛的学术传播,该书在探析当代西方文论及其在中国的理论影响时,在探索当代中西文论“向外转”这一共同规律时,注重当代文论发展“向外转”的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例如,作者在讨论百年“文学性”嬗变问题、文化政治问题、文学经典问题、文论话语问题、批判话语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时,都细致辨析了这些文论话题的中国语境,显示出作者自觉的学术主体意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最后单用一章专门阐述了中西当代文论的学术理想的嬗变问题,深刻揭示了20 世纪中西文论的价值追求从政治理想诉求走向审美理想诉求,进而走向文化理想诉求的理想历程。上述阐释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意识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作者精辟地指出,文化政治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政治,在于文化政治表征着人类生存的各种终极价值理想;同时,作者对西方文化政治的不足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当代西方文化政治过于偏向琐碎化和感官化,这就有可能卸载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表明作者对文化政治可能滑向对现实生活一味认同的副作用保持了必要的警觉。 显然,论著的这一辩证观点生动彰显了作者富于生命热度与超越品格的理论期待、学术理想、价值追求和文论精神。

总之,该书对晚近中西文论嬗变给予了清晰的历史图绘和深刻的学理透视。这是我国学者对当代文论发展“向外转”所取得的一个最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必将对我国当代文论研究、文艺理论创新、当代文论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一部厚重而细致、渊博而深刻、精审而富于创见、文化信息和学术含量相当丰富的学术著作。全书主旨鲜明、文献扎实、考论精审、文字流畅、一气呵成,充满着思想的力量、学术考证的力量、逻辑论证的力量和语言表述的力量,堪称大手笔、大作品,引起了笔者强烈的学术共鸣!这篇读后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挂一漏万的初评,相信学界诸君一定会有更多的阅读发现和阅读心得,并产生更多更大的学术反响。如果说论著有何美中不足的话,根据笔者的阅读感受,作者似乎对乔纳森·卡勒独有钟情,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身体美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较为偏爱,而对巴赫金话语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重视不够,对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复杂性等关注不够,从而为这些问题留下了值得继续开掘的理论空间。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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