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纠缠

——— “路遥现象”与女性形象的再解读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彭翠

———“路遥现象”与女性形象的再解读

摘 要:路遥作为当代最受读者欢迎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可谓保守中充满了现代气息。巧珍、秀莲、润叶、晓霞、兰香等一系列丰满的女性形象面对爱情的态度可谓路遥思想的代言。作家“不合时宜”的写作手法和广大读者的深度认同使得“路遥现象”一度困扰着文坛和学界。通过其倾力塑造的传统女性的现代审视以及现代女性身上的传统烙印,可见路遥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创作者,传统与现代的纠缠正是他贯穿始终的文化之思和情感焦虑。关键词: “路遥现象”;女性形象;传统与现代

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沉寂多年的路遥终于浮出地表成为当下学界和文坛再度关注的热点作家。此前,尽管诸多学者或以专著或以论文的形式对路遥的创作予以全方位、多维度的审视和研究,但遗憾的是,当下的多部文学史教材都对这位深受读者喜爱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完全予以遮蔽,或者只对其中篇小说《人生》予以简单介绍,又或者三言两语把路遥的创作整体概括过去。这种略带尴尬的处境,对于路遥用生命在写作的创造精神和文学贡献来说显得极为不公。于是,广大读者的深度认同和精英阶层的不置可否也就形成了当代文坛的“路遥现象”。

一 “路遥现象”之于创作传统

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评论界对路遥固执的冷漠,一方面是读者对路遥持续的热情。” 长期以来,冷漠的固化和热情的持续构成了评述路遥悖论式的两极,而且由于文学思潮的不断演变和主流话语的精英掌控,这种对峙之势一度令路遥这位不跟风、不盲从的作家沦落到文学史的边缘地位。换言之,这种落寞不是因为路遥的作品不受欢迎,而是因为彼时的创作环境已经不再推崇现实主义手法,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因此,评论界的缄默也就不难理解。但在路遥那里,“现实主义过时论”还值得商榷。他坚定地认为“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因此,“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事实证明,读者非但没有遗弃路遥,而且还深深地被他吸引和 俘获。在多次关于文学著作阅读情况的社会调查中,路遥的作品一直都在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系之中而且位居前列,尤其是《平凡的世界》所呈现的精神盛宴,更是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青睐。

然而,这种巨大的社会反响并不能改变路遥在操纵话语的知识精英眼中的地位。因为在众声喧哗、追赶时髦的时代风潮里,他甘愿退守一隅,像牛马般在“现实”中劳动。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他始终选择做一个沉默的观众,淡然守成,怡然自乐。以至于批评界看不到他固守“传统”的耕耘身影,更听不到他倾诉“现实”的热切心声。正是这样一种坚持为读者创作而不去计较评论界和文学界看法的固执和热忱造成了“路遥现象”的出现,且长达近二十年之久。尽管这种现象会令读者疑惑,也会让作者心酸,甚至会让评论界和文学史家一度纠结,但这种不争的事实恰恰说明了路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说明了以路遥为标志的现实主义手法作为一种优秀的创作传统自有存在的理由。同时,也让当代文坛对于路遥坚守传统的“一意孤行”予以重新审视。在他离开二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位一直因为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备受争议且不断遭到文学史冷遇的边缘作家终于迎来了春天。其小说在读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和部分作品被搬上荧屏后的收视率总算告慰了路遥在天之灵。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史和评论界对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路遥应该有个全新的思考和定位,以往对他有意或无意的规避总算有望得以改变乃至重新判断。毋庸置疑,当下路遥研究的再度繁荣“是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

的呼唤,也说明现实主义文学需要被重新看待,路遥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会在底层这个巨大‘中国存在’上得到体现。” 这种体现,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路遥的文本内容、创作风格、创作心理和传记研究上。其中,《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作为路遥最重要的两部代表作一直都是新时期以来津津乐道的经典文本。尤其是在路遥研究悄然回暖之后,这两个文本的深度阅读和多元接受相较路遥的其他小说而言更是独占鳌头。诸如典型人物、城乡交叉、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生命意识、史诗品格和现实主义等关键词,成为不同时期诸多学者在立足中国现实这一前提下走近路遥的着眼点。

然而,作为路遥研究的相对系统化时期,该阶段的学术论文总的来看“表层阐释与平面描述较多,缺乏理论深度和新意。” 而在笔者看来,除了这些遗憾之外,早期的研究还都徘徊在“传统”批评的藩篱之中,从性别角度切入路遥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尽管该领域也不乏学界前辈的精彩之论,但总体而言过于凤毛麟角。正如“路遥现象”之于传统的束缚那样,要想冲破“路遥现象”的困境,就必须发现路遥小说中的非传统元素。换言之,从传统中发掘现代元素,从现代中找到传统烙印,这无疑是进行路遥研究的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从性别角度切入更直接。反观学界已有的相关成果,在人物形象的解读方面围绕路遥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展开的论述可谓蔚为大观,而对于一向被人忽视或者误读的女性形象的创新性思考则相对较少。因此,对路遥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再解读,一方面会让作者本人的硬汉形象找到一种文化归属,另一方面也能让女性典型形象在读者心中的固有印象得到多维度的现代审视。

二 女性形象的现代审视

路遥的写作究竟是坚守传统还是追赶时髦?这个在评论家和读者那里纠缠不休的话题启示我们:只有打破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局,才能走出“路遥现象”的困境。如此,才能全面、正确地看待路遥固守传统的初衷和他潜意识里的现代色彩,进而走向辩证的立场和理性的批评。显然,从诸多杰出学者的辛勤探索和已有的优秀成果来看,最有可能予以重新审视的莫过于对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再解读。一如路遥在《人生》中着力塑造的传统女性刘巧珍和现代女性黄亚萍这两个经典女性。她们一个是美与善的化身,一个是真与幻的典型,二者将中国女性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女性气质和文化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回到女性自身来看,传统与现代的表征在这两个女性身上并非楚河汉界般分明。同样,《平凡的世界》中的兰花、秀莲、晓霞、润叶等诸多女性所代表的两种价值观在作者那里也许泾渭分明,但就文本接受来说,这种意图谬误实则是对传统女性的误读和对现代女性的单向度阐释。

《人生》中金子一般的巧珍对高加林的勇敢追求和果断放手及其彻底绝望后对庄稼汉马栓的平静接受,充分体现了一个传统女性身上难能可贵的现代气息。这是因为 “刘立本这个漂亮的像花朵一样的女子,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 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但是她有着超乎寻常的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在精神方面的追求更是远超普通庄稼人的境界。尤其是她对自由恋爱的勇敢尝试,堪称农村姑娘挑战传统的典型。在1980 年代的中国乡村,自由恋爱是被嘲笑的,农村的婚恋依然讲究媒妁之言。但巧珍在“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她爱他潇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型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 而此时的高加林,虽然还当着小学教师但家里却一贫如洗,然而漂亮、勤劳的巧珍绝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庸俗姑娘,她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 高加林无疑是她最理想的人选。只是那时候心比天高且不乏才情的高老师还从未想过要找一个农村姑娘结婚生子,更没想过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世代耕耘的土地上。所以,聪明的巧珍只能苦苦等待机遇,像所有自卑的女孩子一样羞于向心上人表白,这是巧珍传统的一面。因为她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力,更不知道爱是不分贫富和等级的。因此,没有受过教育的自卑和择偶标准的超乎寻常便形成了巨大反差,进而使得巧珍在高加林面前不免怯懦、羞涩、甚至是自卑。这是农村传统女性固有的特质,然而勤劳、善良、温柔、体贴、懂事、明理等诸多优秀品质也是乡下姑娘与生俱来的传统美德。而路遥塑造的巧珍这一经典形象,则完美地将所有传统女性的多元属性集于一身,而且表现得恰如其分。

当高加林不得不回家务农时,巧珍虽然也为他丢掉教师职位而难过,但她更多地还是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光。因为从此他们便拥有了平等的身份和共同的土地,这让巧珍有勇气甚至有资本去走近暗恋的人。于是,她关注高加林下地劳动的场景,巧妙地帮他“卖”掉不好意思吆喝的馒头,细心又适时地送给他一包提前买好的烟,忐忑而又坚决地和他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并成功地向意中人表白……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传统女子不可能有的举动。能够在众说纷纭中练习刷牙、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加林骑一辆车子逛县城、冒着被父亲打骂的风险也要晚上出来约会……这一切都是巧珍为了爱情在大胆地挑战传统!她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加林“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谁还能说这位传统保守的农村姑娘不懂得浪漫?这种恋爱的方式不就是城里人所谓的现代模式吗?显然,电影这一传播媒介本身就是现代化的直接表征,它对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已经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而这一情节的精心营构,实则就是路遥本人现代意识的体现。

当然,在传统色彩居多的巧珍姑娘身上体现出的现代意识还远远不止于此。在高加林被黄亚萍的城市诱惑俘虏后,她的坚强、果决和善良令人惊讶。面对难以承受的结

果,她曾像所有普通失恋的姑娘一样想到过死。“但当她一看见她生活和劳动过二十多年的大地山川,看见土地上她用汗水浇绿的禾苗,这种念头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 正是她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以及多年耕耘着的这片土地,让巧珍在被抛弃后坚强地面对流言蜚语,异常平静地接受现实并很快回到劳动中去。在现代意识尚未普及而传统效力更大的乡土社会中,失去了最爱的加林哥虽然极度难过,但她最终也没有寻死觅活,更没有死缠烂打和不依不饶。因为“她在感情上根本不能割舍她对高加林的爱。” 她永远也不会恨他,尽管加林带给她的那种苦比跳崖还要痛,但善良的巧珍既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她明白:“悲剧不是命运造成的,而是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她的宣判,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 于是她不再强求也不再幻想,当机立断,坦然面对,这是传统女性中少有的理智和清醒,是现代意识的充分体现。因为现代人面对爱情,他们能做的也是积极追求,努力经营,全身心地付出,哪怕满盘皆输也义无反顾;而在遭遇一方的不义时,他们同样不挽留不纠缠,不指责不怨恨,并愿意为了对方的幸福而放手。只是令人无比同情的巧珍终究还是成了“路遥小说里最富有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她的悲剧在于她是爱情的牺牲品,在更深层次上,她是现代化进程下的传统道德的殉葬品。” 但就文学研究而言,巧珍这一形象在1980 年代的乡土小说画廊中极富典型意义。她在爱情中的攻守和撤退,可谓是传统与现代的深度交融。

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中兰花与王满银的结合则是传统意味居多,现代意识较弱。对勤劳的兰花来说,“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而所谓爱情的欢乐不过是王满银对她说了几句甜言蜜语,然而却足以唤醒兰花的女性意识并激起潜在的情感波澜,进而甘心一辈子为他做牛做马,这无疑是传统女性的可怜之处。如果说兰花身上也有现代意识的话,那就是面对父亲的暴怒一向温顺的她却敢于因为爱情而坚决嫁给王满银,这体现了现代女性为了忠于内心而敢于去抗争的一面。相反,秀莲对少安的接受与扶持则是传统之中渗透了更多的现代意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不要彩礼重人品的秀莲姑娘愿意远嫁穷到骨头里的少安哥,这本身就是一种冲破传统的勇气。婚后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更是给这个穷苦的家庭增添了无限温暖。他们勤于劳作,善于动脑,致富不忘乡邻,义务出资办学……一系列举措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所应有的认知水平,其大义之举更是现代女性的应有风范。当然,秀莲身上也有诸多传统的特质,但正是传统与现代在这位女性身上的张力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除了巧珍、兰花、秀莲这 几位在传统与现代中不断游移的魅力女性外,直接以现代女性身份出场的黄亚萍、田润叶、田晓霞以及后来考上大学的兰香、金秀等诸多女性的情感世界亦是令人无限叹惋或暗自惊叹。但总的来说这些光芒四射的现代女性身上也继承了传统中的优秀元素,在她们身上依然可以清晰看到一个时代的传统烙印。只不过她们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熏陶,认可了城市的文明和生活的自主,因此面对感情,她们理性而又不失迷狂。不爱的可以放手,想爱的大胆表白!无论既有秩序怎样,在自我不断成熟中,她们敢于打破世俗伦理,无所畏惧地走向心中的理想伴侣。尽管这些女性在恋爱的路上也有过身份纠结和诸多疑虑,但她们最终选择挑战传统偏见,通过努力奋斗而忠于自己。尽管很多结局不尽人意,甚至是注定的悲剧,但这些现代女性依旧义无反顾。可见,“路遥的爱情描写最能见出新时代的个人奋斗者的困境和悲剧,显示出直面真实的艺术勇气”。

三 回到路遥

综上所述,在路遥的作品中,不论是传统女性的典型,还是现代女性的代表,面对爱情,她们都表现出了各自应有的传统观念以及超出她们所处时代和身份的现代理性。而“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表现在路遥身上,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路遥把这种现象视为‘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之所以是永恒的痛苦,也许是因为一向对土地有着深厚情感的他置身在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代,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现实生活及其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也有同样的困惑和焦虑,然而除了深切的理解,个人却无法对抗时代的席卷。再加上作家本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曲折的情感经历,从而不得不将其用心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放置在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之下,以期借助各自的爱情故事予以尽可能客观的呈现与审视。但综观他精心设计的每一段爱情,在相关情节的叙述中又好像都带有创作主体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故而,有学者认为路遥的小说几乎都“宣泄了同一种爱情焦虑,有了这种爱情焦虑作为生命的底色,其中折射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焦虑也就显得更加的丰厚与沉重。”

在笔者看来,所谓丰厚,是指“路遥在历史的环链中,在环境的迫压与人格的挑战中,始终注入一种美的崇高的品格,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而所谓沉重,一方面是他在面对农村的有志青年如何进入城市并被城市所接纳而产生的焦虑。当然,这种焦虑与路遥当年费尽心机帮助弟弟王天乐解决农村户口并得以进城务工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消除这种焦虑,他只能强行将从泥土中成长起来的男主人公刻画得要么英俊潇洒、富有阳刚之气;要么才华横溢,志在千里……然而,恰如大地的叹息一般,无论如何包装,作家依然无法改变他们来自土地且穷困潦倒的事实,只能想当然地通过优秀的城市女性对这些落魄男子的爱慕来证明他们的超凡脱俗。尽管路遥自己也十分清楚,在城乡交叉地带,地位和出身相差较大的男女结合几乎

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层面,所以他始终有着一种清醒的焦虑。否则,路遥也不会残忍地安排与掏炭工人孙少平已经确立恋爱关系甚至是谈婚论嫁的高干子女田晓霞在一场洪水中突然死去。似乎只有女主这样崇高的离开,才能保证“门不当户不对”的农村青年的最后尊严。同样,田润叶对孙少安的追求和对干部子弟李向前最初的冷漠也是一样的创作心理。只有等少安娶了秀莲,润叶才慢慢放下对少安的狂热,进而逐渐接受了丈夫的全部……这种爱情模式是路遥苦心筹划的结果,他太爱有着自己身影的少平和少安了,所以必须让高高在上的城市女子俯下身来,以此彰显农民子弟的与众不同和个人魅力。然而现实的沉重却是路遥无法回避的,正如他自己与北京知青的两次婚姻一样。所以,他只能在焦虑中看似合理地去想象城乡之间的爱情模式,以此平衡内心的纠结和现实的无奈。

因此,路遥的所有小说但凡涉及两性之爱的书写,不论主人公身处繁华都市还是来自底层乡村,不论其身份是高干子弟还是普通农民,实则都渗透着作家本人知识改变命运的灵魂觉醒和强烈的男权中心色彩。因此,在《平凡的世界》中,很多杰出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独立价值,她们的出现“是彻头彻尾地为男人服务的……她们是男人权力欲望的证明,是男人成长的阶梯。不同时间中男人对女人发出召唤,而女人也会与时俱进地被叙述人生产出来。” 很显然,这个叙述人就是路遥本人的在场,每一个女性人物在男主人公面前几乎都低到了尘埃里。不论是都市的知识女性还是杰出的农村女性,她们所倾注的全部爱情都只不过是男性权力与欲望的一种陪衬和确证,从而忽略了女性自身本该拥有的平等地位和爱的尊严。因此,“呼唤爱与美,呼唤平等理想的爱情,表达对爱的尊严与权利的坚执,表现爱情中女性对独立自主人格的追求”既是路遥在进行女性书写时应该不断反思的文化问题,也是所有女性在深陷传统与现代的纠缠时实现自我救赎的理性选择。

在路遥这样以男性为尊的心理定势中,贤德的女性作为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天生扮演着牺牲和奉献的角色。此外,在中国传统家庭的角色认同中,她们还要兼顾温柔、善良、节俭、体贴等诸多男性的心理需求。故而,小说中着墨颇多的巧珍、秀莲和兰花等女性似乎让路遥无限欢喜,以至于让他无法用略带贬义的话语去描述她们。由此可见,路遥是多么推崇这样既能坚守传统美德而又不乏现代意识的完美女性。只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后的他成功地离开了土地,走向了城市。现实的环境让他既欣赏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又渴望拥有现代女性的优雅和光彩。也许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情感焦虑,催生了黄亚萍、田晓霞、孙兰香等带着传统烙印的现代女性形象。然而,这类女性在经过文明的荡涤之后又不愿自设囚牢,服从传统的规约。因此,她们大胆追求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爱情,勇敢地向传统宣战。这原本是所有女性源自本能的野性之美,但在历 经沧桑且无力抗拒的路遥笔下,这种美也只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中留存、绽放。

结语

路遥作为当代最受读者欢迎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可谓保守中充满了现代气息。巧珍、秀莲、润叶、晓霞、兰香等一系列丰满的女性形象面对爱情的态度则是路遥现代思想的直接代言。但众多学者对路遥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他笔下的男性身上,而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则缺乏创新性探索。此外,面对文学史和评论界的“路遥现象”,本文通过对路遥小说中典型女性的再解读,发现传统与现代的创作观念在路遥身上有着诸多纠缠,再加上作家自身的情感经历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他对巨大变革中的农村境遇有着独特的现实主义思考,当然也难免带有个人的偏狭。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位为了拧出小说的一字一句会献出人生的刻苦奋勉的作家” ,这样的作家值得尊重。

北省社(作会者科单学位基:金河项北目大“学跨新文闻化传视播域学中院的。‘本刘文荒系田河象’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HB16WX018)现

责任编辑 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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