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乡土的“”呐喊

———兼论贾平凹的中国经验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王华伟

———兼论贾平凹的中国经验

富与乡问做题出意的识坚与本土气派的当代大家,贾平凹从重记要忆的中现的实“观小商州”出发,积极参与“大商州”的体验、书摘 要:乡守土之是举贾、平发凹出文的学呐创喊作之最声重,具要有的空间维度,它照承意载义着,作彰家显在明传显统的与中现国代经双验重范视式域。下作对为城极观写照与中营国构的,精大准环呈境现与“大最时后代乡土这”便的是本其土文性学、故自事信性之与所问在题和性中。国通新过经超验越之乡所土是的。狭隘与空间的局限,进而关键词:贾平凹 ;乡土;中,国经验

贾平凹生于、长于深处秦岭山区的商州,故乡的点点滴滴抹之不去、挥之即来,成为其文学创作灵感的主要现实源泉和写作实践的重要空间支点。贾平凹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名不见经传却又人文荟萃的棣花街度过的,在这里,他经历着乡土生活的煎熬与不易,梦想着未来人生的美好与成功,更展露着文艺创作的天赋与才华。“商州”在贾平凹的心中有着无法抹去的痕迹和不可替代的位置,年少青春的体验与感受成为他想象乡土空间、讲述中国故事的动力来源。从被推荐上大学之日起,贾平凹真正离开农村来到陌生的省城,从此开启人生的城市空间之旅,但他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反而越发接近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我是农民”,为贾平凹建构一个聚焦于乡土但又超然于乡土的观察视点与创作基点。

文学地域性是作家地域性的映照,贾平凹的根在商州,其作品必然表现出浓厚的“商州性”。聊不完的商州话题,讲不完的商州故事,道不完的商州情怀,正是贾平凹对乡土体验、想象和美好的流连忘返与乐此不疲,反映到作品中恰是“商州”通过文学实现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延展。贾平凹在空间上虽已远离故土,却没有忘记家乡的土话,也没有丢掉农民的“身份”,更没有回避现实的乡土,他自觉地将“商州”经历升华为对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乡土是贾平凹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的空间维度,它凝聚着作家本人在传统与现代双重背景下对“乡土的传统会怎样”、“乡土的现实是什么”、“乡土的未来该如何”等现实问题的思索与呐喊,具有重要的现实观照价值,彰显明显的中国经验范式。

一 城与乡的区隔

传统中国包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气质与气魄,农村、 农民与农业等根本性乡土问题时至今日还明显影响着当下中国的结构构成、观念形成与经验生成。正因如此,广阔的乡土空间、丰富的乡土资源和厚重的乡土传统成为文学再现乡村全景全貌的经验积累和现实参照,给予作家富足的精神养料和独特的审美意趣。乡土是文学创作的母题,具有强烈的根性,文化意义上的寻根体现出作家对乡土根本价值与内在精神的自觉想象和无限追求。

传统中国的根在乡土。“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所谓自然的参与,指的就是有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 所谓的“根”具有普泛性和自然性,农民正是在乡土传统的规范与约束中获得自我身份的空间认同。然而,乡村在城市化面前,正经历着被异化被消解的现实,乡村从过去相对静止的时空变成现在并置多变的空间,农民所习惯的简单时间之流变成不习惯的复杂空间之变。乡土的时间性在弱化,空间性在强化,新乡土正在激起充满无奈与哀叹的空间体验。

贾平凹对乡土传统的痴迷与守护,以及对乡土命运的关切与思考,正是其责任担当与现实宿命的具体体现。传统是集体无意识的基因性规定,它在无形之中起着无所不能的作用。文化寻根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文化拔根危机,城市的围攻、现实的裂变和传统的异化,已经让贾平凹记忆中的乡土之“根”摇摇欲坠,甚至会遭遇连“根”拔起的命运。从《浮躁》到《极花》,从《废都》到《高兴》,贾平凹用自觉的坚守和采掘为当下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提供新经验。作为乡土山乡巨变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商州已经完成从时间存在到空间体验的并置转向;作为乡村前世今生的缩影与符号,商州已经完成从地理概念到意象表征的华丽变身。无论是作为地理背景,还是作为空间意象,“商州”一直是

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现实依据、原型参照和想象根基。但是, “商州”不再,它一头联系着乡村,另一头联系着城市,它既是乡又是城。在关于乡的书写中带着“城市商州”的痕迹,在关于城的书写中有着“乡土商州”的影子。贾平凹曾坦言,他始终是以城市的眼光看乡土,以乡土的视角看城市。

(一)城市对乡土的侵蚀

改革开放大潮之际,《浮躁》传达着时代的心声和现实的呼唤,勾勒着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图景。外面的世界再繁华,也难以与州河的静幽与安逸相媲美。“在街上走,州河时显时断,景随步移,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 州河两岸清新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广阔迷人的乡土空间释放出难以抗拒的魅力与诗意,让来到此地的任何人都倍感惬意与自得。这般清幽的山村河畔,在静寂中却暗藏着一场即将来临的躁动。“《浮躁》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从整体上所做的对时代情绪的准确概括:浮躁!在新时期文学中,视野如此开阔,时空如此宽广,气度如此恢弘,而且十分自觉地把笔墨放在展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心理形态上,实在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平凹对当代中国人人性建构的展现、社会心理的挖掘、社会情绪的把握,都达到了相当深度。” 农民在改革的洪流中奋勇向前,渴望通过努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可笼罩在州河上空的传统之网,让那些勇敢走出去的弄潮儿在与现实的冲突与抗争中败下阵来。金狗们的命运表明在那样一个充满着新奇与变迁的年代,乡村必然要承受因好奇、兴奋与焦躁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压力与负担,而这压力是难以忍受的,这负担也是令人不堪的。无法冲出空间限制与束缚的他们想象世界的方式依旧是乡土化的,建构自我的途径也是乡村性的。金狗们的再次返乡,让曾经浮躁的州河两岸归于暂时的平静与安宁,却预示着更大更猛洪流的到来。

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造成传统的异化和乡村的败落,《高老庄》映射出作家关于乡土的现实理想与精神突围。“子路和西夏已经像土布袋摔过一样,面目全非,没想到街道上尘土更深,一走进去就扑扑腾腾起烟。” 从省城返乡祭祀亡父的子路夫妇,一路“风尘仆仆”的窘相明显折射出高老庄的衰败与没落。作品所大肆描写的民风、乡俗、人情、世故构成庞杂的乡土空间,它们代表着深扎于乡村沃土中的中国传统之根之魂。贾平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致力于对乡土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批判性捕捉与探索。这就是作家的乡土理想与本土眼光,他希冀传统与现代能够在独具一格的乡土空间中彼此借鉴、相互交融,以更好地凸显本土故事和中国经验,而不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与侵袭中让传统性渐失特质与品性。即便作为大学教授的子路已经意识到乡土的困境,也没有主动担负起应有的文化与现实责任,更为荒谬的是他本人亦沦为需要现实拯救之人。作品所“挖掘鞭挞的文化劣根,也是子路西夏冷漠观照的乡土现实,它与外来文化视角共同构成乡土文化困境的完整叙事空间。”贾平凹在乡村所追求的传统性想象与现代性突围,只能是作家个人的美好愿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正如西夏子路的彼此反目和子路的无奈逃离一样,任何力量都终究无法阻挡乡村必然结局的到来。

社会转型使得乡村经历裂变与震荡,饱受苦楚与病痛。《秦腔》上演着清风街人的油盐酱醋、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作为古老戏曲文化象征的秦腔的没落,以及作为作品潜在叙述者引生的自宫,都预示着乡村的必然凋零与衰败,乡土的注定瓦解与崩塌。“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地……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到哪儿都是难活。” 生活的矛盾、道德的沦丧、权力的争斗、金钱的泛滥、农民的逃离和土地的荒芜充斥现实的乡土,往昔生机勃发的乡村正在失去光泽、活力与生气,《秦腔》俨然成为讲述备受消解乡土空间、控诉遭受冷遇乡土传统的挽歌与绝唱。贾平凹的哀叹并非出自偶然,失去演员、舞台和戏迷的秦腔远非戏曲本身的回天乏力,它象征着农民对土地的逃离与背弃,也预示着乡村走向绝境的无奈与无助。

从乡到城,再从城到乡,农民频繁体验着空间差异带来的身心摇摆。《极花》记载着农民涌进城市后遭遇的种种不公与不安,见证着农民与乡村共同成为“天涯沦落人”。“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贾平凹就是要用自己独特品种的作品,完成对乡土另一面的揭露与批判,比如拐卖妇女儿童如此“荒唐和野蛮”的恶行何以在当下的文明社会屡禁不止、屡见不鲜。无论是乡土的悲哀,还是现实的懦弱,都不应该让此类可悲可耻之事再次发生,恐怕这才是作家选择如此敏感题材讲述当下乡土的初衷。作品通过提炼生活、升华情感,在对平凡与平庸的低调书写中叙写乡村的沉重与无奈,把乡土问题放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去把握、去审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本土化表达正在于此,这也是其对当下乡土倾注大量感情、热情与激情的具体表现。

(二)乡土对城市的卑恭

商品与消费时代的全面来袭,让生活在“废都”中的知识分子多少感到猝不及防、难以应对。《废都》代表着贾平凹的笔触从传统穷乡僻壤转战现代都市的处女秀,这次尝试可谓既大胆又放肆、既震撼又颠覆。作为出身农民的城市知识分子,庄之蝶急于为自我找到安妥灵魂的地方,却在都市声色犬马的迷乱中迷失自己、危机四伏;看似获得广受认可的都市中心地位,却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颓废中滑向边缘、楚歌四面。从受人尊敬的大作家到客死旅途的都市弃儿,从“妻妾成群”的大丈夫到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庄之蝶内心的悲凉感与恐惧感被无限放大。庄之蝶的悲剧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由于隐藏在文化人背后的农民出身,他自始至终没有真正融入都市的生活圈与文化圈,也没有完全理解城市生存的规则与逻辑,他似一个混迹于

都市的乡下人。“庄之蝶虽身在都城,心还在古老的农耕时代。在都市里,它始终是迷失的,也是失意的,他不知道以什么方式确证自我的存在。” 《废都》讲的是关于城的故事,凸显的却是关于乡的命运,传统乡土在与现代都市的融合与碰撞中被挤兑得伤痕累累,乡与城有着难以逾越的裂痕与区隔。

城市大扩张大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让乡村陷入生死存亡的另一种境地。《土门》书写着既是城又是乡、但更是乡的空间体验与情绪郁积。无论是在地理意象上,还是在心理空间上,仁厚村更像是游走于城市边缘而又无家可归的浪子,作为“城中村”,它不得不面临家园随时被拆迁的失地危险与失家命运。“正是这个城市有了那么多房地产公司,口口声声要改造旧城,扩大新城,才使我们仁厚村被水泥包围,面积越来越小,甚至企图消灭这个村子。” 虽有以成义为首的仁厚村人怒而反抗,打着维护乡村传统、保护农民利益的旗号阻止拆迁改造的进程,终是无法为西京城留住最后的田园宁静与雅致,无法阻挡乡村空前溃退的脚步。乡村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性的需要,更不能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厚重而温暖的乡土正在陷入一种无路可走无处安身的困境。贾平凹运用独特的空间并置意境与现代审视意识拷问乡村的何去何从,他以都市圈里的乡土符号“土门”隐喻性地批判城市文明所建构的既冰冷又缺乏人性的钢筋水泥空间。面对城乡的结构性空间巨变,作家试图将乡土的不幸与衰败归咎于城市的步步紧逼,更将其归因于乡土情感的外在淡漠与内在断裂。

进城寻求梦想浪潮的接踵而来,让一群处在最自然、最自由生存状态的年轻人在进城之后无奈以收破烂、捡废品为生。《高兴》关注着与都市繁华几无关系的城中村和垃圾场,刘高兴们挣扎着挤进城市,却被无情地抛向没日没夜的城市最边缘和最底层。虽有刘高兴异想天开般地愿以己之肾换取城里人的身份,如此巨大的代价可谓超乎常情、出乎意料,但最终还是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落得个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可悲下场。贾平凹认为,这是一种想“极力摆脱农民身份、进入城市的自卑下的自尊”。刘高兴看似乐在城中,实则陷于焦虑与游离之渊,他的笑含着泪,他的乐带着苦,他的幸福伴随着刺痛。

脱不去的农民根性,使得贾平凹内心对城市有种难以抹去的隔膜、无奈与拒斥,他把奔波于都市圈农民的不幸与悲苦全都归罪于城市,也把自我的怜悯与同情整个给了乡土。贾平凹建构的充满“乡村味儿”的城乡空间,是其作品扎根土地最深层的气质表现,也是典型中国经验的传达和地道中国故事的传递。与现代性相比,乡村传统更加真实可靠,也更具道德性与约束力,因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精神实质,仍不脱乡土中国的本相。乡土中国的思维习性,在今天仍然根深蒂固。” 贾平凹着眼于乡村小人物的塑造,执着于中国新经验的表达,目的是剖析中国人的生存逻辑,挖掘中国人的生活理念,讲述中国人的情感与故事。“我们常说有一颗中国心,实际上是有一个中国味,也是一个中国 腔。所以腔调和味儿是形成一个族类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的,一种文化的原因之一。” 贾平凹所言之“腔调”“味儿”,是对中国经验最朴实最通俗的阐释,它的形成得益于所有关于事情、世情和民情等现实问题的解决。时代决定作家的命运,生活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相互交织相互纠缠年代的贾平凹,在体验乡土这块圣地和践行乡土这条道路上表达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新经验。

二 乡与土的呐喊

传统中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乡村田园风情,乡土占据着现实生活和价值观念的高地,它集中体现出中国人对民族意识、时代精神、社会价值和现实品格的集体认同与代际传承。历史上的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与乡村和田野有着记忆深刻的亲密接触,他们的生活现实与情感世界是由农舍、田地与乡野小路所构成,而不是由高楼、公园与超级商场所定义。“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的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了”。正是土地孕育了中国的乡土传统,整个的中国经验充满“土气息泥滋味”,民族性主要或首要体现为乡土性。

(一)对乡土传统的坚守

正是乡土性决定着乡村的本土化与稳定性,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面对乡土、适应乡土和接受乡土的不同于城市与商业文明的乡村坚守。这坚守往大里讲是取之于土地、用之于土地的乡土传统,它包含着所有中国人共有、共享的文化情结。“从基层上看,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代表中国经验最核心的事实毋庸置疑,尽管它曾经和正在被现代文明与都市商业所侵袭、遮蔽和消解。中国人的生存说到底必须依赖于土地,土地几乎为中国人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全部所需所求,中国经验就在生它养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并得以坚守和传承。如此这般,无论社会经济还是意识形态层面、无论乡村还是城市中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都必然是乡土化的。

1990 年代以降,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伴随着城市版图的迅速扩张,乡土图景逐渐褪色和远逝,农民的现实适应度急剧下降,他们变得既迷茫又失意,无法像过去那样感受自我的真实与存在。但是,在经历过跨越式的膨胀与扩容之后,城镇化的弊端开始暴露无遗,直至难以掩盖。城市在乡土的呐喊声中承受着传统性的压力和现代性的苦楚,饱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与大大小小的批评。乡土中国会不会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成为离土中国甚至城市中国,中国经验会不会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成为中国记忆,已经成为众多乡土作家思考和忧虑的重心。正是在乡土的这种集体性坚守中,贾平凹选择坚持探索呈现中国经验的新视角和营构乡土未来的新方法。“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既需要立足传统和本民族生活,也需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营养”,立足地方才能够形成本土的特色,放眼世界方可以呈现传统的精华,正所谓越民族的越世界。需要

强调的是,贾平凹虽自觉而大胆地借鉴、吸收西方文学成就,但却完全没有偏离中国经验的主流价值取向 基于传统性的现代性。

文学是记述和表现乡土的重要媒介,土地、农民、村庄等乡土意象反复出现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它们被赋予广阔的空间意义和普泛的文化价值。贾平凹对乡土的深层次探索与多元化书写,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不得不提的标杆与旗帜,也是乡土传统与经验的真实写照与符号象征。贾平凹对乡土问题的审美把握与文学再现是别具个性的,也是无法被替代的,他对乡土传统时间倒逆和空间断裂的表达恰好印证其创作的戏剧性、矛盾性与唯一性。在这样一个空间大变迁、思想大解放与审美大不同的年代,贾平凹对中国故事一如既往的关注与坚守,体现出作家的时代担当精神与现实关切意识。贾平凹的创作“坚持中国特色”,“又具有中国味,中国气派”,他用中国的方式自信地讲述本土老故事,传承中国新经验。

(二)对乡土消解的呐喊

贾平凹特别钟情于讲述中国故事,除了对乡村的特殊感情与无限热爱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传统乡村从过去可有一番作为的广阔天地沦落到日渐凋蔽的现实,是促使贾平凹书写乡土经验的诱因所在,也是促使其为乡村呐喊的力量源泉。现代性对界定乡土来讲是把双刃剑,因为乡土在中国一直是民族性定义的标尺,但当下无限缩小的乡土空间和持续异化的乡土世界模糊了传统的认知性。乡土既是农民集体身份认同感的标志,又是农民自我存在感的障碍,全面来袭的现代性是形成这一悖论的现实根源。城镇化在推进整个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无情而粗暴地拔掉乡土的根,“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外,除了是空洞的‘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 作为传统中国固有的精神支点与文化基点,乡土正在受到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的撕裂、抽离与消解。“共同感的消失是时代危机的最确切标志。在每一场危机中,世界的一部分塌陷了,为我们所有人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了”。农民虽然已经从个体无意识的被动适应城市,发展到群体有意识的主动放弃乡土,但收获的却是冷漠、孤独与恐惧,结果导致乡土由传统沦为异质,由真实变为虚无。

乡村的虚空和萧条,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奈选择背井离乡,涌向城市的多元空间。由乡及城,农民的离乡与废乡导致乡土及其传统的必然裂变。“乡土文化正处于一个从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都市文化过渡阶段,一方面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某些都市文化的特征,呈现出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多样性、市场性相互交融的特点,这是对当前乡土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 城市的多元文化经验在有可能盘活乡村的同时,更多的是导致乡土的颓败与异化。传统乡土中自足、求稳、封 闭和守旧的普遍价值观念,明显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与解构,乡土迫于无奈走上开放、融合与求变的道路。乡村被改造成农民最熟悉的陌生之地,他们寄予厚望的城市则被打造成最陌生的熟悉之地。本应作为乡土接棒者的农民在开始适应逃离故土之际,却又不得不去面对因挤进城市所造成的各种不适应。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等人类学家曾提出“文化适应”这一概念,用来解释“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 面对城市文化,进城农民身上原有的“乡土气”日渐疲弱和萎缩,但他们的适应之路却充满艰辛。在文化适应中再次追寻梦想的农民,患上文化适应不良的强迫症和文化同化不足的分裂症,于无奈中游走在、挣扎于城市的边缘。“进而不入”和“回而不去” 的两难处境和“文化区”的两异背景,让选择进城寻找新的认同感与存在感的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背离乡村家园之后,又被抛向无名无份的城市深渊。对进城农民而言,后方的乡村日渐虚空,前方的城市更显隔膜,他们的故事充满悲剧色彩。“过去我们是被选择的人;现在我们则是选择中的人。” 选择由乡及城的位移,农民的适应过程可谓一路艰辛与挣扎。

城市文明的彰显意味着乡土文化的隐匿,这是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大和乡土空间的迅速萎靡,乡土问题已经严重到难以逆转却又不可回避的地步。“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这都是乡间社会的特点,而人们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哪怕一步之遥的空间转换,农民承受的却是生活的不自在、精神的不自由和现实的不自我。视野开阔了,见识增多了,地缘、亲缘和人缘却弱化了,农民过去“自给自足生活的舒心与惬意”也不见了,城市化的背后隐含着乡土易被忽视的落寞、凄凉、刺痛与断裂。乡村正一步步走向终结,但文学关怀和呼唤乡土的声音不应就此消失,相反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起为乡土呐喊的重任,当下既不乡又不城的模糊空间为作家提供重新审视乡土的全新空间视角与文化原点。文化本来就是社会的传统,通过这一原点性的成法,既可能挽救当下乡土于颓败,也可以融合今日城市于传统,无论乡与城,它们的根都在乡土,因为“‘乡’是文化建构的结果。” 乡土传统的消逝,反映的是现实的裂变和空间的转换,正是这一过程打破了乡土的传统形态与特质。“文化其实并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健康和幸福,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化也不能确保所有社会都获得发展或存在,因为那些获得成功的社会都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着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它们改变。” 面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转型与变革,乡土或许不得不做出让步、付出代价。但是,由现代性引起的各种可能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不可小视,且值得深思。贾平凹的文学创作适逢乡土从传统走向衰落的关键时期,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冲突空前激化,作家通过在文学中营构本应属于乡土的过往,以勾起人们对乡

土的无尽遐想和美好记忆。总而言之,贾平凹笔下的乡村,是对空间的想象与体验,是对现实的直面与呐喊,更是对中国经验的呼唤与坚守,其作品有力拓宽了乡土现实的审美空间,丰富了乡土空间的本土内涵,强化了乡土叙事的中国表达。

结语

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共存的关键节点,乡土中国应该如何总结自身的过去,如何定位自我的现在,如何把握自己的未来,这是既传统又现代的贾平凹一直以来的忧虑和担当。面对乡土的颓废和传统的消解,作为颇具问题意识和善于打捞现实病象的当代大家,贾平凹用作品说话,深度揭露城市化进程存在的弊端和造成的矛盾,精准呈现“最后乡土”的本土性、故事性与问题性。通过追溯民族的本源,把握中国的经验,剖析乡土的命运,想象传统的未来,审美地表达对乡土守与弃的自我态度与自觉行动、对乡村悲与苦的无奈之举与呐喊之声。贾平凹的尝试与努力既是严肃认真的,又是开创新局面的,因为正是隐藏于作品背后的传统精神、本土气质和中国经验使得其小说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艺术摹本和审美标杆。

中国故事需要用中国的方式讲述,中国经验需要用本土的话语表达,文学的作用就在于从中国经验出发思考中国新问题,守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根本上就是对本土化创作的有益探索,也是对民族性经验的深刻表达,忽视中国经验必然导致文学的迷失与自乱。贾平凹视中国经验的表达为关注乡土问题的起点与方式,他始终以积极、主动而务实的态度总结、传递中国新经验,尽管他尚不能为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找到理想的栖息地,更不能在看到行将消逝旧乡村的同时勾勒出洋溢着生机与活力的新乡村。但是,没有对乡土的体验与偏爱,没有对传统的认同与高扬,没有对现代的理解与接纳,贾平凹根本无法用中国的老腔调讲述关于老乡土的新故事、新情感与新经验。贾平凹虽执着于讲好以“商州”为缩影的最后乡土故事,却能够超越乡土的狭隘和空间的局限,进而去观照中国的大环境与大时代,这便是其文学自信之所在和中国新经验之所是。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1 年国时期现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新实主义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1BZW022;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图书出版‘走出去’中的译介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5Z25;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西安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中的翻译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5L127)

责任编辑 赵雷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