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视域中的带灯形象解读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王元忠

这灯一形人象物,既的沿表现,作者不仅描绘出了一个富有现实质感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精神正能量的基层女干部形摘 要:贾袭平了凹“贾长氏篇女小性说审《带美灯取》向的”写的作一有贯着印较迹为,同自时觉也的显当现代出文了学不史少意新识的,其写在作作特品质中。所借塑助造于的带带灯的目标追求他。却有象完,而成且,但也自觉以不具自体觉的地实衔践接说了明当了代这文一学传社统会写主作义目新前人难写以作为的继传的统窘。境其和努自力己虽写然作不力算求特不别断成有功所也突并破没关键词:带灯;当代文学史;政治伦理色彩;社会主义新人写作

贾平凹长篇《带灯》中带灯形象的塑造,凝聚了作者极多的心血。在小说的《后记》一文中,贾平凹曾夫子自道说:“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 两个“太多的”强调,对于带灯这一文学形象的解读,不用说也便存有了多种的可能。在诸多的可能中,因为作者的一种特别的强调:“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所以,我个人以为,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背景,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一特殊视域去解读作者用心极多的主要人物带灯,应该是一种切合文本实际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解读选择。

一 人物的新面孔

《带灯》以一个名叫带灯的女性人物为小说的主人公。在贾平凹女性人物书写谱系中,带灯这一人物是一个既熟悉同时又陌生的形象。说她熟悉,是因为在她身上,读者可以明晰地感觉到“贾氏女性审美取向”的一贯印迹:漂亮、性情、迷漫着一种民间人性自在本然和文人诗意精致审美情趣的混合气息。而说她陌生,则因为和此前那些更多带有民间、乡野特性的女性相比,虽然不能不时时置身于乡野民间,但从本质上讲,作为一个乡镇干部,带灯更多是一个 体制内的人,她身上显现出了贾平凹女性人物此前不曾有或者很少有的政治身份。

从这一点看,对于贾平凹来说,《带灯》的写作无疑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尝试。带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内含了他在女性人物表现上的一些新想法和新思考,具体回答也确证了前文所述的他在写作这篇小说时所萌发的那种审美自觉: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生活在别处”,创作更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研究者在观照和评审《带灯》的艺术成就之时,自觉不自觉地,也便纷纷将赞许的目光凝聚在了带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张学昕、吴义勤、陈晓明等评论家都对带灯这一形象进行了解读。从人物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这一视域审读带灯形象,可以看到她极为复杂的身份表现特征:作为一名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具体处置民众上访等粘滞、棘手的生活事件之时,带灯的所作所为,尽其可能地显现着人物对于制度本身的忠诚,作者因之而意欲建塑的人物形象,事实上也达到了引导人们正面理解甚至重新恢复对于主流政治信心的目的。

和此前我们曾经熟悉的诸多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党员干部形象相比较,带灯这一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体制人物常见的类型特征,和基层群众接触时也很少摆官架子、打官腔,但是,通过她极为自觉的工作角色承担和对于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即使个人深受委屈也始终能遵从领导工作安排,能从大局出发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甚至一些表面看起来极为个人化的行为处事方式如坚持为外出打工染病的十三名矽肺农民工患者申请医疗鉴定、争取赔偿;如自学中医,有意收集各种药方为一些无钱治病的人治病;如自掏腰包、化解各种民众恩怨;如对于各种不幸、甚至有问题的人的体恤同情,特别是当薛、元两

家恶性相斗之时不惜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阻挡暴力的击打等,都在更深的层面上,显现出了一个党的基层工作者真正用心于自己工作和努力引发人们对于政府与制度内心认同的优秀品质。带灯诸多看似平淡但其实却极为不易的举止做为,却都是一种现行体制人物精神“正能量”的显示。

另一方面,在强调带灯身上所体现的体制政治理想或正面、积极的政治伦理色彩之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非常“现实”的一面。从其身上读者能够发现人物对于体制内部运行的各种或明或显的规则 特别是体制内部的所谓“人情世故”的熟稔了解和运用。关于这一方面的表现,在“借口永远是失败的原因”一节中,带灯要竹子平时多和书记镇长接触,干完一件事了就写份材料,让领导知道你干了些什么的劝慰即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在带灯的劝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因为官场风习长期的浸润,带灯对于所谓的仕途经验的心知肚明。

缘此,可以说,带灯这一人物不仅从正面积极推动和校正着乡村政治秩序,体现着现行政治的正能量,而且也体现着维护着乡村政治秩序的现实运行,具体显现同时也承袭、衍化着它的一些问题。无论是正面形象的肯定还是负面问题的呈现,贾平凹对于带灯这一全新的政治女性人物“不溢美,不隐恶”的处置态度,使得人物不仅因此显现出了非常突出的有别于当下一般农村基层干部的新面孔、新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紧贴土地和生活的人间性或现实性,从而在貌似熟悉亲切的接受印象之中,给了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 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重现

相较于女性人物和体制人物书写所显示出的创新意义,在带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贾平凹有意无意表现出的重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动机和努力,从文学史的眼光看,因为衔接了业已中断许久的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所以,其意义和价值也便显得更为突出。

谈到对以带灯为代表的这一类基层乡镇干部的理解之时,贾平凹曾讲了这样一段话:“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要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啊,两只手只有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 从他的话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对于乡镇干部这些体制人物的理解,同时也发现他清晰的政治期盼:敏感于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的堕落和他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出于一种责任,他希望将带灯这一类人物作为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体制人物来写,努力建构一种历史和体制双重意义上的民族精英形象,借此接通大家曾经甚为熟悉的社会主义新人写作传统。

社会主义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基本形态,其针对消极、颓靡的资产阶级文学而发生,初始的目的就是希望建构一种与资产阶级文学有着鲜明区别的积极的、前进的文学,为此,努力塑造一种能够与社会主义体制相融合并且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人形象,也便形成了这一文学持续不断的写作吁求。中国当代文学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理论自觉,最早可以追溯到左翼文艺理论的表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评论丁玲的《水》时,左翼理论批评家冯雪峰的言论中就已经存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初期的理论表述极为粗糙,其认知较多限于阶级斗争等的理论演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其后的历史实践并没有给相关的理论探索提供充足的生长环境,因此迟至农业合作化时期,因为政治上革命浪漫主义的空前高扬,所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始才真正成为一种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新的美学趋向。

于此一方面的表现,赵树理《三里湾》中王金生和周立波《山乡巨变》中邓秀梅形象的创造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学形象谱系中最初的形态,而其成熟的形态则以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浩然《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为代表。这些人物虽然不免因过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强调而终至概念化、扁平化,但其 特别是像梁生宝这一人物 身上所内含的体制先进政治理想和极端纯粹的浪漫美学思想的表达,事实上却将政治和艺术在一个特殊的层面给予了结合,在人物与体制的一体化整合之中,表现出了别一种政治/ 美学的新的发展路向。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这一审美要求,虽然自此之后一直为国家意识形态所倡导,可是在文学实践上没有提供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文本形态,当时红极一时的创作表现,如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样板戏《龙江颂》中的江水英形象的塑造,又因为太多的图解政策,用阶级性取代人性,所以也便在本质上缺乏了艺术的生命力和存活力。新时期之后,反思文学着力于平反的老干部、归来的右派和迷惘的知青形象的描绘,其所刻画的具有反思特征的一代文学形象,因为整体上更多沉溺于伤痕抚摸的属性,所以读者也便很难从它们身上看出振奋人心、面向未来的力量,因此和它们相关的表现,事实上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新人写作的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上,贾平凹意欲将带灯作为一种“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形象来刻画时,他的努力也便有意无意显现出了重新衔接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新人书写传统的意义。虽然迥然有别于梁生宝、萧长春类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带灯这一人物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显得极不成熟,其缺乏明晰的政治身份自觉和有力的政治手腕,公众场合的亮相也往往显现出了突出的个人化甚至小资情调,但是在她貌似幼稚、柔弱的行为表现中,带灯形象也表现出了更多积极努力、一心为民、虽然最终不免失败却犹自能够让人肃然起敬的正面内涵:她首先是一个好人,其次是一个好干部,再次是一个好的女性干部。这种好,不

仅让她在书中为周边百姓所喜欢,而且也给书外的读者以精神的鼓励,让他们在深感现实生活的种种困窘之时,依然对于我们的政府和干部心怀希望。

时下的反腐倡廉和官场小说的写作,具体的表现虽然各各不一,但是整体而言更多的是生活阴暗面的揭示,读者很难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作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其有意为之的那些正面人物形象,也因为缺乏生活的质感或者概念化、类型化而让人心生厌意。和它们不同,在对《带灯》写作特别是带灯形象的解读之中,分析其形象建构过程中所附着的作者的情感认知,读者则能够发现,贾平凹不仅是一个良民,从其善良的农家人本心出发,他借助写作所欲寻求的,更多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正面理解;而且更是一个极富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从自己写作所从出的当代文学传统中积极地寻求着参照,力求通过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人物形象的塑造,引领人们既面对现实同时也满含希望地走向未来。

带灯“这个柔弱的小女子,如萤火虫般飞到这个小镇,她要在黑夜里给自己带来一盏灯,也想点亮一丝希望,结果她失败了,她已经气若游丝,但她的精神却是熠熠生光,至少她曾经闪亮过,发出过正能量的光。带灯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正是党的基层干部的优秀品质。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激进现代性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完全塑造起来,现在贾平凹倾注笔力要创造带灯这样的人物,其积极意义当然不能被低估。” 学者陈晓明的这段话,可以说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带灯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带灯身上有着诸多读者极为熟悉的当代文学曾经给予人的精神内容,缘此,虽然带灯的外在形态和行为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所体现的阶级先进性和社会的引导作用也不如梁生宝、萧长春明显和强大,但是她的骨子里其实却同样深藏着当代文学的一种历史魂灵 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一直幻想着的塑造能够引领历史前进的新人形象的真实意图。她同样扎根于体制之内,她的现实行动同样发挥和推动着体制的优越性,给人们提供了面向未来的动力。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作为与社会主义体制结合的新人形象,带灯这一人物在《带灯》这篇小说中并非一个完成了的人物,贾平凹由此而意欲重现社会主义新人写作传统的意图因此也并未真正得以实现。

首先,从贾平凹个人层面上讲,虽然写作《带灯》时,作者自觉要寻找一种和此前不一样的表达,这种自觉表现于带灯这一人物形象的表现之时,他也努力想将这一形象从原先熟悉的“文化情调”中剥离出来,在将她和社会主义体制的结合之中,希冀能够不仅显现出一种和此前自己笔下 女性人物完全不同的精神面相,而且也建构出一种正面、先进的人物形象特质,借此寄寓他本人对于乡村政治的一种善良期盼。但是,当读者沿着这样的思路解读带灯这一新人形象,或者换种说法,将其置放在当代文学新人谱系中解读之时,他们却能够迅即发现,和此前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相比较,带灯形象其实本质上缺乏代表体制的强大力量,她个人的政治理想在遭遇到来自现实的挑战之时,似乎倍显无力和脆弱。所以在面对事关人物现实行为的支撑到底从何而来的关键问题时,读者可以看到,当现实的真实满满地溢出了政治的浪漫想象之时,贾平凹似乎茫然了,他内心没有和体制、和政治相关的明晰答案,所以他便只能将人物行动的依据归结为道德所主张的自我的修行,放弃原本希冀重建政治/伦理新人形象的勃勃野心,再一次将人物文化情趣化,成为他笔下极为熟悉的女性人物形象中的“又一个”。

其次,从当代文学实践探索的更大层面讲,当现实的因素促使贾平凹半路改道、放弃了原本希望重建的一种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之时,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由是也便自然浮现于人们的心头:贾平凹对于自己写作初衷的放弃,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变化了的时代语境之中重新书写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还有探索的可能?

贾平凹《带灯》的写作,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当下中国作家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曾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难,也更伟大。缘此,贾平凹通过带灯形象的塑造所触及的这一问题,因为其身上所附着的现实生活和政治运行发生冲突时一个作家真诚而善良的乡村政治期盼,加之作家自觉的“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而写作的大视野和胸怀,贾平凹的挑战和尝试虽然并不彻底,带灯这一新人形象虽然并未完成,《带灯》这一作品也更多半成品的意味,但是在作家创作和当代文学历史关系的互动之中,贾平凹的努力,不用说,已经具体地显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抱负,某种可能。

注释:

①②③贾平凹:《带灯·后记》,《东吴学术》2013 年第1 期。

④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 期。

院)(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

责任编辑 刘小波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