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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贾平凹的《极花》看当下乡土叙事的难度和限度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俞敏华

———从贾平凹的《》极花 看当下乡土叙事的难度和限度

构小说,给主人公代作蝶家设摘 要:贾胡平凹的置《的极花》引发了文坛关于探乡索土贾叙事的热议,其乡中村不文乏明对和此城作市的文批明判冲之声,本论文以1980 年命代运以归来宿的为城出市发梦点想,和现代平性凹认在同处,理以及给叙事带来的限度,并撞反时思的贾价平值凹建热衷追的溯乡这野一神秘叙事的有限性和可能性。关键词:《极花》;乡土叙事;城市梦想;神秘叙事

乡土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维,自五四以降,便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叙说乡土记忆,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的重大转型,城市文明、乡村文明的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已成了中国乡土小说历史发展上的最新环节。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三十余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结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上巨大而又复杂的变化,作家们将笔触指向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的时候,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或记录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更面临着在多元化价值冲撞过程中,如何梳理书写者和书写对象的精神取向、价值理念的问题。贾平凹自1980

年代走向文坛,一直未曾远离对乡土的关照,从最初反映和支持改革开放浪潮的小说《小月前本》《浮躁》等,到近作《极花》,贾平凹敏感于乡土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以及现实人生的种种变化,他甚至在自叙传的小说中,直接声称“我是农民” 。本文以《极花》 为出发点,窥见作家是如何呈现正越来越感觉到“陌生”的乡土经验的,并且,在普遍性价值评判的“迷惑”中,如何完成或未完成自我的价值建构的。

一 胡蝶:折翼的蝴蝶还是更生的极花

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里交待了写作的原型,源于十年前发生在老乡身上的真实故事。这位老乡的女儿从乡下来到城里与收捡破烂的父母生活不到一年就被拐走了,三年后被解救了回来,然而,不到半年,女儿却又回到了那个被拐卖的地方。贾平凹说:“但这件事情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 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法。” 除了这事,推动贾平凹写作的还有那些本来认为没有自己没有不知道如今却让他目瞪口呆的事情,比如,城市每年都在发生甚至于无法得知具体数量的拐卖妇女和儿童的事件,大批农村男青年成了光棍的事件等等。不得不说,贾平凹是抱着知识分子极大的责任感和对社会事件的敏感性去书写这个故事的,而小说以受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充满了直面世界、探索世界真相和关注人物的真实心灵和生活处境的意味。

故事始于主人公胡蝶被拐卖后关在窑洞里的生活和心理细节,这是一个有“想法”或者说有“理想”的女孩,被拐以后,她一直计划着逃离这个穷地方。关在窑洞中,她就用指甲在窑壁上划道记日子,她还细心地听着窑外的事情,琢磨着这是哪里,这里住着一群怎样的人,怎么样能把自己被拐卖的信息发出去。生了儿子后,村里人都说胡蝶应该踏实地生活在这里了,因为村里其他被拐来的媳妇就是这样子的,但胡蝶没有死心,她将儿子取名为兔子。兔子不仅是陪伴月亮里寂寞的嫦娥的兔子,还是一种跑得快的动物。支撑胡蝶逃离村庄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她的城市生活梦想。胡蝶一直是那么地喜欢城市,并想成为城里人,她总想象自己穿着高跟鞋行走在城市大街上的美丽,她还不屑于一些城市女孩的长相,觉得自己打扮一下肯定比她们漂亮。她更看不上这个村庄,看不上黑亮,总觉得他们的低下卑微。对胡蝶而言,做一个城市人的理想无处不在,甚至将本能的母爱也深深地融合进来,“在心理对兔子说,相信娘,总有一天娘会带你到城市去,这个荒凉的地方不是咱们呆的。”

按照贾平凹在《后记》说的,故事的结尾应该是被拐卖的胡蝶被解救了出来,然后,胡蝶又坐着火车回圪梁村了。

小说的确是这样写了,不过,小说也写了这样的结尾:天黑了,胡蝶出门,说的是去訾米家取红绒布,实际上是去村口找娘,可是胡蝶没有见着娘,胡蝶听见兔子哭了,也终于不能等了。这样的结尾,读者可以理解为胡蝶没有被解救过,故事中描述的那个惊心动魄的解救场景,是整日里渴望逃离村庄的胡蝶的所思所想。读者也可以理解为,解救又回到村庄的胡蝶,永远的回到了乡土人生,而她所有的逃离乡村的梦想、城市的梦想仿佛从未发生过。无疑,这是一种精彩的叙述方式,或许很切合贾平凹说的水墨画的写法。不过,在我看来,这更符合于贾平凹所说的面对这些目瞪口呆的事情,作者不能也不愿对人生的结局和生存的状态做出评断。换言之,一定程度上,贾平凹在小说中也从来没有确定过,胡蝶的城市人生梦想好还是不好的,在乡村和城市的选择间,作者自己也不确定哪种选择是最好的。

然而,故事情节的设置告诉读者,不管怎样,拥有城市梦想的胡蝶终究没有生活在城市,而且,无论是在城市的被拐,还是回到城市后的受歧视,城市都深深地伤害了胡蝶。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对城市以及城市的生活,着笔颇少。重要的一处是高跟鞋,胡蝶花了五百元买了鞋,走起来噔噔噔,连房东老伯都说,“谁会觉得胡蝶是从乡下来的?”然而,五百元钱对胡蝶一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胡蝶想着要赚钱,也是因这个就被拐卖到了圪梁村。胡蝶之于城市的理解是由一双高跟鞋引起的,高跟鞋具体而又实在,也展示出一个乡下姑娘和贾平凹眼中的城市之魅。小说中关于城市的另一处重要描述是胡蝶回到城市、回到熟悉的巷子和出租屋后,这个空间是胡蝶真实接触到的城市的空间,但却在各种采访和拍照中成了胡蝶不能再生活的空间。伴随着胡蝶离开出租屋的是胡蝶的城市梦想的破碎,是她与想做城里人的理想的越行越远。一定意义上说,叙述者着笔甚少的城市之于胡蝶而言,只是一个心中所想而实际上并没有接近过的空间。

相对于城市,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的那个“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不知道胡蝶在那里“是怎么个活法”的圪梁村却着笔甚多。从屹梁村的的男人们的生活方式,到被拐来的妇女们的个性生活,从村子里的大树到下过雨后的泥路,叙述者都有详细的描述,胡蝶也在这里学会了一些新的生活技能,如伺弄鸡、搅团、做荞面 ,等等。如果说叙述中城市的生活是抽象的、非具体的,那么,这里的生活便显得具体而又实在,甚至是有“精神高度”的,这便体现于屹梁村的特产 极花。这只是一种卑小细微的生物,死后却化作了植物,成为人们追索的对象。采摘极花的是一群女人,她们采摘它是为了生存,行走于环境恶劣的山野间,显示着生存之不易却也隐含着对贫困生活的那份坚忍。黑亮家的极花是跟黑亮娘的照片放在一起的,黑亮说,“他的娘活着的时候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而且性情温顺”, “他娘敬了极花,他娘漂亮”,“别人以为他娘漂亮了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不是的,他娘的茶饭好,针线好,地里活也好,而且神奇的是她挖极花,她挖极花从没空手过,似乎她 到了崖头壑畔,极花也就在崖头壑畔等着。”极花散发出来的美便与生存在这里的承载着环境之恶劣、生存之艰辛的坚毅的女人们的美联系在了一起。当贾平凹以乡土中生长的极花为名来命名自己的小说的时候,清晰地表明了对极花式的女人的赞赏,而至此将在这个贫困的乡村生存下去的胡蝶,是否即将化作另一朵美丽的极花呢?!

因此,从作者安排的叙事节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胡蝶的人生中,城市并不可爱,倒是贫困的乡土拥有着温情以及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人生。胡蝶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麻婶、下一个訾米,读者无从得知,然而,要在屹梁村生活下去的胡蝶,必将拥有坚毅的品性,拥有极花般的美好品格,这便是作者没有明确表达,却不经意间已流露出的对乡土人生的接纳。

二 写作动机:同情抑或价值偏差

如果说,贾平凹在故事中最终将胡蝶留在农村的叙事,既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当下乡村贫困现象的关注,又体现了作者拯救乡土的现实敏感性,这种写作动机本是无可厚非。但是,在小说《后记》中贾平凹对中国乡土凋敝的同情的叙说,却引发了文坛不少质疑的声音。贾平凹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

小说发表之后的大量批评文章,大多针对贾平凹的这段描述,有评论家甚至将小说家的这种态度上升为良知的高度,将小说故事与2015 年热议的“郜艳敏事件”相联,认为:“在 2015 年夏天那个‘郜艳敏事件’中,还有一则被翻出来的旧闻,说的是郜艳敏感动了河北以后,有记者去采访,却遭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抵制,有村民当面嘲讽记者:我们村还有 60 多个光棍,你们给办办?这个话,和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的有谁理会那些窝在农村的最后的光棍,从文字到语气都惟妙惟肖。然则《极花》里能有的思想高度,大概也就和下岸村那个村民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 关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归宿的安排,引发了诸多不满,更有女权主义时评作者直接质疑,如果被拐的是贾平凹的女儿会怎样?

作为一个对中国社会现实始终保持敏感性和热情的作家来说,贾平凹对打击拐卖及关心买卖的人群的呼吁并没有错,对中国乡村中的光棍现象的关注更没有错,可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强烈的批评?表面上看,这与作家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上,表述 “城市的肥大”、“乡村的凋敝”体现出的明显的同情立场有关。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家应该如何表述正在变动的中国乡村,作家的表述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了一种怎样的关系。换言之,站在一个正在消

失的传统的村庄面前,在传统乡土习俗和当下的城市文明的冲撞中,作家应该为自己以及世界找到一个怎样的安放点?

如前所述,《极花》的叙述明显体现出了贾平凹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亲近和同情,城市和乡土的对抗中,城市总有挥之不去的阴霾,而消失的村庄却有着坚毅如“极花”般的美好品质,甚至于那些在现代文明看来有着明显的犯罪性和麻木性的行为,也因贫困中的坚毅而有了不同的解释,就像圪梁村的那些参与了购买媳妇的男人们,在作品中并没有给予鲜明的批判。而老老爷的关于星星的预言明显有着人生命运如何超越现实苦难的暗示,胡蝶的人生不安似乎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乡土间淡然。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买媳妇过活的乡村,在鲁迅那一代作家的笔下必然发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之声,而在贾平凹这里却将叙述的重心放置在了他们生存的努力上,着力描绘的黑亮是勤劳的,对种植和生意都是有头脑的,对待买来的女人,他有很不错的温情,甚至尊重。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光棍,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一形象完善了贾平凹的乡村理想,为作品给胡蝶找到的命运安放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换言之,贾平凹亲近和同情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内在的理想人格或理想形象建构的。

然而,从文坛批评《极花》的声音中,我们看到,大多读者或评论者看到了作者对“光棍们”的同情削弱了对拐卖事件的批判性,而不是为了同情的合理性赋予黑亮这一角色的理想性或完美性。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大致是因为,在一个明显违背现代文明或现代法律的事件面前,人们真的无法仅凭同情就给予合理的解释,或许还在于,对于是否存在着黑亮式的确须靠购买女人存活的青年,人们心存疑虑。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贾平凹在小说中建构了这样的叙事逻辑:通过塑造一个理想的男性青年安放了胡蝶破损的城市梦想,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写作者的内心焦虑,拯救了两种文明冲撞带来的困顿的危机。那么,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贾平凹为何宁可以这种固守于乡土的方式来化解内心的焦虑?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同情就可以简单做出解释的。如果回到创作的原点,这种选择来自于贾平凹这一代作家在城市认同中的精神取向,这样的城市认同也可称之为现代性认同,这个认同,不是属于他们个体的,而是属于中国自1980 年代以来整整一个时代的。

贾平凹发表于1983 年的《小月前本》极有代表性。小说中的才才和门门是两类不同的青年,才才憨厚、肯干、保守、死板,门门则活络、大胆、不安分,追求新事物。小月从小就许给了才才,但在小月的眼中和心中,却更喜欢门门,才才和门门比显得如此相形见绌:“小月坐起来,她把窗纸戳了一个大窟窿,看着这两个年轻人站在院子里说话。两个人个头差不多高,却是多么不同呀!门门收拾得干干净净,嘴里叼着香烟:才才却一身粪泥,那件白衫子因汗和土的浸蚀,已变得灰不溜秋。皱皱巴巴,有些像抹布了。人性 相比:才才无论如何是没有门门体面的。” 两者分别象征着传统的乡土人生和现代性召唤,小月对乡土以外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向往,看书看到书中描写的外面的五颜六色的世界,心里就空落得厉害,她甚至羡慕起河水,因为河水可以跑那么远的路程,“这山窝子以外的世界它是全可以知道了”。小月对外面世界的梦想,包含着新鲜的事物,包含着时髦的衣服,包含着丰富的物质向往。小月对门门的欣赏代表着一种当时社会普遍的现代性认同。比如,当时影响极大的铁凝的小说《哦,香雪》里面描述的香雪的梦想也是如此。香雪与其他女孩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他女孩子只知道用鸡蛋、土特产换发卡、丝袜,香雪却懂得用它们去换铅笔盒,而铅笔盒隐喻着对知识的追求,所以,香雪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也可以预见拥有了知识的香雪必将过上与她的伙伴们不一样的生活,然而,拥有了知识之后的香雪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 一句“要什么有什么”真实地展示出了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城市梦想,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诉求:即物质化需求。换言之,在《小月前本》和《哦,香雪》这两部书写乡村少女的未来之梦、城市之梦的小说中,都不约而同的写了人生的美好、梦想的美好,却也同样没有超越物质诉求。而到了《极花》,胡蝶眼中的城市生活还是高跟鞋、化妆品、漂亮的衣服。

有意思的是,《极花》中的物仅仅成了简单的城市的代名词,而在《小月前本》中,收了门门的高领尼龙衣的小月虽然受到了包括才才在内的众人指责,但她最终度过了这次物的危机。度过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不是简单的小月离开才才跟了门门,而是小月跟门门间达成的对生活的相互理解,对农民身份充分认同,小说中写道:

才的‘门门,我再跟你说一句,你要慢慢和才才好起来, “影小子月却看一着下河子水不,能竭抹力去想了什。么终也于不又要说再:思想,但才你答应我吗?小’月姐。’ ‘‘咱答们应要,干好咱们想干的事,眼下一定要把家里的地的种。咱好们。咱可毕不竟要是像家才民才,那把样地,种他好太了死,板谁了也,不那会样说下闲去话,有他是空个多好看农些民书,,是村个里苦人农看民不,惯也你只那能是些个‘油穷气农’民,你。要你有要有志,气你,现就在把是那有烟钱少,抽可些不,能你说不话会气多粗订占几地份方报,大纸手吗大?脚还,养下些坏毛病……”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得不说,贾平凹是真的爱农民并理解农民的。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在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小月的这段话以满满的正能量

引起了人们无限的认同。然而,《极花》中胡蝶的乡土人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不美好的,而且,勤劳的黑亮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在众多的评述中成了被轻易忽略了的人物。真实的原因在于,今天面对凋敝的村庄,以及正在消失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面对物欲带来的种种的非正常化存在形态,包括贾平凹在内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当初为之奋斗的美好模样,当然无法建构《小月前本》般描述的和谐之景了。

从更深层次理解来看,自 1980 年代以来,当我们将现代性简单地建构在单纯的物质追求上的时候,就标志着一种精神力度的先天性不足,这样的一种城市认同、现代性认同,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的不安和困顿。所以,我们也不必惊讶于 1990 年代以来贾平凹在小说中频频表现出的城市挤压乡村的精神危机,因为一开始建构的城市便是不正常的。从另一角度来说,这种危机的展示,正是作家敏感于现代性的危机,对其有了感性上的感悟,只可惜,作者自身可能并没有认识到 1980 年代以来这种现代性认同的价值偏向。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书写乡村和城市的矛盾时的一种限度,这种限度无疑使作家们用文学作品去叙述这个世界时,缺少了想象的突围力量,要么执著于叙说乡土的悲伤,要么不断地寻找些乡土的神秘传闻来拯救消失的村庄,却很少给乡土人生真正的生活和希望。

三 作家的现实关怀及小说想象之限

如前所述,1990 年代以来,贾平凹频繁地在作品中表现了中国乡土被城市挤压的危机。笔者认为,这与这一代作家经历的时代,以及当时所建构的城市梦想充满着物质需求有关,也与他们根深蒂固的乡土经验有关。出生于1950 年代的贾平凹,对中国乡土社会有很深刻的生活记忆,他们的入城代表着一种人生的“进步”和“成功”,有着一种告别贫困的乡土并重新确认身份的深刻隐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这一历程,正是他们经历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的历程,换言之,他们是感受着中国社会 1980 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代人。这代人不同于后来城市中长大的一代,他们年轻时期的乡土经历是他们人生和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经验,他们生活于城市并享受着城市带来的种种舒适(相对于乡村生活来说),但是,在生活圈子以及日常事务方面都与乡土有着密切的联系,乡村也是承载他们创作的巨大的心灵空间和想象力驰骋之所。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并不存在着一种可以确认的城市文化和特定的城市生活(或感受)方式,并不敏感于去认同城市的普遍认识与价值判断,而是更习惯于以乡土的生活经验或理想模式去感受城市以及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在这样一种思维框定下,他们关注的与其是城市,不如说是正在成长的或正被挤压的乡村,更重要的是,关于城市与乡村的点点滴滴几乎都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以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联系在一起。

比如,《极花》中所关注的妇女被拐卖的现实、中国传 统的农村正在凋落的现实,主题上有着很强的社会性。《极花》之前的《带灯》表现了乡村基层干部的人生,展现了当下社会管理体制的繁琐、困顿。《秦腔》中充满了退耕还林、水库放水、计划生育等种种事件,《怀念狼》中有着对中国最后的猎户的生活书写,表达着生态受到破坏的主题。我们甚至能不断地从贾平凹的小说中,读到当下社会十分流行的那些段子。这样的叙述本身,体现了作家想在小说中建构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努力。正如《带灯》的后记里面所写:“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 可见,写作时贾平凹进入的是他心灵深处的乡土世界,而不是支撑着他当下的生活的城市世界,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乡村叙述者来说,贾平凹又是如何完成他的乡土想象的呢?他所选择的解释中国乡土的叙事力量来于哪里呢?

贾平凹的小说世界中有一独特的现象,就是流淌着一股神秘的力量,笔间总掩饰不住对乡野间的传闻和神秘的甚至有点神神叨叨的事与物的极大的热情。比如,《怀念狼》中这种格调极重,狼毛的耸立、狼、狐化成的人形、狼与道士的对话、乃至人的萎缩、变异等等,都充满着神秘的气息。《极花》中的极花、老老爷就像横亘在这个乡野间的传奇,掌握着贫瘠中的生存密码。在我看来,对这些神秘之物的叙述,与贾平凹在作品中极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有时甚至频频引用的当下流行语,正好构成了叙事的两极,这大概也应该是贾平凹追求水墨效果,追求虚实相生的重要表现。在这些充满神秘感的事与物的选择之中,不难发现在虚实相生的文字之下,隐含着贾平凹试图寻找某种解释或把控天地运行之气势的意味,当然,解释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乡土民间的各种传闻。暂且不问民间的传闻是否完成了对世界的解释,但书写者流连于这些传闻本身,已说明书写者对某种我们可称之为传统的、乡土的、民间的、正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消失的文化的亲近和拥抱。神秘之物的叙事与作家面临的难解的现实之谜共生,面对现代文明或当下文明带来的种种事态的困顿、不安,作者力图找到解决及拯救的路径。一定程度上,叙事中传达的神秘之物及神秘气息,既有了穿越现实世俗世界的种种繁杂和庸俗的眼界而看清万物运行气息的意味,又有了作家寻找世界的另一角落来安放某种内心的平衡的意味。

有评论家将这种神秘之语、之境概括为“物的哲学”并加以肯定,认为:“这种物的哲学把人和物放在自然平等的地位,人之于物并无优越感,物之于人却也可以息息相通。这里并非是贬抑人、而是揣摩透了人性所致……恰恰是在物的哲学这一意义上,贾平凹解决了他的思想资源问题……他对乡村的老旧和凋蔽谙熟于心,所有这些传统、民间、乡村、环境,浑然一体,贾平凹写出一个混沌、物性充分

的乡村世界。” 的确,将物与人存在于同一平面进行书写,告别了人的主宰性,必将还自然及世界一个更充分的生存空间,更能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充分的自省和警省。贾平凹将生者与死者,人、兽、鬼、神,拉入一个共同的生活天地里,写奇诡野趣、写怪异、写自然、写幻化,表达了人对自然、宇宙、天地万物运行之道的思考。

然而,玄虚混沌却只存在于山野之间,存在于在贾平凹自己看来都正在被挤压的乡土文明的边缘,正如其在《怀念狼》中借人物之口所表达过的“世上确实有种种奇异发生,如果不是迷信,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这种大自然的力的影响随着人气的增多在减弱着,因此古代的比现代的多,乡村的比城市的多,边区的比内地的多。” 那么,用这样一种存在于边区的力量来解释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情何以堪?换言之,这种物的哲学如何取代对个体的人的心性、性情、个性的书写呢?《极花》为被拐的胡蝶寻到一个归宿,这个归宿便是与其在城市中困顿,不如在闭塞的乡土中重新净化人生。而能够承担起净化功能的,显然不单是胡蝶对乡村的艰苦生活的忍耐,更是像老老爷所指引那样的能观天上星宿般的能够窥见人生或命运轮回的那种人生的通透,胡蝶果真在儿子出生后看到了天上的星星,这一虚幻之笔隐隐解释了胡蝶难以逃离的乡土人生,也使作品展示出了对宿命论的拥抱,淡化了胡蝶梦想消失的人生悲伤。这样的一种解释,多多少少让人感觉到作品对人物关怀的不足。回到1980 年代的一部重要作品《浮躁》,小说让金狗的命运和人生沉浮隐现入韩文举的卜卦观天象之中,也同样让读者感觉到了作家面对现实的无力和退让。

可以说,像贾平凹、张炜、莫言等这些作家的生活与中国的乡村变化密切相关,他们以自己亲历的乡村变革来书写着中国的变动,其中不乏有着面对变动时的不安。贾平凹以源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来缓解这种不安,是他在作品中流露出的一种处理世界的方式,但这种处理之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了面对社会现实的精神无力感。评论家孟繁华的一段话耐人深思,他说:“当下中国文学状况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 50 后’作家依然书写着他们昨天的记忆和故事,他们三十年的文坛经历,已经构 建了一种隐性或未做宣告的文学意识形态,他们是当下文学秩序的维护者。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对这个时代表征和精神状况做出表达的是‘ 60 后’、‘ 70 后’作家。他们一直处在‘ 50 后’作家的遮蔽下,其难以脱颖而出的边缘地位,与‘ 50 后的政治’密切相关。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 50 后’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 暂且不论“60 后”、“70 后”作家是否足以担当得了解释新的文明的重任,这段话提示的终结“50 后”的文学意识形态却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有种深深的无法面对社会现实、面对他们看到的城市文明挤压乡村文明的困境,而历史的经验又让他们形成了将自己的成长与社会成长相联,努力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写作思路,但越是要在小说中寻找解决的方法,越是暴露出他们的精神和小说想象力的限度。或许,我们更期待这一代作家放下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包袱,创作出更自由地表达内心困境的、对社会现实有更大的冲击力的作品。

学)(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浙江师范大

责任编辑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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