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遮蔽下的乡土中国

———《白鹿原》的乡村社会结构指向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陈星宇

———《白鹿原》的乡村社会结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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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白鹿原》创作起讫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之间。以文学史的眼光回望,之中存在一段“寻根”成为小说创作的精神主题的阶段。而在文化史的历程上,1990 年代初也存在一段积极解释儒家文化的潮流。因而甫一问世,批评者就读出了《白鹿原》小说主题、精神价值趋向与历史文化潮流之间的相合,于是解读《白鹿原》的“寻根”意味、阐释《白鹿原》的儒文化价值,几乎成为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乡土”与“儒家”成为贯穿批评的普遍视角。此论不可谓不中,尤其当承认宗法制度塑造了中国人在人际中的“本能”反应时,讨论“乡土”与“儒家”,几乎具有了讨论民族性成因的意义 “乡土”指向地理性因素, “儒家”则指代精神共识。在这样的批评意识下,“乡土”成为“儒家”物质显现与精神承载,或者说“儒家”成为“乡土”之上的精神楼阁。在对《白鹿原》的批评中,“儒”的精神内涵被从仁学、气学两个方向进行赋义, “儒”的实践价值被从“内圣”的层面进行解读。与这样的重回历史语境的解释相对应,还有重估“儒”的历史价值的批评路径。

1993 年《白鹿原》问世之初,雷达《废墟上的精魂》一文,即为后来的评论打开了局面。尽管评论者所处的理论体系不出自然辩证法的范畴,但评论者依然以敏锐的阅读感觉感受到了“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空间与时间”被作为一组对立因素提出,这似乎有违“时空架构而为历史”这样的常识。但这里的空间,实际上确指白鹿原即静默伫立的关中大地。尽管有沧海桑田之说,但与人类代际更迭相对比,地理方面的变化可谓不移。 这里的时间,指的便是白鹿原上从 1919 至 1949 年之间所发生的动荡、去留、生死、恩怨等等。物之不迁与人心之变便是时空对立的所指。评论者给出了一个颇有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观点:“陈忠实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揭去覆盖在历史生化上的层层观念障蔽,回到事物本身去,解释存于本体中的那个隐蔽的‘必然’。” 这种“必然”,至少有一部分指的是“本在的人物、心理、文化形态”。这意味者批评者认为《白鹿原》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其所是”的所谓本来面目,而且已经深入到“是其所是”的对于本原的追问之中了。

这种对本原的追问,其进路该作何种解释?《废墟上的精魂》提出作品从“家族秘史”角度切入,以白、鹿两姓为单元,通过细致描写包括乡约族规在内的种种宗法建制而呈现了一种宗法文化模型。《白鹿原》做的这一切努力,意图是要“正面关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 这种解读,在《白鹿原》与之前的当代“家族小说”比较之下来观照,不可谓不切中肯綮。时代变迁中的个人命运,个人命运中的历史缠绕,历史纠缠中的民族走向,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题共生其中,使得《白鹿原》具有呈现永恒的能力。因而在原上人物纷纷死亡凋零、原上风物不复如旧之后,读者仍能感受到命运之不歇与白鹿原的恒在。

《废墟》之后相当多的评论实质上都是创作主体论。作者陈忠实曾就个人创作经历写作多篇自述,这些“当代史”材料无疑是珍贵的论据。应当说,一个文学批评者对于当代作家的自述,最恰当的使用方法是作为证据。然而有趣的是,多数评论把本应当作为论据使用的作家自述作为了逻辑的起点,论据便是作品本身。如此一来,无论评论呈现何种面貌,整个“研究”所要证明的问题,都归结到了创

作意图与创作呈现的吻合程度之上。写作于陈忠实自述发表之前的《废墟》一文,尚提出宗法制度为文本呈现的对象;而在自述发表之后,以宗法、礼制、道德为内容的“儒家文化”解读逐渐流行于评论场域。鲜有评论直接以陈忠实自述为旗帜,但行文中却又明显流露出根植于作者自述信息的某种先验。如认定朱先生系儒学大师,进而以儒家仁学中的种种条目来构建人物的价值观念体系、行为准则、行为动力;如视朱先生为儒之大者,因而以仁学的道德要求来解释人物行为与心理,更进一步地视白嘉轩为儒家文化的践行者与捍卫者;更有论者直接将洛学先师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等四句作为朱先生的分析纲领,而以张子气学贯穿全篇,或者认为朱先生和白嘉轩展现了儒家文化精神,体现了“关学的人格魅力”。

实际上,解释“某某文化精神”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时,很容易将逻辑放置于先验的立场,换言之,它们省略了论证二者之间联系的环节,而以联系之必然性代替。这样的方法论思考并非没有意义,但一旦以必然性取代可能性,就几乎只留下作者中心论的施展空间了。因而我们读到了大量以不需置疑的态度将“儒家文化内涵”植入《白鹿原》的评论;这实际上也是文学评论习焉不察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为什么所谓《白鹿原》的儒家文化内涵被“植入”的可能性大于被“呈现”的可能性?根本的依据,尚不在批评者的先验立场而在我们应当发现《白鹿原》文本对“儒家文化精神”呈现具有天然不足(而这种不足,并不意味着写作技巧方面的缺陷,相反它是一种饱含作者意图的呈现)。在这样的基础上,陈忠实对“关中大儒牛兆濂”作为朱先生形象原型的透露,作为强大可靠的作者自述,无疑补充了上述不足,甚至一定程度上对文本作出了补正;大量的评论正是将陈忠实的补正作为了论证的基础与起点。

忽视作家自述无疑是不利批评的。但在《白鹿原》这一个案上,屏蔽作者自述而产生的阅读感受,反而对我们揭示文本“是何所是”提供了一个参照。有评论者发生了这样的阅读感受:“在作家的笔下,朱先生与其说像一个关中大儒,毋宁说更像一个深谙民俗民风,能采取秘而不宣的方式博得民众信服的巫衣神算(或者是将两种身份合二为一的人)……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对家族势力的双重维护,使他成为白鹿原的‘精神天子’,也使他获得普通农民、白嘉轩和鹿子霖及国、共两党各方人物的礼遇。”

尽管上述评论充满了对文本逻辑的误解和对人物的误读,但正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的误读案例,反而启发了一种思考,即:何以在几乎一致的批评环境下,仍有这样误读的出现?更进一步来说,在一边倒的语境中,这种不一致的观点有没有可能意味着批评者实际上更忠实于个人的阅读体验?对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就如同解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关系问题。当批评者的“儒家文化精神”认定内置于思想之中,成为批评中的先行经验之时,这就是一个“六经注我”的问题。而“我注六经”,意味着文 本先行,批评跟随阅读体验发生。当然不论哪一种“注”,都有阅读体验参与其中,之中的重点在于阅读体验发生的先导。

对于“六经注我”,鲁迅曾举《红楼梦》为例。不仅《红楼梦》得此命运,《西游记》也与此仿佛。晚明以降,《西游记》阐释歧出,先后有李卓吾以之证心学,张书绅以之证道学等等。不论点评者所本的是哪一种学问,他们完成的无一不是与“六经注我”相同性质的工作。所以尽管从清代、民国到当代的文学阐释,中间学术的脉络曾经断裂,然而吊诡的是,当代阐释几乎本能地接续起了“六经注我”的批评模式。认定《白鹿原》存在“儒家文化内涵”,这就是一种以文本证明前置经验的做法。文本与阅读者经验的地位倒置,这就出现了批评路径的倒置,批评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相应遭到了损害。

“儒家文化内涵”论值得商榷,一方面基于它的批评路径出现了本末的倒置,另一方面还基于文本本身对于儒家文化的呈现值得深入分析。换言之,从文本出发而希望最终在儒家文化上落稳脚跟,纵然可以得到部分实现,但能否必然落到文化精髓与要义之上呢?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它内生的结构,结构之中包含层次与架构,《白鹿原》的文本呈现,真的穿越了层层架构直达上层精义吗?

在“儒家文化内涵”上的盘桓,某种意义而言,阻止了批评路径的延展。因为久处于某种思维定势之中,容易遮蔽其他的观察角度。试想《白鹿原》杰出的语言贡献,难道仅仅是作家技巧的显示?《白鹿原》语言介于方言与书面语之间,遍布人物口语到情景描述的方方面面,其工可谓上乘。但这样上乘的工夫,不应只理解为增加小说真实感的技术手段。《白鹿原》的语言,为何是旁观的、还原现场的,而不是渗透了清晰的价值评价的?

《白鹿原》语言平静如日常却张力在内,即使笔笔书写的是原上人的生存状态,却未陷于平庸生活的再现,反而有某种集体无意识呼之欲出。集体无意识在小说中,只应当以其中人的行为与状态来显现,而不能掰开揉碎地讲解,因为“无意识”之所以为无意识,正因为它的混沌和普遍性;小说本身具有情境再现的功能,正是保存“无意识”感最好的文体。因这一种创作意图与文体特征的耦合,辅以作家技巧,便有可能达到浑然天成的文字境界;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价值判断的“上帝之音”的出现反而有突兀感。

《白鹿原》保存的集体无意识,既是原上人生存的道理,也是原上人对生存情境的本能对应。但这种整体性的所在,却有着各异的结构。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在于团体性不明显而呈现差序特征,在这样的一种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的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这种观察,恰与《白鹿原》呈现的乡村缺乏道德共同体、多种道德和社会价值并立的情况一致。因而认为白鹿原上存在着儒家思想的统摄,这无疑同时违背历史现实与

作品呈现。正因为有着呈现多样道德与价值的意图,所以《白鹿原》之笔法有虚有实,这恰恰是作家避免直接的价值评价的匠心所在。作家笔法之大巧若拙,在描述生存惯性、道德惯性下的原上人群的生存场景时,笔调异常老到也异常冷静。但这种写法并没有弥散在小说的所有角落。

以陈忠实的老辣,对“白鹿精魂”朱先生的写法是异于其他人物的。原上人的生死存在于作者眼中,而朱先生之行止存在于白鹿村人眼中 陈忠实在写朱先生的时候,转变了观照的角度。朱先生的书院,被设定在一处前后不着村落的孤独所在,这个设定意味者截断了人物与村民聚落发生密切联系的可能,意味着他是不切身参与乡村治理的,也暗伏了白鹿村村民看待朱先生的崇拜眼光的成因的线索。村民眼中的朱先生,知天道大于懂人情,神秘大于亲切 这正是陈忠实转变观照角度的描写。写朱先生,陈忠实尽量写他的行为和结果,而少写他的内心。作为读者我们懂得,人物内心描摹对作者的价值判断的呈现作用之强烈,只比直抒胸臆式的价值判定在技巧上高明一些罢了。陈忠实在避免价值判定,他的这个意图,在如白孝文、黑娃、白灵、田小娥,甚至白嘉轩与鹿子霖,以及一众配角身上都得到了良好的实现,但唯有在朱先生这里,陈忠实给予了明显的情感,并赋予了价值。

赋义最为明显的两处,一在朱先生劝解白、鹿两家的诗,二在朱先生规制乡约。为了赋义,陈忠实破例借朱先生之手写出了两篇文字。朱先生为白、鹿两家买地纠纷寄来的劝解诗“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只是平平劝说而已。这一情节的原型明显来自“六尺巷”故事,但这首诗与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写下的“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相对比,判如云泥,令人几不能相信这是写出“砥柱人间是此峰”的朱先生手笔。原因何在?从人物发展来讲,文人诗人一旦形成了高蹈的诗格,就几乎不可能降而为俗写出俗陋的作品。所以与其认为这是朱先生“化俗”的作品,不如认为这正是陈忠实在拟古方面的短处的体现。“砥柱人间是此峰”是借古,而“谦让一步宽十丈”是拟古,前者是清末举人牛兆濂的原诗,后者则是作者拟作的古人诗文。作者不惜暴露写作古诗的短处而非要写这么一件调停事件,其意为何?而后文《乡约》古风宛然是因为《乡约》内容完全来自北宋儒者吕大钧等人制作的《蓝田吕氏乡约》。在《白鹿原》故事展开的清末民初,出现如《吕氏乡约》一般的乡约的可能性很小。自雍正以下,历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均不断有政令,令各地“宣讲圣谕”。这样的“以上化下”维持到道、咸年间仍没有改变,到清末更是已经成为定俗。在这里,陈忠实借了晚近乡村治理的形式,却更换了它的内容,其意又何在?

时代背景与历史细节之间出现抵牾,与其认为这是写作者历史知识缺乏,毋宁认为作者另有所图。朱先生是个“圣人”,这种人物设定既通过白嘉轩的心理确认来传达,又通过朱先生种种多智而近巫的行为来传达,还有一种隐 晦的传达。朱先生的调停劝解出现在小说开端,这正是对他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的一种呈现。《白鹿原》中的《乡约》语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它固然是写作者直取宋人手笔而为近人所用的结果,但作者作此用途,未尝不因为《吕氏乡约》的严正文字恰恰符合朱先生“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的人格设定,也未尝不因为《吕氏乡约》的内容更符合作者欲赋之义。《乡约》既出,原上教书徐先生击掌赞叹“这是治本之道”,然而与这样的高扬形成对比的是,作为原上行为规范的“乡约”在后文之中不再承担任何情节上的起承转合,也没有作为价值向导存在于后文之中《乡约》所约定的,是乡村多头价值的一端而已。朱先生教化领袖的角色在第六回之后,在多智近巫方面又加重一层。那么“儒家文化内涵”之集大成者的朱先生,是否是一个能够充分证明儒家精义的儒者呢?裁剪文本而证明前置经验的时候,这一点可以得到似是而非的证明;但是就文本呈现来观照,人物给出的“证明”是不足的。这种不足,非不能也,实不为也。除了第七回之前的铲除罂粟、规制乡约之外,朱先生关涉的情节几乎都是天崩地坼的大事,包括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前三种背景下历史的走向不甚分明,朱先生便作壁上观,也就是“无论是谁,只要他不夺我一碗包谷糁子我就不管他弄啥”。而在抗战时候朱先生却亲为战死的鹿兆海执幡,随后带领关中老儒挺身而出,欲赴前线。这些作为迥异之前的中立。这从前到后的转变,岂能一以观之?又岂是一句“践行儒家文化精神”能够解释的?朱先生其人,虽带有儒家文化的颜色,但《白鹿原》之呈现重点并不在儒而在一种超越性,即朱先生是历史走向的预告者和宣示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历史的关键隘口,朱先生会呈现不同的行为与姿态,也能理解他多智近巫的人物设定究竟有着怎样的必要性。

朱先生的多智近于巫,实际很难说对“儒者”的形象塑造有帮助,更难说体现了儒家文化精义,但在历史背景中观察,他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民间形象的呈现。朱先生的近于巫,正是陈忠实模拟了民间缺乏形而上知识的眼光来观看的产物。朱先生多智近巫的设定,原初与陈忠实的经验有关。陈忠实自述“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朱先生的事迹与原型结合得异常紧密,不仅从传说取材,陈忠实还化用了牛兆濂规制《礼节录要》、编写蓝田县志、发表抗日宣言的事迹。陈忠实解释他对朱先生神秘化的看法:“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至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

础。”了解关中农村人的同时又对牛兆濂这个人物颇有钻研的陈忠实,作出的这番推理不无道理。在真实的乡土中国,存在着多种亚文化形态,儒、释、道的影子皆能觅见,而其文化精义却不能在乡村的语境中获得。费孝通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观察发现,孝、悌、忠、信是当时中国乡村维护私人关系的道德要素。这些要素确实分布在《白鹿原》之中,也恰是极容易被攀附在“儒家文化”之上的要素。作品批评所要避免的正是这种攀附。儒家文化与真实的农村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从儒家文化精义到农村生活的儒家实践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乡村缺乏对儒家知识体系的普遍而较完整的吸收,但是儒家知识分子与乡民杂居,是有途径影响乡民,令他们接受一些“道理”的。对道理的信奉与支撑道理的知识的相对缺乏,反而造成固执的坚守态势。尚能见于乡村的儒家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乡村治理造就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而并非儒家文化精义之蕴涵。正因为上层儒家与农村生活之间存在鸿沟,所以上层欲以儒家化俗,必须借助媒介来填补和缩小鸿沟。朱先生或者说牛兆濂这种杂居乡间的知识分子正是这样的媒介。

因而朱先生背后牵连的就不是某种被简单化的文化价值,而是这样一位人物对集体无意识的点醒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位置。陈忠实自述没有研究过儒学,但是他模拟了关中农民的思维与观念,再现了农民理解的局限,从而令儒者与农民之间的文化鸿沟自然呈现于文本之中。朱先生与乡民之间存在天然的屏障,故而以《乡约》化俗但其效不显。他能够牵连时事,但对于乡村治理缺乏参与途径,实际影响并不如白嘉轩、鹿子霖这样的乡绅。也因此,朱先生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是通过白嘉轩来实现的。文本自然呈现了关中乡村治理的范式,以及儒家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位置。由此可以窥见陈忠实对乡村现实的细节把握程度之高,对乡村治理的观察理解之深。

评论容易注意到,《白鹿原》中存在新旧制度的交替。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它意味着以家庭为治理单元、以德治为核心范式的乡村自治制度,与政府的层级治理之间的紧张甚至对峙,以及不能避免的制度更迭。白嘉轩、朱先生身上的“儒家文化内涵”,便不是简单的人物性格描摹,也不是简单的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与族长治理下的角色要求密切相关。儒家政治的德治要求与族长治理的德治手段之间天然契合,朱先生之所以通过白嘉轩而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正是儒家知识分子与乡绅形成同盟的曲折反映。内心自守的白嘉轩经历的世变和朱先生在天崩地坼中感受到的孤清,皆在传达对乡村德治体系崩析的一曲挽歌。陈忠实在白鹿两姓意气之争的名义之下,呈现了身处变动中的农村治理架构中的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白嘉轩继承了父亲秉德老汉的族长位置,同时也继承甚至强化了父辈“德治”的治理办法。“德”是族长治理的中心原则,也是核心 手段。所以德行有亏的白孝文必然被褫夺族长地位,因为他的治理效力已经随着德行的崩塌而分崩离析了;也正是这种分崩离析,反而制造了契机使得白孝文与白鹿原脱离

也就是去县城参与到国民政府的治理系统之中。作为国民政府治下的村民治理的末端官员鹿子霖,他任乡约之后与白嘉轩之间的龃龉,也代表了政府治理与族群自治之间的不洽。

在这种不洽之间,陈忠实设计了冷先生的存在。冷先生因医术而成为原上人心中的权威人物,他通过嫁女而与白、鹿两家分别成为姻亲,也就具备了调和双方的可能;但他同时是原上的外姓人,也就能够保有一种合理的中立。另一个具有调和功能的人物便是朱先生。但朱先生的调和功能更多体现在白嘉轩一方。朱先生读书人的形象,以及他常作预言又语焉不详的半仙姿态,使他成为白嘉轩心中带有神圣色彩的人物。他是白嘉轩内在精神的同盟者,也是白嘉轩内向治理的有力支持。朱先生罕见评议原上人物与事务,但是对白嘉轩镇压田小娥的亡灵表现出了明确的支持,这一方面透露出儒家知识分子在族群自治(族长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偏向。另一方面,这是人物基于学养的本能反应。牛兆濂所承洛学的先师张载,倡导的学问是“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前述几项在朱先生规制乡约、支持白嘉轩修复祠堂、两次劝退虎狼之兵的行事中得到了体现,其对事理的洞察而成为乡民心中的半仙,亦是儒家知识分子通《易》在愚民心中的呈现。田小娥亡灵与瘟疫之间的关系显然属于怪妄之说,村民祭祀的行为正是孔子所反对的“非其鬼而祭之”,也是古代国家层面反对的淫祠。所以说朱先生对白嘉轩的支持,实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本能。

与白嘉轩、朱先生的“守”形成对比的,是原上小辈的“离”。白鹿原上“有出息”的小辈都离开了白鹿原。他们的离乡,隐喻着年轻人对乡土中国的背离。没有离原的白孝武成为白嘉轩治理的重要支持者,在离开白鹿原的同辈人回原的场景中,白孝武鲜有与之互动 白孝武这个角色的意义,在于与白嘉轩形成一个父终子及的内向且封闭的乡村德治体系。白孝武和白嘉轩所守护的乡村治理的圆环,在 1930 年代之前,尚可以称为自足而少变化的(但这又并不意味着稳定)。之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侵入,在农村人中催生了多样的价值取向。农村人从乡村走向城镇、走向政治力量的领地之后,很难再回头重视藏于乡村之中的精神价值;但同时,这部分走出去的乡村后代,又不能完全脱离乡村所赋予的实用价值观念。他们在离开乡土之后表现出多样的人格,在这个时候,陈忠实保持了他冷峻的笔调,但通过朱先生这个人物透露了情感。

朱先生身上,有历史走向的预告者和乡村自治制度支持者两种隐喻。在后一种隐喻中,朱先生与小辈的互动关系,其意义也就扩展为旧有的乡村自治与新的变动的社会治理的对话。朱先生曾对白灵的命运作出了“黑洞”的预

言。此外两个人物之间的互动场景极少,且白灵从未受过朱先生亲炙。不能不说这中间仍有某种隐喻存在,就仿佛白灵的信仰与朱先生固守的模式之间,天然地“道不同”。而小说中最明显的情感流露,却是通过黑娃这个人物呈现。土匪团被招安之后,黑娃开始“学为好人”,拜朱先生为师。表面上看这张扬的是儒家文化的教化价值,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对于黑娃的学习过程,小说完全没有体现,只交代他进步神速,迅速地从土匪头子转变成“布衣学士”。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黑娃如何学习、学习了什么,而在于这一整段情节要透露一种忏悔模式,即返本归原,人物回到他背叛与逃离的出身之地,重提甚至皈依最初否认和背叛的价值。而促成这一模式实现的人物,正是朱先生。黑娃作为《白鹿原》的关捩,他的逃离和复返都意味着新的情节单元的展开,而黑娃回白鹿原认祖归宗一节,却不再承担这种功能,黑娃祭祖没有带动新的情节,甚至因人物转变的突然而略显突兀。在这个时候,黑娃就将迎来他的结局。

黑娃的祭祖与白孝文的祭祖不同,后者是命运大起大落之后重拾颜面的行为,而前者则是觉今是而昨非心态的驱使。与白孝文风光祭祖相对应的,是他落魄离原;与黑娃祭祖相对应的,则是他不入学堂、砸烂祠堂。黑娃的回原祭祖与白孝文一致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以回归的行为修补某种价值。于白孝文而言,他修补的是个体在群体中的价值,而于黑娃而言,他修补的是抽象的价值 这种价值所关联的,正是黑娃试图冲出的乡村德治模式。在小说接近曲终的地方,作者安排黑娃“学为好人”,精神上回归了德治的乡村,并且以白嘉轩的接纳认可了黑娃的回归。然而黑娃的精神回归,却几乎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小说中,回归的黑娃无法得到安宁而最终死于非命。到了此处,陈忠实再次显露出哀挽之意。

白嘉轩和朱先生构成了小说的稳定成分并与白孝文、白灵、黑娃这些走出白鹿原的后人之间展开冲突。德治在一定阶段会发展出权威,在白鹿原上,宗法大家族的压力和社会习俗的束缚,正是这种权威的产物,也是反过来支撑权威、巩固德治的因素。白孝文从族长的位置上跌落,意味着他失去治理资格,也预示着他与乡村体制将有一场剥离。但白孝文毕竟是被乡村体制驱逐,白灵和黑娃则是主动地与权威和乡村体制对峙 出走之后出路何在?白灵和黑娃就是来给出答案的。无论是白灵还是黑娃,作者都没有给出出路。这并不是作者刻意的价值褒贬,而是历史现实映射于作者的经验,令他不可能为这两个人物安排他样的结局。

余论

小说安排了朱先生的死亡,这正是以乡村德治的护卫 与倡行者之死,来预示这种治理模式的消亡。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时候,德治乡村体系已然消失多年。彼时城镇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乡土在对城镇社会进行最后一轮哺育,而这种哺育,正是通过层级治理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从小说结局的1950 年代,到《白鹿原》写作的1980 年代,实际上是乡村德治结构彻底解体、族群自治模式彻底消失的历史时期。这在文学界曲折地表现为“寻根”文学的发生。《白鹿原》是其中的巅峰作品,也超越了这类作品的两种极端:或视乡土为魔幻丑陋的渊薮,或寄托乌托邦幻想与病态思乡情感。《白鹿原》实际上承担起了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为无知的当下描摹历史,也教给阅读的人群思索的方式。

认为《白鹿原》在传达“传统儒家文化”与认为寻根文学是作家通过凸显“文化”来证明个体生存的实在性手段,二者的逻辑如出一辙。作为现象群体的寻根文学暂且搁置不论,《白鹿原》本不用证明文化的实在,更不用证明作者的实在。陈忠实以高超的语言技巧与结构技巧为《白鹿原》求得了自足,而作家的野心将半个世纪的中国乡土治理结构编为经纬,化为筋骨,令晚近乡土中国变迁蕴含其中。最终《白鹿原》获得了一种自在性:我即是文化体,我即是我存在的原因。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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