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师承·创新

———论格非“江南三部曲”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张起 毛娜

———论格非“江南三部曲”

摘 要: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创作转型的果实,由先锋写作向倾注传统的书写转变,凸显出作家深厚的文史修养以及对历史与时代深刻的认知,在江南传统背景下完成了历史的诗意叙述。通过对文本细读,分别从三个层面进行评述:首先是其取材,《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体现了对经历史沉淀的“江南梦”在一个家族以偏执理想延续的完整书写,映照的是作家的历史思维。其次是师承,探秘受中国古典文学浸染影响的三部曲的虚实创作手法,及其明清世情小说的师承。最后是创新方面,选择历史转捩背景讲述故事,叙事别开生面。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历史观;师承;创新

格非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体现了师承明清家庭世情小说,归于传统与现代结合书写的创新,其《人面桃花》被誉为“典范的中国式小说” 。三部曲开启了曾以先锋姿态屹立文坛的格非回归自己江南故土的“想象之旅”,以诗意的语言叙述了江南文化语境中真实感十足的故事,塑造了具有偏执理想的江南人物,链接了一个家族三代的百年史,呈现了清末民初、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初期再到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跨越,展示了历史走向与人物命运的神秘关联。

一 历史思维:家族“偏执理想”在江南的延续

生长于江南水乡丹徒的格非,饱含历史思维以三部连续性小说建构了对执意寻找精神桃花源的“偏执理想”的完整书写。其历史逻辑就是专属汉民族的永恒的“江南梦”。

汉民族历史实际上是一出反复抗拒外族入侵的历史。在周王朝华夏民族即已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族群共同体意识,秦汉以前的抵御手段就是长城。洎晋而五胡乱华,异族入侵,迫使北方汉人南迁,衣冠南渡,于是长江又成了抗拒的屏障,江南上升成了汉人的庇护地,陶渊明的“桃花源”成了汉民族无论和平时代还是战乱年代的理想国。延及南宋、南明甚至民国,凡有外族入侵,民族灾难,汉人就要寻找自己的“江南”。江南是汉人的最后避难所,当退无可退时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烈。久之,“江南梦”固定成了族群集体无意识,格非潜意识中势必受到这一传统影响。实际上一部汉族史就是执着地寻找“江南梦”的历史,可以说格非对历史的认识,促使他用笔续述汉民族这一固执理想。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南梦”,基于汉民族的这一思维定式,格非说,在历史传统中文人都怀揣着一个“梦幻”,“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 等等,这样的“江南梦”又切合汉民族农耕文化传统孕育出的桃花源似的美好意象。具体来讲,这梦自东晋起就落在江南,南朝时,大批北方汉人的冠冕之族继续流落江南,在此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建立起了汉人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抵抗着西北异族强蛮的北朝,这使江南的文化与中华其他区域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性格。至隋唐,这种南朝诞育的江南士族文化甚至影响了以长安为正宗的北方中原文化,共同型构了最后的贵族王朝大唐文化的极致繁华。宋以后的文化主流更是以江南文化为主。经过文人世俗化的江南文化延及明清,民间世俗的江南文化更是大放灿烂,又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官方文化的重要补充。可以说一千多年来江南文化生生不息,没有衰落过,其有意无意间又型构了文人的文化心境,使得他们津津乐道,乐而忘返。明清江南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世俗的平民文化,这一文化最适合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文学地理已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江南出身的格非自然会受到这里小说环境的熏陶,其取材叙事有意无意均受到江南明清家庭世情小说的影响,但又有超越,他在世情文化的背后更多的寄托了文人的江南理想,而这理想又是虚虚实实的迷人,这是明清世情小说所不见的。

在江南的大历史观念下以及明清遗下的小说传统环境中,格非徐徐展开了他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讲述了一个女子与她的桃源梦的故事。清末民初,一直长在深闺的文弱书卷气小姐秀米,在无意窥看了革命党人张季元的日记后,日记背后那个垣墙外遥远而陌生的世界,令她精神几欲疯癫,最后疼痛唤醒了她的神经却再也唤不回那个单

纯活泼,眸带狡黠的千金小姐。随后出嫁、被劫至花家舍、走东洋再到回乡办学堂,秀米埋没自我情感,将自己的人生与心中的桃源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再到后来秀米梦碎被关押,重获自由后回到普济,自我惩罚般装哑,最后在凉亭静静死去,终结了她如梦似幻的一生。合上书卷,我们很难迅速地从这个为秀米编织的梦中挣扎醒来,眼前似乎那个瘦弱的女子仍在烟雨朦胧的雨雾中踽踽独行。

不同于《人面桃花》迷离而带有韵味的叙述,《山河入梦》描写稍显直白与口语化。故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展开,秀米在牢中诞下的那个奄奄一息的小孩已经成长为大龄未婚的梅城县县长 谭功达。谭功达似乎依旧继承了家族及母亲秀米遗传血脉中对梦幻理想的偏执。他修建水坝、凿运河、建造居民点、沼气推广甚至如同其曾疯癫最后走失的外祖父陆侃妄想尝试修建连接每个村庄的风雨长廊一般,不切实际并且一意孤行,不懂逢迎讨好甚至不懂自己所处的官场与政治,一心想要造福梅城却执着于自己内心的梦想幻影,这与其血脉相连的母亲秀米何其相似。“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最终谭功达还是步上母亲后尘,如同宿命般,生于监狱,死于监狱。小说至此,我们除了感受到某种神秘的命运轮回,格非给我们的某种“仙人指路”似的暗示外,更感受到一个家族执着于江南梦的历史轮回。而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那个与他心灵契合的女子,经历家庭变故,从小见惯人世冷暖的姚佩佩,看似活泼开朗的背后总是带有连绵不绝的愁怨。遭人强奸反抗杀死对方后,开启了她逃亡的生涯,最后归案被枪决,结束了她逃亡飘零的一生。姚佩佩这一意象,她的哀怨正是江南的哀怨,她多灾多难的命运正是历史上无数次蒙受外侮的汉民族灾难命运在江南的缩影。

随着时光推移,故事进入到社会转型时期,实用主义潮流与文学理想格格不入,作为文人的格非对此深有体会。《春尽江南》即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故事发生在被工业化渐渐吞噬的鹤浦,因诗结缘的谭端午与庞家玉,在随之而来“文学已死”的时代,被暴戾的社会挟带而行。在“文学为失败者的事业” 的论调下,“失败者”谭端午,被妻子称为“正在一点点烂掉”仍然安之若素地生活着,这个人物也明显遗传了家族血脉中的偏执性,当他初到“花家舍”却奇迹般地感到熟稔,这无不暗示他如同父辈、祖辈一样,仍然是这既定命运中的一个齿轮。他的“江南梦”就是文学事业,他把自己圈在原地,固执地抵抗着时代的侵蚀,他一直冷漠甚至嘲讽地袖手旁观着妻子庞家玉在人世间的挣扎。最初喜欢海子的诗歌的秀蓉在改名庞家玉后,积极强悍地顺应着时代的脉搏。不愿与“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她刻苦取得了律师执照、开事务所、贿赂教育局长、甚至出轨……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的故事女主人公“不顾自己喜爱,走到自己的对立面,自以为的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生追赶别人的步调”,最后被医院的化疗单宣布出局,结束了她喧嚣的一生。庞家玉执着的人生也是 一种形式的江南梦。格非心中驻守着一个关于江南的梦,江南对汉民族之重要,这是他对历史的判断,这梦可以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可是他笔下秀米、谭功达、谭端午的梦想。

从陆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一边是偏执血脉在江南梦里固执的绵延,一边是时代的飞速转换,“三部曲”系列小说将跨越百年的社会时代转换缩影成信仰索求的家族史。这信仰的求索即是寻找各自的桃花源的江南梦。认识了江南就能深刻认知汉人的历史,上海学者杨海鹏在微博中对江南有独到的认知:“三吴之地,民风柔弱。然明清鼎革之际,士民之反抗风起云涌。一是三吴经两宋元明,已为汉族文化之核心地,中国文化神经之所在。二是明末士人结社甚盛,士民已有组织基础。三是江阴常熟嘉定太仓等地,巨室多组织围垦,土地越阡连陌,财力人力资源巨大。”因之有扬州江阴嘉定的激烈抵抗以及近世惨烈的南京抗战,这些江南历史记忆影响了格非的历史判断,潜在地形成了他江南三部曲的叙事意图。

二 师承:回归古典与重拾传统

格非在访谈中提到在“三部曲”创作伊始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自身的影响。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不去研究或者阅读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小说的话,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的年龄也到了三十多岁了,所以,身体上也会有这个想法,希望对传统有重新了解。”同时他也高度赞扬中国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之类。就笔者所知,他早年就读和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就以明清小说的研究鸣世,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小说家不能说不受其所处学术环境影响。或许他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影响,但事后回想起来,他当初在华东师范大学办《散花》小说社时,就有学校这一小说研究氛围的因素。

(一)在古典文学的传统虚实手法中借鉴

“文学作品通过制谜向读者发出邀请,诱使读者去猜测它的谜底。而文学的谜语性质只有通过‘既是又非’的结构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因为‘是’,文学从表面上看描绘的就是日常经验、物像、故事、传奇、言论,因为‘非’,文学同时也是想象、境界、寓意和超越。” 这里谜面与谜底反映了作家对小说创作独特的认知,“制谜”过程格非秉持虚实相间的文学理念来处理,小说亦就在这种虚实“制谜”中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本文提出格非的“虚实笔调”指的是两层意思,即格非在小说历史语境下塑造的虚实相间的事件,以及格非在小说文本撰写中所运用的虚实手法。“中国传统诗文和小说中的物像,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或道具意义上对象化的存在,……它投射和寄托了太多的人类情感和过往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就是‘心’的外在形式。” 这些认识达成了格非小说的非完全纪实,在虚实书写中诞生出了诗意。

“中国文化重视现实世界,但同样看重对这个坚固的日常经验世界的穿越。” 这种“穿越”的达成,需借助典故和

意象的塑造。格非“江南三部曲”在匠心“穿越”中制造了大量意象,这使他的小说呈现非完全纪实,给读者虚实相间的阅读感受。这些意象又打上了江南烙印,因而使小说产生了足够的诗意,使得文本意绪无穷。

从“庄生晓梦化蝶”到“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梦”这个意象无疑构成了文学作品中“穿越”达成的最常见意象。大量梦境的描绘,即是非完全纪实的选择策略,在文本中这些梦境隐约带有预示现实之意。在《人面桃花》第一章“六指”中,秀米梦见自己参加孙姑娘的葬礼,走在人群的最后,佩戴的绢花恰好就差她一朵。她不仅看见送葬队伍在棉花地里穿行,还看见朝廷军官在江堤一侧行进。梦里她还在寺庙中遇到了所谓表哥张季元,张季元带着她去见了寺庙住持,住持对她说:“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为了完成某个重要的使命。”然而这并不是南柯一梦,这个梦境就是秀米未来人生走向的含蓄线索。以上内容为非完全纪实的取材。现实中,秀米醒后去参加孙姑娘葬礼,绢花仍差她一朵,这又调换到纪实性书写。不仅如此,到后来秀米确实因为张季元死后留下的日记找到了她的使命,而她与张季元也如梦中一样纠缠不清,尽管此时张季元已经被清兵杀死。这样由梦境贯穿现实,虚实交融的手法在全书中仍旧可见。在第二章“花家舍”中,秀米朦胧中遇到死去的王观澄,并且王观澄道出秀米命中注定了会继续他的事业。当然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秀米把她的后半生都倾注在这个事业中去了。如同宿命轮回一般,周而复始,陆侃、王观澄、秀米甚至是秀米的儿子谭功达都只是这场轮回的齿轮。从秀米得到张季元留下的那本日记后,秀米的一生都是由这些梦境与现实虚虚实实轮回印证所编织。直至遭关押出狱后,才梦碎挣脱抑或是秀米终其一生从未逃离出心之梦幻。

风、雪、雨、雾这些天气现象经作者内心过滤后组为意象,大量被用于古典诗文,这种创作手法对现当代作家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小说《红楼梦》宝玉衔玉而生的情节设定,其隐喻的小说思维也启发了格非。在其三部曲系列中,雨雪意象运用得最典型的是《山河入梦》。故事发生地点的设定本身就在多雨的梅城,不仅给其打上了江南文化的色彩,而且又不动声色地使这些天气意象贯穿文中。主人公谭功达出生于一个风雨之夜的监狱里,这一天气已不是简单的气候征象,而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征兆,它隐隐暗示着谭功达这一生都将伴着风雨度过。在一个天空抛洒着雪珠的冬夜,谭功达遇到了自己最终的心灵归宿姚佩佩。在大雪纷飞的除夕傍晚,谭功达收到匿名批评信,昭示其关于梅城过于理想化的规划势必遭到抵制。在一个大雨如注,狂风大作的深夜,普济大坝被洪水冲垮,谭功达因此遭到撤职,原本一切殷切的规划刹那化为空。天空飘着细雨,谭功达在花家舍的风雨长廊里,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已经在这里实现,重燃美好信念不久就被“桃花源”背后的真实打败。在一个天气阴晴不定、云聚云散,雨淅淅沥沥下不停的半夜,谭功达终于下定决心 去找姚佩佩,然而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姚佩佩被枪决。最终谭功达的规划理想化为碎片,梦中恋人也化为尘土。在监狱度过自己的余生直至死亡。整个故事发展是实,而格非匠心打造的理想空间是虚,虚实结合,这些暗喻的写法,都收到了诗意的效果。

(二)重拾明清小说路子

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崛起于中国文学史的明清世情小说,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极大比重,而且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史上的志怪小说、历史传奇小说再到家庭世情小说,其小说主体完成了从神怪、英雄好汉到世俗人物的转变,进而更加接近生活,贴近平民。世情小说在清中叶以后大受青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对五四新文学的垂直影响开启了二十世纪初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先河,这种世俗直白的“平民文学”推动了新文学作家们通过小说创作去写实生活。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明清家庭世情小说的积累和准备,就没有五四的新文学。它潜在地影响了周作人提出“平民的文学”的主张。鲁迅儿时在故乡绍兴感受到小说在平民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才以小说这一武器改造国民性。一个颇值得留意的文学现象,明清家庭世情小说几出江南,新文学的最初作家也几在江南,已很明显了,江南是新文学的正源,其数百年世俗文化的积淀,使得小说基因得以赓续。这一传统的世情小说高地,至今仍产生着重要作家,如格非、余华、苏童等。

我们推想格非大抵也是认识到这一小说发展演变的逻辑关系之后,才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家庭世情小说中汲取营养。他的《雪隐鹭鸶 〈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不仅对家庭世情小说《金瓶梅》进行了文本解读,而且还认识到明代世俗的社会史与思想史。被鲁迅称为“世情书”的《金瓶梅》以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历程为中心反映世态人情,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亦是通过描绘个人经历、家族变迁来窥看人世沧桑,时代变迁。其中如《春尽江南》通过对诗人谭端午以及妻子庞家玉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群的人生际遇,透视当代个人在时代剧变中精神求索问题。

明清世情小说作为古典白话文小说的一种,不仅具备通俗的特点,也兼具诗意韵味。“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在世情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清小说注重韵散结合、众体毕备,可谓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者,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能巧妙地将诗、词、曲、文融为一体,极力提高小说的文采与可阅读性,同时又注意语言通俗、准确与生动,强调叙述与描写的简洁与传神,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产生了《红楼梦》那样的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堪称完美的巅峰之作。”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从书名上便耐人寻味,给人古韵无穷的初始印象。在文本中多处可见诗、词、曲、赋的影子。《人面桃花》中从秀米父亲错将李商隐的《无题》“金蟾啮锁烧香”中“金蟾”写成“金蝉”,到张季元说颠倒《离骚》中的句子“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

蓉以为裳。”以如此细微的带有学术考据特征的细节进入小说,无不显示格非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而全文重要线索张季元留下的日记也是由半文言写就,其在日记中还曾赋诗一首:“咫尺桃花事悠悠,风声帐底一片愁。新月不知心里事,偏送幽容到床头。”然而这首诗也似呼应全书书名与主题扣联。而花家舍的四当家土匪庆寿给秀米的信中也含“芝兰泣露,名花飘零”等考究的字句。无一不展示出明清江南文人的家庭世情小说思维影响的痕迹。我国明清时期的小说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艺人的说书,以传奇为主;而另一类文士创作则以世情为宗,更便于倾泻才情,故古典诗情颇多,多儿女情长,才子佳人的世情情怀。又如秀米入狱后的两句小诗:“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也展露她梦破心境。甚至连初学文字的喜鹊都作出“灯灰冬雪夜长”这般的诗句。小说中还出现了几篇铭,丁树则为孙姑娘撰写的墓志铭,秀米在花家舍所见荒芜坟冢上王观澄所撰的铭文,丁树则所谓自撰然则抄袭陈伯玉的《堂弟孜墓志铭》的铭文。书中还对陆侃所留字句有所着墨。将《人面桃花》全文通读下来,便能感受其独具余韵的古典诗情。《山河入梦》中谭功达收到的一名大概为乡村学究的匿名举报信,全信由文言所就,信文还带一首小诗。而《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人物职业设定本就是诗人,而全文也有一首原名为《祭台上的月亮》而后改为《睡莲》的诗歌首尾贯穿,这些设定使小说显得诗情浓郁,增强了小说的渲染力。“三部曲”系列小说更是因此展现格非深厚的传统文史修养。

三 创新:别开生面的叙事 (一)叙事策略的选择

“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或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 这是格非对历史的看法,也是支持他在三部曲叙事创新的逻辑起点。他在《人面桃花》自序中说,无意去低吟复现一段历史,但我们认为他并未忽视历史,尤其是江南在汉民族史上的历史地位,对于格非,江南在其心中就是族群潜意识,而小说家的责任是反抗遗忘,江南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只是为了去追溯复原他记忆中不同的几个历史片断。

可以说格非的三部曲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在历史转捩时代巨变的时期。《人面桃花》小说时间背景设定在晚清旧民主革命时期,《山河入梦》小说发生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不久,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春尽江南》故事跨度二十年,背景为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兴起的新世纪。虽然是历史记忆残片,但格非是按世情小说路数写作的,故而并不是描绘历史重大事件抑或复现重大历史走向。在故事中没有应时代而生力拔盖世的英雄,也没有引导社会剧变的中坚力量,有的是一个血脉传递的家族成员在不同的历史残片里的极私 人的如流岁月。《人面桃花》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民主革命抑或褒扬民主革命战士,文本只是在叙述秀米的人生经历中隐隐看到当时社会历史的轮廓,从未正面描写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而在《山河入梦》中,主人公谭功达虽为梅城县县长,但全文仍旧没有大规模地着墨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官场政治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隐在谭功达与姚佩佩的相识、相爱的背后。历史只是人物活动的衬底,作家关心的是主人公的世界。《春尽江南》更是一部围绕主人公家长里短的文本创作。格非的小说世界中历史与时代仅仅是作为背景存在,文本内容避开了历史长河中重大事件的主流话语创作,仅仅描绘在历史残片中个体的命运,个人在剧变的时代中乌托邦式的奋起、挣扎或是沉沦,命运的玄妙兼以那些远逝的时代,让人读之欲罢不能,让人沉醉平凡众生的玄妙的故事中。命运的玄妙是格非自创作先锋小说起就在追求,这又受到博尔赫斯式的叙事影响,不同于明清世情小说的思维,也不同于自五四现代文学以来的书写思维,唯此格非小说在当代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格非三部曲中历史背景只是作为串联小说事件和三个人物命运的文本线索,或者说人物活动的三个不同环境,独特的“这一个”。正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自然融入小说文本中,使小说似具有纪实感。这是格非小说处理高超的地方,他的非纪实内容极多,但他虚虚实实从容梳理叙述,仅这一点就使他超越了更多的纪实性实写的作家,唯其如此,其作才有不同别家的格非式诗意。三部曲系列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其语言使用随时代不同自然而然地由古典逐渐走向口语化,小说事件和人物命运塑造也是从浮生若梦逐渐到人世沧桑。显然这是有意的设置,“三部曲”中《人面桃花》离读者所处的时代更加遥远,故而在创作中做了陌生化处理和古典的探索。随着小说设定的时代离我们愈来愈近,小说的语言以及故事内容也更近现实。《山河入梦》中那个特殊的年代,格非对小说的语言以及故事的要求都更靠近那个时代氛围。《春尽江南》的故事发生在现代,它的故事设定更是具有现实感。这种小说文本创作随着所设定的时代而调整使得读者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不会与小说文本产生太大隔膜与疏离,同时也使读者在小说文字风格的改变中体会作家对不同历史时段的不同展现,体会到格非叙事的细腻与严谨。当然写于不同年代的这三部曲文笔的变化,也有先锋末期语言风格变化的因素,不排除先锋作家余华等口语化风格、于坚诗化口语对格非后期创作的影响和改变。

(二)营造陌生空间

“我相信,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格非运用神秘性、超现实性以及命运因果轮回等情节设置,叙事空缺手法的运用,造成文本陌生化,达到虚化故事情节,减弱时空顺序书写的逼真性,增强小说的迷离、梦幻色彩,给读者营造“感觉上的真实”的世界。

在《人面桃花》中,超现实情节设置、对光怪陆离的梦

境描绘,使小说笼罩着一层神秘不可言喻的面纱。小说中含多处“预言未来”的情节设置:秀米及父亲陆侃都通过瓦釜的冰花看到了未来、翠莲如同看相的乞丐所言乞讨为生甚至是秀米的梦境最终也与现实得到了互证。格非运用这样的虚实相间的叙述手法使小说文本虚幻与真实的界限模糊,达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效果。这其中既有传统文化自先秦就有的“天人感应”的对命运的测算思维,又有现代派文学来自基督教命运“预定”的观念,这两个认识思维被格非组合起来结构人物命运。对神秘的命运进行预测互证,使叙事具有虚幻的非现实的美学意趣,颇体现了学院派作家的特点。

在三部曲系列中,命运因果轮回的注入也给小说添加一抹神秘色彩,陆侃因一张桃源图而发疯,秀米因张季元留下的日记而痴迷,而谭功达更是走上母亲的老路为着执念沉醉痴狂。陆侃、张季元、王观澄、秀米等都在命运的轨迹上前赴后继,如同有一只无形大手推搡着每一个人前进。无论是在《人面桃花》中秀米被掠到那个看似桃源仙境的强盗窝,《山河入梦》中谭功达被下放到那个看似“桃花源”已经实现的公社,还是《春尽江南》中谭端午到达的那个灯红酒绿的寻欢地,“花家舍”似乎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将人物命运串联在一起。然而“花家舍”作为一个孤岛,到底代表着什么?为什么秀米第一次被劫到花家舍,会有一种熟悉感?“秀米第一次踏上这座小岛的时候,看见那处荒僻的院落,那些花草和树木,看到云彩舒卷没有遮拦的天空,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就连房梁中的燕子窝,也与她的记忆丝毫不差。”谭功达在去到花家舍的路上感到了“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与母亲的命运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无独有偶,在若干年后秀米的孙辈谭端午初到“花家舍”也感到熟稔。“端午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小岛。尽管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可还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之感。”这些小说中隐含的点点不可言喻的故意的神秘描写,使小说文本不拘于描摹现实,又似乎回归到先锋派的路数。

小说中部分故事情节的空位使人物生平得到简化以及大量问题被悬置,从而吸引读者投入小说中去挖掘线索,补充线索。读其小说,虽然有许多空位、断裂,但始终觉得有种神秘吸摄着我们,这一神秘力量帮助我们解决了线索的疑问。如《人面桃花》中陆侃为什么发疯?秀米在日本干了什么?甚至是马弁到哪里去了?张季元是如何与秀米母亲相识,与其父亲有何关系?秀米的母亲到底拿钱赎过秀米没?六指从何而来?韩平是谁,到哪儿去了等等,诸多问题有些直接无迹可寻,找不到答案,完全打乱了传统叙事的来龙去脉,显示了现代叙事的魅力。然而有一些问题的悬置,是为了推动小说情节,彰显其描写背后的隐含意义。《人面桃花》中,“金蝉”到底代表什么?从秀米的父亲错将“金蟾”写成了“金蝉”到张季元交给秀米的锦盒内的金蝉再到普通尼姑韩六也留给秀米一只金蝉,以及“小东西”死后裤兜里的金知了。这个金蝉难道真的只是“蜩蛄会”头 领间相互联络的信物吗?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个金蝉就如同一张隐形的大网交织着所有人的命运。从中我们都看到了格非早期先锋小说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思维的痕迹。还有一些问题甚至需要读者跨本去找寻答案,如在《山河入梦》中,解释了《人面桃花》中秀米家的大米是老虎冒着风雪送去的。格非运用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增强阅读的好奇心,而且带动了读者的主观参与性,引导读者继续往下欣赏探索。这让我们想起八十年代他与先锋作家马原的互动,一个作家早年在叙事上达成的共识,以后不管风格如何改变,都不会太乖离原来的叙事思维窠臼。这种叙述的空缺造成部分故事情节虚化,不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引导读者去完成故事完整性,而且还提醒着读者关注作品背后另外的意图。这或是不可寻着答案的,我们姑且称之为格非式神秘的叙事力量吧。

结语

格非在江南系列小说中,主动向明清世情文学道路回归,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进行创作,叙事充满现代性,小说文本行云流水,小说语言诗情画意,他将中国传统小说融入现代主义创作思维,讲述时代剧变中,个人精神求索与命运走向,反映了汉民族经历史验证的永恒的族群自我庇护的“江南梦”。“伟大的作品都是对传统的回应” ,对于作家来说,传统文学中大量优秀模范的创作经验和创作内容,尤其是明清文士的家庭世情小说,斗折星移于世不输唐人之诗歌,就如唐人把才情倾写于诗,明清文人则将才情注于叙事文学,因此治小说者,不可不重视明清文人的叙事成果,我们相信优秀的叙事经验总归会被拾起,运用到今天的文学创作中去并超越它,形成先进的现代性叙事。无疑彰显了深厚的传统文史修养的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借鉴明清家庭世情叙事思维与现代先进叙事创新的良好典范。

(作者单位:张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毛娜,成都望子成龙培训学校)

责任编辑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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