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神话的诞生:再议1990 年代的西部散文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王贵禄

一 西部散文:走向繁荣的种种征候

西部散文在 1990 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因其创作成就突出,被研究者视为“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 。西部散文在1990 年代的繁荣,很容易使人和这个时期的“散文热”联系在一起,并将其视为“散文热”中的一部分,这样看倒也无可厚非,因为无论如何,西部散文不可能完全脱离当代文学的整体语境而存在。1990 年代被人称为“散文的时代”,散文在这个时代的勃然兴起,与整个社会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人指出,“90

年代骤然升温的散文热,以最隐秘的社会阅读心理动机来看,是淡出政治的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规避政治话语的文学表现,是在风雨如磐的20 世纪中,国人渴求摆脱长期的精神紧张与心灵重负,寻觅生命的温馨、轻灵与圆润的一次集体尝试。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找到了他们之间的精神默契。” 这是从社会心理层面,对散文热的兴起做出的阐释。还有人分析了散文热兴起的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认为“外部原因是生活节奏加快,人际交往加多,竞争程度加剧,心身疲惫加重。人们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里,愈加相对需求心灵的轻松与消遣、精神的寄托与宣泄、知识的补给与校正、灵魂的安慰与解脱。于是,人们在寻找着适应这一切需求的文体形式”,“内部原因是从大散文概念上看,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正是这种自由和随意,这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备,使人们在上面提及的寻求之中必然选择了散文。” 散文热的兴 起与持续,客观上为西部散文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氛围,全社会都在关注散文,西部散文当然也在关注之列,这对西部作家来说,大大增强了其创作自信,也使成长中的新生代看到了西部散文的发展前景。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认为西部散文的兴盛,完全是对散文热的回应,我们只能说西部散文的兴盛恰逢其时,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时代潮流。从更深层的缘由上来说,西部散文在1990 年代的兴盛,是西部散文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经过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发轫期,“西部”开始了散文化的历程;从1950 年代初到1970 年代末,西部作家已不再满足于对西部做浮光掠影的记录,而是不断走向西部纵深进行探视,立体呈现了西部丰富的地理生态、人文生态和精神生态,从而使西部散文显示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是西部散文承先启后的一个发展时期,众多作家的加盟,三大题材形态的基本确立,风格形态的多样化表现等,为西部散文的走向繁荣提供了极大可能。

1990 年代西部散文的繁荣,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西部散文的创作阵容空前壮大。如果说1980 年代的西部散文创作以中生代作家为主要力量(如张承志、周涛、贾平凹、马丽华等),老生代作家(如杜鹏程、李若冰、许淇等)为辅助力量的话,那么,进入 1990 年代,西部散文创作则形成了中生代作家和新生代作家平分秋色的局面。新生代西部作家的文学之路大多起步于1980 年代,那时的他们尚处于成长阶段,经过数年的历练,刘亮程、马步升、冯秋子、鲍尔吉·原野、尚贵荣、刘元举、刘志成、郭文斌、铁穆

摘 要: 1990 年代西部散文空前繁荣,不仅代表了西部文学的创作成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代散文的应有高度,可以说西部作家创造了一个令人追念的文学神话。追踪1990 年代西部散文之所以繁荣的成因,我们发现,西部作家在三大题材领域做出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乡村题材、边地题材和荒原题材。西部作家紧扣地域文化的特征,而在三大题材的书写中渗透了其对时代、人性和人生的思考,这也使西部散文具有了极大的示范意义。关键词:西部散文;“散文热”;乡村叙事;边地书写;荒原想象

尔、王若冰等显示了强劲的创作势头。新生代西部作家大多都有大学学习的经历,他们文学观念开放而思想活跃,他们对西部和文学有着同样深切的感情,他们更愿意以自己特有的审美眼光感知和抒写西部,其创作为西部散文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其次,是代表西部散文高度的作品纷纷涌现。张承志陆续推出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等引起极大反响的散文集,周涛推出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等有分量的散文集,马丽华在《藏北游历》获得极大成功之后,又接连推出《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等长篇散文,杨闻宇推出了其代表作《绝景》,而新生代作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马步升的《一个人的边界》、刘元举的《西部生命》、鲍尔吉·原野的《善良是一棵矮树》等散文集的问世,表明新生代西部作家具有不可限量的创作实力。史小溪主编的《中国西部散文》,由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出版,分上、下两卷,该散文集的出版,在西部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者认为,“它在当代散文中拉出了一道新风景,西部散文风景。第一次将西部散文作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现象提出来,使散在的西部散文创作成为一个群体,形成了集束的力量。” 再次,是西部散文的三大题材形态趋于稳定,乡村、边地、荒原等题材形态被越来越多的西部作家所认可,并孜孜于各自的探索,西部作家借助于这些题材形态,从不同角度展示着西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从奇诡而新异的民俗之中,从古老或新近的故事之中,开掘出西部人的文化心理内涵或象征性意蕴,传达着西部人的精神气质。下文将对其做相应分析,故在此不予展开。最后,是西部作家具有了引领潮流的魄力,“大散文”概念的提出,说明西部作家渴望走出西部而影响全国的散文走向,他们的“大散文”创作(如贾平凹、周涛、马丽华的实践)证实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叙说着西部故事,张扬着西部精神,而有意与国内私语化、女性化、庸俗化的文风形成对照。研究者对此做出了精彩的概括,认为,“这里看不到在当下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泛滥的那种物欲和小器,而是和西部高山大河,高天远云,和西部的生命悲剧感、历史人生感相适应的大气度、大境界。” 研究者的这个概括,将西部散文的精神取向阐释得清楚明了,揭示了其共同的特征。正是看到了西部散文繁荣的种种表现,研究者才将其视为“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

二 永远的乡村:故乡记忆、文化符号及精神栖息地

乡村题材是这个时期被西部作家所倚重的一种题材形态,与深化期的此类题材相比,尽管西部作家仍重视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神秘文化的再现,重视乡民文化心理的揭示,但也不难看出一种明显的转向,即“乡村”的象征性越来越强,心灵的渗透与哲思的呈现成为许多作家把握此类题材时的共同表征。贾平凹在1980 年代,以《商州三录》极大地开拓了乡村题材的审美空间,对地域风情的再现引入注目, 而在 1990 年代,其乡村题材的创作中明显加大了心灵的渗透与哲思的呈现,这在长篇散文《我是农民 乡下五年的记忆》中表现得相当清晰。作者对苦难岁月中亲情的叙述细致入微,读来感人至深,作者以看似平淡的语气叙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平淡语气的背后,其实翻滚着一股情感的激流,那是作者对“祖母”和“父亲”的刻骨思念,是对苦难岁月里亲情的悲催追念。1990 年代乡村书写较为显著的内涵变化,就是对乡村与城市进行比照,而乡村自然就成了“家园”的代名词,这种内涵上的变化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相关,那些来自乡村的城市寄寓者,对乡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与城市相比,乡村虽然也不乏苦难,但终究是美好的,而城市尽管繁华,却是冷漠的、缺乏人情味的,这种差异性价值判断,强化了乡村书写的象征性能指,强化了以乡村为思考对象的哲学性呈现。如同在《我是农民

乡下五年的记忆》中,作者对乡村经历做的总结。在作者的叙述中,乡村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是苦难的,但只是物质生活的苦难,而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亲情、友情、乡情一样都不少;在城市度过的二十多年,作者体验到的却是另一种苦难,这是精神生活的真正苦难,是乡下人进城的苦难,是离乡漂泊的苦难,这种精神体验直接影响了作者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回乡”与“返城”成了其散文创作的两大趋势。

刘亮程是一个执着于以乡村题材为主要取向,并且将“乡村”象征化和符号化的西部作家,“乡村”在刘亮程的散文世界,已不单纯是地理意义上的场所,而更是哲学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思考对象,如其所言,“我全部的学识就是对一个村庄的见识”,“真正认识一个村庄很不容易,你得长久地、一生一世地潜伏在一个村庄里,全神贯注地留心它的一草一木一物一事。” 他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以一个位于新疆沙湾县的名叫黄沙梁的村庄为中心,通过创造各种乡村意象,将其对世界的理解融构到这个“村庄”里,传达了其对生命、命运和心灵的哲学性思考。他对此直言不讳,“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一种方式进人世界,我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首先是从一个村庄开始。”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耐心去观察与倾听黄沙梁周遭的所有生命,他可以从一只衰老的狗,从一个草根底下的虫子,从一只偷运麦子的老鼠,从可以刮走气味的风,从任何平凡的乡村生活中发现生命的意义。他眼中的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他从牲畜的死亡看到了人的死亡,看到了生命的悲剧性存在,正因为这样,“我”与所有的生命体已融为一体,“我的一生也是它们的一生。我饲养它们以岁月,它们饲养我以骨肉。” “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 “等物齐观”的生命观,使他对卑小生命也充满了同情,使他能欣赏任何生命体所迸发出的美,如他是这样叙述野花的,“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

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 他怀着悲悯之情去看待孤独的生命体,如他对一只鸟的处境表现出了忧戚,“离开野地后,我再没见过和那只灰鸟一样的鸟。这种鸟可能就剩下那一只了,它没有了同类,希望找一个能听懂它话语的生命。它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鸟语。可我,只是个种地的农民,没在天上飞过,没在高高的树枝上站过。我怎会听懂鸟说的事情呢。” 作者对人生的短暂有无限感慨,但叙述得诗意而具象,他略去了时间过程,而以意象组合的方式,来传达其对生命的哲思,如“磨掉多少代生灵路上才能起一层薄薄的塘土。人的影子一晃就不见了,生命像根没咋用便短得抓不住的铅笔。这些总能走到头的路,让人的一辈子变得多么狭促而具体”,“走上这条路你就马上明白 你来到一个地方了。这些地方在一辈子里等着,你来不来它都不会在乎的”,“一个早晨你看见路旁的树绿了,一个早晨叶子黄落。又一个早晨你没有抬头你感到季节的分量了。” 在这里,作者通过将“塘土”、“路”、“铅笔”、“人影”、“树”、“季节”等意象组构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意境,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动态,感受到生命的短暂、更替和轮回,感受到生命有限的无奈。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在世纪末问世,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刘亮程现象”。这意味着这部散文集必然带来了人们所渴望的东西,必然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什么。《一个人的村庄》以散文的方式,提醒人们要从工具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重新回到人本身,回到生命本身,回到生活本身,这或许是这部作品最触动人们心灵的地方。有人认为,“他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重新发现那些恒久不变的东西,将人生的速度转化为生命的广度。它在否定生命的线性进步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生命的横断面,把目光从不可知的未来转向更可把握的当下。换句话说,它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探寻自我、观察世界的方式,为关注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个论断准确把握住了文本的意义指向。

杨闻宇的乡村题材散文展示了另一种创作思路,他以理想主义的情怀观照乡村生活,着眼于再现故乡农村的风俗民情、童年趣事和成长经历,生活气息浓郁而叙述充满深情,读来令人怦然心动。有人认为,“杨闻宇的散文创作颇丰,大致说来,他的作品可以分为‘怀乡类’、‘游记类’与‘杂感类’三大部分。无论哪一类作品,流露于其中的思想都充满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也是他的作品显现出来的美学特征之一。” 对杨闻宇的散文创作进行了分类和美学特征的概括。1990 年代是杨闻宇散文创作的高产期,而乡村题材仍是他的主要取向,该如何看待杨闻宇的这个创作趋势呢?不难发现,杨闻宇所叙述的乡村生活和乡村往事,弥散着一种古朴的田园牧歌情调,给人以“美在乡村”的直观印象,他不啻是在营构着消费语境中的精神家园,因而显示了别样的文学价值。综观杨闻宇这个时期的乡村题材创作,表现出了三个大致的特征,即乡村场景的描述、乡土伦理的重温和风俗民情的再现。杨闻宇在所有的 乡村书写中,都有意识地描述各种乡村场景,这就使读者能迅速进入乡村特有的空间氛围中去,而作者所描述的乡村场景中总是出现劳动者的身影,这又使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护秋》在开篇所描述的果园场景。作者在这里以洗练的笔法,描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秋景图,而那位“口咂烟袋、皱纹满额的黑瘦老者”才是这幅图的灵魂所在。乡土伦理是中国数千年农业社会沉淀下来的维系乡民关系的纽带,它温情而绵长,纯朴而美好,它超越了现实功利性,具有极大的精神感召力。重温乡土伦理,沉浸于浓浓乡情的回忆中,使杨闻宇这个军旅作家显示了极温情的一面。作者对于乡土伦理的展现,显然经过了理想主义的净化,乡民骨子里可能带有的狭隘、自私和短视,都被作者过滤掉,而呈现了纯粹的温情与纯朴,如《故乡板桥》对乡土伦理的抒写。杨闻宇还执着于对关中风俗民情的抒写,如在《走亲纪实》中,作者通过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这个风俗,将关中人的热情好客、热爱生活的性格表现得生动而真切。

三 说不尽的边地:壮美风光、家园情怀及历史遗留

边地题材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拓展,中生代作家张承志、周涛和马丽华等推出了影响较大的边地题材的作品,新生代作家也多有建树。这些作家行走在西藏、新疆、内蒙、云南等边陲地带,感受着边地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边疆历史的反思,对边地人生的审度,对西部人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切,都使这个时期边地题材的西部散文具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整体来看,边地题材在这个时段表现出如下几个较明显的主题走向:对人生意义的探查与感悟,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确认,对边地历史的解读与反思,对边地风情的感受与再现,对精神故乡的眷恋与皈依等。下文将逐一介绍。

置身于边地的自然环境,你不能不为边地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感慨,不能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惊叹,这时的你总能真切感受到“美在边地”,那是一种大美与大景观,为这种大美与大景观所感染,你会觉察到都市社会的所有得失在这样的瞬间都变得微不足道,并进而重新思考生与死等大问题,大自然为人们提供着无边的启示。忽培元1990 年代初的新疆之行,使其创作了《戈壁落日》、《飞越天山》、《生命藤》等作品,这些作品表现出的一个共性特征是,在描述边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升华出对人生意义的探查与感悟。《戈壁落日》叙述了作者乘坐火车穿越罗布泊大戈壁,观看戈壁落日景象时生发出的人生感悟。《飞越天山》叙述了作者乘机飞越天山时的人生感悟,以及对神奇天山的赞叹。从高空俯瞰天山,比你想象中的天山要雄奇千百倍,那是一个由十万个冰峰组构的银白世界,在稀薄如轻纱的云雾里,天山赤裸裸地突显出来,其间奇峰林立、起伏跌宕,你不能不为天山的洁白、丰腴而大为震惊,你不由得全神贯注,不由得目瞪口呆,而天山似乎在静穆地仰面躺着,尽情地舒展着每一条曲线的俊俏和柔美,天山之壮美远不是“气势雄浑”、“银白世界”、“千姿百态”之类的词语所

能形容的。

边地是一个相对于主流文化中心而言的词语,在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心目中,边地却是其心灵、精神和思想的轴心与重心,这种心理趋势形成了边地题材的一个主题走向,即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确认,尤其是在1990 年代社会大转型的时期,这种主题走向就表现得更为迫切了。白玛娜珍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出了这种主题走向。《潮汐在心底》叙述了作者游走于盛夏时节西藏的群山之间,被那如海奔流的群山唤醒了其“沉睡千年的梦”,这梦就是对“西藏作为精神家园”的确认。《西藏在上》叙述了作者从宗教寻觅到其精神家园的历程,“我”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冬夜,以前的故事与爱情有关,现在的故事则与宗教有关,“我”在宗教中寻找到了家园。《藏北高地》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藏北高地,在望不到边的空茫茫的雪山下面,是辽阔的发黑的草地,草地上浮着的牧群好像凝固了,瓦蓝的穹空上有无数白云在缓缓飘移,天地间呈现出一种空旷冷峻的绝尘绝俗的大美。作者注意到藏北高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眼里有一种光,那是这片高地的场和魂赋予的特殊的光。许多在西藏生活过的人,一回到内地就变得木呆呆的,他们最终还是返回了西藏。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那辽阔的雪山和草地,更有其精神寄托,因为西藏早已成为了其精神家园。

边地历来是征伐之地,边地的历史是一部征伐与反征伐的历史,是一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传奇意味的历史。对边地历史的解读与怀想,是边地题材在这个时段表现出的较明显的主题走向,高旭帆的《深山里的十字架》《金沙水柔》《茶马古道》《最后的驮队》等可视为代表。高旭帆的这些作品以三省交界的康巴为叙述的焦点,展开了对边地历史的追思以及对康巴人当下生活的解读。《茶马古道》叙述了“茶马古道”的开辟、意义及其对汉藏文化交流的影响,作者在叙述中充满了抚今思古的感怀。作者重走这条古道,不禁感慨万千,“偶尔有人走过时,空空的足音也掩盖不住亘古的寂寞。从清溪到飞越岭一带,沿途还留下不少深如酒盅的‘拐窝子’。那是‘拐子客’们的拐杵在这条古道上留下的唯一的痕迹。”

边地多为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由于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边地的风俗民情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这个时段边地题材的作品,注重对边地风俗民情的抒写,这一方面使作品能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另一方面,也映像了边地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姿态。在碧野、李若冰等老生代西部作家那里,就很重视对边地风俗民情的抒写,只不过这种抒写被淹没在其它主题的表达之中,张承志、许淇、周涛、马丽华等中生代西部作家的边地书写,有时以边地的风俗民情的抒写为中心,表现出了不同的指向,他们为新生代西部作家提供了示范。边地题材在这个时段还表现出一种主题走向,即对精神故乡的眷恋与皈依。这种主题走向与前文所叙的另一种主题走向“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确认”,有一定的交叉之处,即作者都将边地看作是其精神的栖息地,但区别在于,一个重寻找的过程和确认的过程,而一个已经确认且重 在表达作者的依赖之情,可以说,一个是进行时态,一个是完成时态。尚贵荣的《鄂尔多斯 神奇的土地》,冯剑华的《难忘尕拉斯台》,赵天益的《东林听鸟》,胡庆和的《康巴我眷恋的土地》,额·巴雅尔的《乌拉特草原三章》等作品,都表现出对精神故乡的眷恋与皈依的主题走向。

四 走过荒原:自然、人性及人生感悟

荒原题材在1990 年代同样是极受重视的题材类型,并且有一定程度的拓展。与此前的同类型题材相比,可以看出,这个时段的荒原题材比较趋于集中,即以抒写沙漠、戈壁、荒城的居多。从作品的构思与叙述方式来看,这个时段的荒原书写,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记游性质的,一类是非记游性质的。记游性质的,通常叙述的是作者在游历或途经沙漠、戈壁、荒城等荒原时,对于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的探寻与思考,或抒发其历史感怀与历史哲思;非记游性质的,或以作者的荒原生活体验为发力点,或以别一个话题引向荒原体验的叙述为基本思路,这类作品在主题的生成上,多将荒原视作精神故乡,以表达对荒原的情感依赖和精神皈依为主要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刘元举 1996 年问世的《西部生命》是一部以荒原叙说为主的散文集,这部作品对荒原题材有较多的探索,我们将对其展开相应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记游性质的荒原书写。马步升的《绝地之音》叙述了一次跟随导师徒步考察陕甘交界处的古长城时的感想与感怀,置身于荒原情境,作者对于生命的存在有了更深入的体验,这使作者对于生命的思考能上升到哲学层面,也使表现出呈现出深刻凝重的特色。如其所叙,“绝地,才能迸发出绝唱,绝唱,永远是绝地的宿命。绝地之音,并不仅仅转达悲壮哀婉,它是生命本身,每一个音符里都透射出生命的全部内涵。它不是用具体的词、调所能表达清楚的,身处无语无理性之境地,废词失调才是真实生命的展示。” 师永刚的《枯色火焰》叙述了作者的腾格里沙漠之旅及其对生命的感想。我们再来看非记游性质的荒原书写。林染的《西北五题》 ,表达了作者对荒原的诗意感受。这篇作品包括“骆驼城遗址”、“在潮湖林海”、“芨芨草原”、“大风卷走鸟群”和“疏勒河流域”等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对荒原的某种感受,整体上构成了作者特有的“荒原印象”。

刘元举的《西部生命》是这个阶段较有代表性的荒原题材的作品。自然的人性化是《西部生命》表现出的第一个主题走向。“神性”是解读《西部生命》的一个关键词,神性是不属于城市的,它也不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产生,它应该在青藏高原上,应该在荒原,因为“这些地域本身就蕴藏着神性,那里的山就叫做神山,那里的冰雪经幡死亡等等也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神秘与神性不能等同而语,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含有着人的意识的掺入,用个时髦点的词叫做‘悟性’。在那片神秘的高原,其实到处都有神性,只不过看你是否有灵性去感应去发现去融汇。” 这就是说,“神性”来自于作家的心灵感悟,来自于

荒原情境的激发,是作家的心灵在荒原情境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应与领悟,而最终呈现为自然的人性化。刘元举的荒原书写是作者与荒原对话的结果,也是作者对荒原心灵感应的结果,有人称之为神来之笔,其实是“自然的人性化”的实现。《西部生命》在描述荒原不同的地理环境时(如河西走廊、冷湖、花土沟),几乎都采用了这种描述手段,从而使作品处处有精彩,处处有看点,为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人性的自然化是《西部生命》表现出的第二个主题走向。这部作品叙述了很多人在荒原的生命历程,譬如阿吉老人、总地质师顾松树、“青海石油局的局长”、采油班的女孩。阿吉的祖籍是乌兹别克斯坦,1874 年随其父辈逃荒来到新疆,1914 年到了柴达木盆地,从此就与这片荒原相依相偎,不曾须臾离开过。阿吉老人熟悉柴达木的所有地理地貌,被人看作是柴达木的活地图,曾为解放军剿匪部队带过路,也为石油勘探者带过路,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这个来自异国的漂泊者,在广阔的荒原找到了他的精神故乡,而他的性情也只有在荒原中才能得以充分的释放,其人性早已被自然化,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平静得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在他的身上看不到苦难的影子,相反,却能感觉到生命的活力,是荒原赋予了他这一切,是他自然化的人性使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荒原的贫瘠和苍凉,使荒原中的爱情格外迷人,这是因为,荒原中的爱情是最自然、最纯洁、最本质的人性的传达。作者所叙述的一个荒原女孩的爱情,就属于这种祛除了世俗纠葛的复归自然的爱情。

叙述作者在荒原情境中的人性感悟是《西部生命》表现出的第三个特征。在《悟沙》这篇作品,作者叙述了游历敦煌鸣沙山时的所思所想,特别是对人性的感悟。一粒黄沙被人天经地义地看得渺小,而由这渺小的黄沙堆成的鸣沙山,则高大伟岸,使在山脊上行走的人显得小如蚂蚁。沙子原本就是松散的,因为松散故没有凝聚力,没有凝聚力故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这里的沙子却有着伟大的凝聚力,这种伟大的凝聚力来自一种伟大的群体意识,因为有了这种凝聚力,它就能够震动天地万物。很显然,作者从鸣沙山的形成,领悟到人性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人性是个体性的,这种情态中的人性是低贱的,是任人宰割的,张扬个体性的人必然是松散的,也是没有号召力的;另一方面,人性又具有趋同性,人是可以被一种信念聚合起来的,具有群体意识且能凝聚人心的人,是不可战胜的。鸣沙山数千年来呜呜咽咽地鸣叫着,其声也悲,其声也戚,犹如一种悲愤的倾诉,诉说着人性的邪恶,可惜古往今来没有多少人听懂这种声音,没有领悟这种声音在诉说着什么,“要是听懂了,这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乱,那么多的荒冢,那么多那么多的伤口,在流血,一直流着” 。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990 年代西部散文的繁荣,是真正的繁荣,不仅作家阵容空前壮大,高水准的作品纷纷涌现,而且三大题材形态趋于稳定,乡村、边地、荒原等题材形态得到了全方位的开拓。西部散文作家在 1990 年代创造了一个令人无限追念的文学神话。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传学院)

责任编辑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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