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神话的话语情境及其批判性反思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文巧平 伍敬芳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立足实践、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基础上,专注于意识领域的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思想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启蒙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从内部瓦解演变为外部神化,从而一步步走向异化之路。从审美乌托邦和异化的角度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启蒙神话的本质,这也是当前学界的主要批评倾向。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启蒙辩证法》;启蒙神话;批判性反思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遗产,“它代表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决定性转变:从跨学科唯物主义转向了历史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希望以启蒙来唤醒社会进步,然而启蒙却在前进中囚禁了真正的启蒙精神,启蒙运动变成了只剩概念躯壳而无实质内涵的唯名论运动。启蒙消解了其进步因素,进而演化为“神话”。笔者以为,剖析法兰克福学派启蒙神话的话语情境,可以让我们明确启蒙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辩护者,进而实现对启蒙神话的批判与反思。

一 启蒙神话的话语情境

启蒙是西方思想界一直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很多思想家对这一问题予以不同的回答。1784 年,康德在论文《什么是启蒙》里开宗明义地提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言外之意,人要摆脱自身的懒惰和怯懦以及对他人的依赖性,独立运用并且公开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康德强调人是自然和自己的主人, “以人为中心”也因而成为启蒙运动响亮的口号。进入20世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针对康德的论文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试图重新回答和阐释启蒙。福柯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指出“启蒙并不仅仅是个人认识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保障的过程”,还是一个或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事件,是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一项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联结起来的事业。福柯反对将启蒙思想变成某种理念形态的原则确立下来,以避免变成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成为统治的工具”,在他看来,启蒙自身是一项永远未完成的事业。

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启蒙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致力于追求解放、自由、独立、真理等,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它具有进步的、反思的力量,坚持历史批判的立 场,挑战传统的权威和信仰,为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法律与自主的艺术而努力,旨在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解放出来。作为启蒙自身,它是一项自我扬弃、自我完善、不断发展而永无终止点的事业。不能否认,启蒙所引发的社会进步也是相当明显的,在启蒙运动及其精神的引导下,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启蒙之灯的指引下,人类从黑暗的野蛮时代迈向光明的文明时代,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速。这样一幅幸福而充满希望的景象似乎验证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启蒙进行历史回顾与现实考察时却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它在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正一步步走向它的对立面。虽然在启蒙的引导下,理性的进步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科技的进步也带了社会的异化和工具理性的横行。“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陷入野蛮状态。” 启蒙俨然成为资本主义理性一个狡猾的诡计。为了揭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他们追溯到荷马史诗,探讨人与自然、知识与技术、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神话成为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辩证逻辑。

在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看来,神话中孕育着启蒙的雏形。神话在叙述中“阐述、确定和解释本原”,启示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起源,并强调自然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体现了朦胧的启蒙精神。启蒙从神话的母体中诞生,为了与神话划清界限,避免返回到神话,“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将自然数学化,将整个世界变为一个数学的集合,力图使数学的理性推翻神话的非理性统治。数学步骤成为启蒙运动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运用计算世界的公式与法则建立同一性和普遍性原则。在这个普遍性统治的王国里,启蒙的结果是,数学将思想变成了物,思维拘泥于机械

化、程式化、形式化、量化的原则,放弃了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人们的想象力丧失。知识运用数学符号和图形将“存在篡改成一种图式而加以占有”, 知识丧失了单纯的启蒙的动机,成为一种无目的或合乎目的性的工具,实质是一种欺骗,理性精神准则成为统治和自我统治的执行机构。

在现实中,启蒙的倒退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奴役。泛灵论的施术方法企图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定律来操纵真实事物,而启蒙则在于利用控制意识世界来操纵人。人神分离之后,自然成为纯粹的客观存在,人获得主体性,转而实施对自然的操纵。这种操纵并不能满足“主人”的权力渴望,资本主义的启蒙在精神上用虚假的自由和幸福来麻醉人,身体上用劳动和物来压抑和束缚人,人成为理性统治的工具和牺牲品。席勒《美育书简》描述了启蒙引导下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所导致的人性的分裂。“国家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的区别成为必然,那么人的本性的内在纽带也就断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 而韦伯认为,启蒙带来了现代社会高度的理性化和科层化,同时也把现代人带入到一个个体精神萎缩的“铁笼”,而铁笼中的生存最终导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主体在被取消了意识之后臣服于新的神话 启蒙,自以为进入了摆脱神话的独立自主的文明时代,走向的却是它的对立面 受奴役的原始野蛮状态。主体在启蒙制造的幻象中丧失了自我,离真理和进步之岸越来越遥远。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现代文化工业的蓬勃发展集中体现了启蒙精神向意识形态神话倒退的趋势。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质疑、批判与反思的关键概念之一,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基本立场。阿多诺认为,现代文化工业取代了早期的启蒙形式,但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呈现神话的欺骗、遮蔽特征。文化工业借助于日益发达的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强大功能,自上而下地将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文化产品强加给大众。“技术变成了用于各种宣传的工具。” 在技术的掩饰下,文化工业被巧妙注入意识形态,绕过理性作用于大众的无意识领域,忽略人的真正的精神需要,使他们沉溺于媒介许诺的虚假幸福,集体沉迷在消费盛宴的狂欢中。文化只有把自己转换为消费领域内的商品才能够在这个体系中生存和发展,向大众提供符合其欲望、丧失深刻内涵的产品。文化工业剥夺了大众独立思考的能力,以至于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关系都割断了。启蒙运动倡导的科学和理性的进步信仰,在大众文化时代已经变成了一场骗局和噩梦。

霍克海默的启蒙观追随的是康德的思路,从历史批判之维指出启蒙旨在根除泛灵论,“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替代幻想” ,这是一个运用人自身的理性战胜神话的非理性的过程。确凿的知识、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神话建立的神秘王国随之土崩瓦解。理性祛除神话之魅,将人从对自然的恐惧之中解救出来,促使 人的觉醒,逐步掌握作为人的权力,确立人对自然万物的统治地位。在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中,文化工业成为了批判对象和靶子。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以文化工业来代替大众文化,本身就隐藏着不折不扣的批判立场。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标准化、伪个性化的流行音乐及其它艺术形式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将启蒙毁灭的矛头直接指向技术理性,技术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大众对此渗透行为毫无反击之力。然而,大众真的对工业产品毫无辨识力吗?大众在文化消费领域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吗?大众在媒介社会毫无用武之地吗?笔者以为,阿多诺并未对此展开深入剖析,毕竟,阿多诺的立场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这也使其忽视了大众的能动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从内部瓦解到外部异化,一步步走向毁灭之路。启蒙自诞生伊始,便与“神话”纠缠不断,割舍不清,启蒙始终是在神话中确认自身,在不断摧毁神话的过程中树立启蒙精神的准则。以自由与解放为目标的工具理性束缚着现代人的思想,导致现代个体人性的丧失。理性的同一性原则成为不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国王,启蒙最终被异化而成为进步的“神话”。

二 启蒙神话的批判性反思

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人从这一秩序和恐惧之中拯救出来,人神分离是启蒙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启蒙作为神话的对立面,以一个斗士的英雄形象出场,然而,“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 启蒙吹响的号角,是人类的希望之音。但当理性的同一性原则从主旋律渐变为唯一的旋律,人类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特质被抹杀,启蒙就带领人进入戏剧性的悲剧时刻。

启蒙的意图本是用真理打破迷信,揭开神话装神弄鬼的诡计,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启蒙运动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内在性的原则,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这与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原则如出一辙,事实并未得到拯救,依旧“形同虚设”。“再现”成为一种欺诈,以“自然规律”的名义将人的思想禁锢在对真理的信仰中,掩饰其中的统治特征。与巫术一样,启蒙成为一种彻头彻尾虚假的东西。这种隐蔽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文化工业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化工业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制造“标准化”的机械复制技术,“复制经验客体的技术越严谨无误,人们现在就越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外部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的世界那样,是直接和连续的。” 凭借大众媒介强大的渗透功能,推销先进的工业产品,传播虚幻的幸福许诺,制造娱乐与轻松的假象,以掩盖技术统治下的不平等现状,遮蔽令人焦虑的生存现实,将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唯一的主题 消费之上,引导消费者与社会的整体性保持一致。风格主导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以及媒介强大的重复宣传作用,麻醉着大众的神经,启蒙的欺骗带来附加的收获 主体的自我欺骗,只有顺从与放弃

批判精神的自我欺骗才会使主体在文化工业的总体性中得以生存。

在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文本中,文化活动已不能给现代人带来纯粹的精神娱乐享受,相反,它的目的在于消弭个体对物化现实的反抗和批判力量,使人能更好地应付程式化和机械化的工作。可以说文化工业通过华丽的外表,在无形中引导和控制着消费者的需要,使人们陶醉于一种虚假的闲暇幸福之中。“文化工业使精神生产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 可以说,由于文化工业的无所不在,几乎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受到文化工业产品的影响。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文化工业按照社会意识形态的需求规范和同化着现代人的行为,并将现代个体塑造成现行社会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类型。可以说,文化工业的机械化和同一化标准剥夺了大众对艺术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追求。而且,文化产品也丧失了传统文化艺术所具有的主体性,它所保留的只是机械的条件反射机能。大众对没有否定性和超越性的文化产品的接受,也会使他们慢慢丧失对现实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对此,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写道:“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璜,但种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 文化工业试图用表面的愉悦来遮蔽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阴谋,用消费来代替现实的痛苦,现代人最终会被其同化和异化,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人。在文化工业的影响下,现代人“正在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机器,甚至在感情上也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别无二致,人类最内在的反应也已经被彻底僵化,任何特殊个性都完全成了抽象的概念:个性只不过是表现为闪亮的皓齿,清爽的身味和情绪,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彻底胜利。”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进而发现,启蒙的悲剧在于倒退了的启蒙衍生了极权主义,并进而吞噬自由主义。知识丧失其历史本质,转而成为历史权力的象征。启蒙在发挥知识的全部力量的时候,自然万物服从于科学技术的意志,其中也包括人。人在其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不断被物化和异化,技术成为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启蒙的理想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包罗万象”的目的本身就带有一种极权统治的性质。它企图用形式逻辑为主导的理性主义体系来支配其它领域,但形式逻辑“并不适用于自由领域”,自由主义在启蒙进程中被吞噬。数字是启蒙的准则,“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都是幻象。” 这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排他性,以牺牲多样性来获得统治的同一性。不适用于数字的非连续领域无法在这一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中得到生存,假使被包容进这一体系,也是经过了准则过滤的领域。在大众文化领域,则表现为“将所有新生事物排除在外……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事物都当成风险排除在外。” 标准化生产取得全面的胜利,任何新奇的东西都是一种威胁和挑战,所有的事物都要经过文化工业 的过滤,人的创造性难逃厄运。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神话把生命与非生命结合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了起来。” 这种结合的产物便是普遍的禁忌。在弗洛伊德那里,禁忌是源于对非生命的恐惧,启蒙则把禁忌变成令人恐惧的源泉。在强制统治的威胁下,主体丧失了自我,臣服于现代启蒙神话。统治无非是靠强调自身和排斥异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总表现为集体压迫特征。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被文明抛弃的恐惧、对毁灭的恐惧,使人放弃了反抗,放弃了追求自由的梦想。将自己置身于宏大的事件中去,实现“自我强大”的想象,这包含了对“极权主义”的回应和依赖。如同战船上的水手一样,“受控制的人认同控制自己的原则,而且认同得还很彻底”,走上了顺从和劳作的道路。法西斯主义深谙此道,将令人恐惧的魔法发挥到了极致,而文化工业则生产出许多英雄形象,经济中的百万富翁、娱乐中的万人迷,游戏中的战神等,以供人们去追逐或想象性满足。现代人身体中不安分的力比多因子就发泄在这些没有真实存在感的满足之中,反抗意志从中被瓦解,理想和抱负日益消亡。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人的生存困境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体而言,二人对启蒙的未来持一种明显的悲观态度。如何拯救启蒙,将启蒙暗灭的灯光重新点燃起来?他们指出,启蒙的“自我毁灭”要依靠“自我意识”来遏制,将从内部瓦解了的内涵重建起来。只有启蒙精神再度获得自我反思的要素,并“摈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设想的拯救之路显得过于抽象和无力,哈贝马斯指出了他们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他们激化和公开不断自我超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矛盾,而根本没有想从理论上去克服这一矛盾。” 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是延续对本体论思想的非辩证启蒙,如何拯救启蒙自身以及倒退了的启蒙支配下的主体性,他指出了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径,即建立交往理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在他眼中,主体性是作为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涉,纯粹的理性是一种体现在主体交往行为语境和生活世界当中的理性,而日常交往实践内部往往具有反思性,只有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通过沟通行动建立主体间的理解,才可能避免将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神话了的启蒙统治中解放出来。

显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仅是针对人与人的异化这条症状所写的药方,而倒退的启蒙大致造成三种恶果,启蒙自身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启蒙运动以来,技术秩序取代了自然秩序,但技术的进步并不全然等同于人类自身的进步。“人是丈量自然万物的准则”的信念助长了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不惜破坏生态平衡,将自然的一切作为满足自身欲望的

工具和手段。而人在此过程中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自然报复性的措施 海平面上升,严重的干旱、洪涝、泥石流、沙尘暴等,给人类带来了局部范围毁灭性的灾难。人对自然的奴役势必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这种对立并不能带给人类想象中的征服的满足感。伴随着绿色环保、新能源替代等价值观念的提出,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人类只有从思想上摆脱奴役自然的观念,在实践中去维系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达到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霍克海默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考察了启蒙的发展变化过程,站在共时性的角度探讨启蒙与神话纠缠不休的关系。这种考察方式无疑忽略了启蒙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无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他们把启蒙始终当做一种中介,从启蒙解救人到奴役人,始终是作为一种武器和工具而存在,外在的目的大于自身的目的,启蒙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及规律性受到忽视。因此,应当将启蒙当做一项有自身目的、和具体人类历史相关联的事业来考量。

结语

仔细审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启蒙已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内部瓦解演变为外部神化,启蒙一步步走向异化之路。《启蒙辩证法》弥漫着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式的忧虑,以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深刻的反思批判精神。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考察当下的种种文化现象也极具现实意义,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理论的局限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以及高度抽象的理论分析,但正因为他们局囿于此,缺乏实践性,而受人非议。法兰克福学派本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但事实上,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立足实践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传统,专注于意识领域的批判。这种批判方式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具备深刻的理论思想性,却缺乏实践革命 性。法兰克福学派更多是基于一种精英立场去批判文化,从而构建了基于文化救赎的启蒙神话逻辑。巴托莫尔说: “在阅读法兰克福学派论及个人自主性的丧失之作品(尤其是阿多诺与霍克海姆的著作)时,我们难免有个印象,认为他们所表达的正如韦伯一般,是关于社会某一特殊阶层的没落,是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没落,以及一种对德国文化的怀旧病。” 正是因为如此,从文化贵族、精英主义和启蒙神话的角度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启蒙神话的异化本质,这也是当前学界的主要批评倾向。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 )

责任编辑 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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