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叙事与伦理关系

———《床上的爱丽斯》的隐喻言说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孔瑞

———《床上的爱丽丝》的隐喻言说

摘 要:美国作家兼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戏剧《床上的爱丽斯》通过隐喻性疾病叙事,关注生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生命个体和自身的伦理关系探讨爱丽斯疾病的表征;分析詹姆斯家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解读其疾病的归因;分析爱丽斯社会伦理身份困境探讨其疾病的不当治疗,从而深入理解疾病现象以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疾病隐喻。关键词:《床上的爱丽斯》;疾病叙事;伦理关系;隐喻

美国作家兼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1933 - 2004)曾以反对阐释的美学主张来对抗阐释的流弊,强调感性和审美。然而,深入理解桑塔格的美学主张应该看到,她反对的是理性超越感性、内容驾驭形式。作为一名作家,桑塔格一直致力于寻求审美感性与道德力量之间的平衡,她坚信“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的人” 。《床上的爱丽斯》( Alice in Bed,1993)是桑塔格的戏剧作品,在该剧的八幕剧场景中,桑塔格以永不退场的爱丽斯为场景中心,运用现实场景和幻境重现交替呈现的戏剧艺术手法,展示被困于病房床上的爱丽斯与哥哥、护士和小偷的对话;幼年爱丽斯和父亲的冲突;爱丽斯神游罗马的意识流中的内心外化;聚集艾米莉·迪金森和玛格丽特·福勒的鬼魂、戏剧《吉赛尔》中迷尔达和《帕西法尔》中昆德丽开茶会的人鬼同台的戏剧情境,并运用冲突未曾解决的悬念结局等彰显戏剧的艺术魅力,表现了女性囿于自我心牢的困惑,想象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在男权社会的困境。桑塔格在该剧中融合了艺术唯美与道德伦理的和谐追求,关注生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问题,表达了桑塔格对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

戏剧《床上的爱丽斯》的主人公原型是19 世纪美国的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的女儿,哲学家及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小说家小亨利·詹姆斯的妹妹爱丽斯·詹姆斯,她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文雅纤弱,短暂生命中孑然一身,无婚姻无子嗣,一直遭受着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症、心脏并发症、痛风、神经过敏和精神危机等种种疾病的折磨,于43 岁时死于乳腺癌。疾病文化专家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 Henry Ernest Sigerist)提出,作家进行疾病书写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亲身经历疾病,深感疾病的痛苦从而进行身体写 作” 。桑塔格的戏剧《床上的爱丽斯》可谓是“身体写作”,是基于自己人生经历中对于疾病的体验和思索而写出。她曾罹患晚期乳腺癌、子宫肌瘤等病,最终因骨髓性白血癌而病逝。桑塔格在该剧题注部分提及,“我感觉我整个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 。该剧以爱丽斯的疾病为隐喻的戏剧叙事,与作者之前的文学批评集《疾病的隐喻》( Illness as Metaphors,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 AIDS and Its Metaphor,1989)形成互文相关性。桑塔格指出,在隐喻视域下,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身体疾病现象及疾病患者能够被阐释出深刻的文化、道德、伦理及政治等方面的丰富隐喻。本文拟从个体和自身的伦理关系探讨爱丽斯疾病的表征,从詹姆斯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探讨其疾病的归因,及从爱丽斯社会伦理身份的困境探讨其疾病的不当治疗。疾病不只是身体机能的紊乱与破坏,更多的是社会政治文化症候的某种镜像反映,“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

一 个体与自身的伦理关系:疾病的表征

伦理关系在关注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首先强调个体生命需求和价值的伦理思想意识,强调道德的生命本源性和个体生命的幸福追求,关照个人本身的情感与欲望的关系。“如果设想个体的道德处境,伦理问题就是个体人与一个复杂、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性情关系问题……所谓性情,主要指人的自由意志,指个体人的欲望” 。“人从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孑然前行” 。《床上的爱丽斯》以爱丽斯的身体作

为叙事源头,表达了女性渴望家庭温情,爱情婚姻及社会身份的精神追求和欲望而不可得的人生悲剧,最终欲望被压抑和扭曲而表现为病理表现的癔症( hysteria),该病发作的表征有时是狂躁状态下的歇斯底里,有时是抑郁状态下的昏睡不醒,在该剧中,爱丽斯被困于床的身体、强烈的情感和欲望,和成为疾病表征的癔症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体现了个体和自身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冲突。

《床上的爱丽斯》可以说是一部被困于床上,精神和身体陷于困境的爱丽斯在身心痛苦之中的时空心理剧,该剧融合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以戏剧舞台上的自由时空观来表现人物心理的现代悲剧美学特征。尤其是在第五幕中“疯狂的茶会”体现出该剧“幽灵缠绕的特性” ,19 世纪女作家玛格丽特·福勒和艾米莉·迪金森的鬼魂,及戏剧《吉赛尔》中的迷尔达和《帕西法尔》的昆德丽等多个女性现身,这些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或是文学虚构的女性以不同个性和人生际遇折射出爱丽斯多维个体自我,也隐喻表达了她的疾病病因和疾病表征。聪慧勇敢的玛格丽特·福勒主张女性自立自强,强调女性平等权利,追求自我价值,反抗男权压制。然而茶会上福勒的鬼魂却悲观地说,“我在别人眼里是个麻烦。我死了很多人会长出一口气”。她最终不幸罹难葬身大海。博学多才的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才华难以被社会认可,她避世隐居,远离纷扰的世界。抗争无果的福勒和隐居遁世的狄金森的鬼魂的现身均以渴望建立社会身份而不能的悲观形象展示了19 世纪女性的命运遭遇。爱丽斯如同福勒和狄金森一样,聪颖多才,然而詹姆斯家庭荣耀感和社会环境对唯一的女孩爱丽斯造成极大的压力,她年幼时甚至请求父亲允许自己自杀。成年后的爱丽斯被困于社会或自我施加的囹圄里,被压抑的潜能陷于困境,她说,“绝望就是我的正常状态。”在逐渐绝望中,她的精神时而表现为失去理性的狂躁和歇斯底里的癔症病理特征。《床上的爱丽斯》通过爱丽斯偏执的臆想和成为病理表现的癔症疾病隐喻表达女性对于现实社会的抑郁、愤怒、及最终妥协。

爱丽斯渴望家庭温情和亲情却不可得,后来逃往伦敦,远离了自己的家与国。逃离家庭,缺失亲情的成年爱丽斯更加渴望爱情和婚姻,却仍然无从获得,因而她的情感与欲望倍受压抑,无以为寄,终成为癔症的受害者。癔症( hyste ria)的词根是希腊语 Hystera,原意是“子宫”,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认为子宫是女性疾病的根源,子宫没有天然处所,在体内到处游走,“游荡的子宫”时而侧翻,时而上翻,压迫影响周围组织,导致人体机能失调而引发癔症,女性要通过男性的帮助,使其怀孕后得以固定而不再游走。虽然古希腊医学对人体认识极其有限,然而该观点也表明医学界最初发现女性精神上的癔症疾病和身体的性生育器官“子宫”的相关性,并揭示了女性身体由男性来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利,女性只有通过与男性恋爱结婚、发生性关联才具有性别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维多利亚时期的医学专著《癔症的病理学及治疗方法》( On the Pathology and Treat ment of Hysteria,1853)指出,“癔症容易在女子身上发作,它常由某种强烈情感引发,对女性而言,最剧烈的是性激情” 。由此可见,在爱丽斯生活的19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欲望经常与癔症等疾病联系在一起,爱丽斯癔症发作缘于她内心不可抑制的原初欲望和内在冲动。被困于床的爱丽斯内心同样有渴望爱情和男性力量的激情和欲望,她说,“我常常幻想我们一起游泳,我常想到他(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体。”“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会碾碎、弄垮我,他会拿个枕头按在我脸上,我也想有一个男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但我动不了。”困于床的爱丽斯“动不了”的病因含混不明,剧中不仅没有明确揭示病名及病因,还在某些场景中营造雾里看花的模糊感。实际上,床是爱丽斯逃避自我和社会、自囚身体的庇护所,同时也成为她遭受癔症疾病的培育场,癔症的病理表现主要为逃避性的昏睡不醒。被困于远离母国家园的伦敦病房里,被护士斥责为“懒骨头”,被小偷当作“精神病”,只有哥哥亨利偶尔来访,亨利总是劝她,“你别再这么歇斯底里了”。在哥哥亨利安排的病床这个“安乐窝”里,爱丽斯觉得自己是哥哥的“寄生虫”,她叹息道,“长时间持久的紧张和压力已然耗尽了我所有的欲望,如今只剩下休息这桩事了!成长期已然过去,一个人在经过这么长时期的妥协之后无论什么限制都能适应了。”她变得更加孤独自闭,郁郁寡欢,最终像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中嗜睡的昆德丽一样自囚于床,昏昏欲睡,实际上她“不是睡觉,而是躲藏,”是为了藏匿内在被压抑的欲望和躲避外界势力的伤害。睡觉可以让她从清醒着的意识和爱欲激情的臆想状态逃避到无意识的昏睡状态,她用床将身体自囚的同时,也在遭受精神的囚禁,癔症的折磨,她“可能因为受罪而想去睡,也可能想睡是因为在受罪。”爱丽斯“昏睡”的病体正是她为实现自我意识和个体欲望的徒劳努力的隐喻性表达。

二 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疾病的归因

婚姻中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代际伦理关系不仅是建构和谐健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构成特定的道德体系。“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作为义务的准则,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这些义务,而是必须接受这些义务” 。也就是说,家庭关系中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的代际之间的道德体系中均存在以伦理身份来履行道德主体义务的必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 。因此,正常的家庭伦理环境应该是家长承担责任和义务,成员关心爱护彼此,道德旨归应该以爱情和平等为基础的夫妻伦理关系和关爱照顾子女为基础的代际伦理关系,然而荣誉、权利、金钱、情欲、道德沦丧等因素往往会扭曲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导致家庭伦理关

系异化、家庭成员之间冷漠疏离、夫妻地位不平等、无爱的婚姻名存实亡等社会问题。戏剧《床上的爱丽斯》揭示了家庭伦理关系异化成为爱丽斯疾病的主要归因。

19 世纪的詹姆斯家族成就卓著,其家族成员在各自领域均拥有显赫地位,父亲老詹姆斯“性格乖僻,意志坚强,是著名的宗教和道德问题作家”,在父亲的严苛要求下,威廉·詹姆斯成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亨利·詹姆斯成为小说家,二人均成就非凡。然而,戏剧《床上的爱丽斯》揭示了詹姆斯家庭伦理关系是以家族成员间彼此的荣耀和成就作为家庭纽带而不是以相互的关爱和亲情,而这样的家庭基础也导致了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敏感多思的爱丽斯是这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中的首当其冲的典型受害者。在父亲看来,爱丽斯应该按照父亲的要求,做出像哥哥们一样的卓越成就。而她不积极努力发挥天赋的主观原因导致了她没有卓越成就,这不应该是詹姆斯家族成员应有的品质。因此,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爱丽斯视自己为家庭的“他者”,她更多感受到的只是家庭关系中耀眼的家庭荣耀光环之下的疏离、陌生和威压,缺失了温情和关爱。在抑郁、焦虑和自责的状态中,死亡驱力( Death Drive)使得年幼的爱丽斯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她想通过和父亲讨论是否允许自杀来引起父亲的关心,然而父亲却说,“你爱干嘛干嘛。”“就一个要求,死好看点儿,别让你身后那些活着的人难受。”如此淡然、漠然的反应令她寒心。

爱丽斯极其渴望母亲能给她温暖的怀抱,但母亲在这个家是失语的存在,是在场的缺席,是位一直“不吭声,都能而把人逼疯”的失语女性。“母亲总是处于消极地位。她实际上是女性作为否定性存在的最极端的表现:缺场、不可见性、无意义、消音、迷失”。在第五幕中的成年爱丽斯臆想的茶会上,去世多年的母亲的鬼魂现身,然而她也仍然只是一个身影,没有太多言语,无处容身,最终黯然离去。在这部时空心理剧中,母亲“不说话,不占据空间,像幽灵一样行动”的特性体现了戏剧舞台上阴性人物的特点,这类“贮存人物”只是出现在舞台上聚焦人物(爱丽斯)的记忆中,在其心理世界留有深刻烙印,以沉积印象的形式被聚焦人物的主体意识所携带 。

研究表明,很多精神性疾病可以追溯到患者主体的童年生活,即童年时期儿童与父母家人之间的关系,患者童年期情感上的憎恨和被忽视均可成为成年后的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弗洛伊德指出,“人们童年时期经受的强烈刺激如遭受压抑,会隐藏于潜意识中,长大成人后,如遇合适的刺激,这种压抑就会释放出来……他们可能通过言语叙述或是某种行为进行释放”。爱丽斯成年后自我囚禁的异常行为和癔症的病理表现与其幼年时期遭受的家庭创伤紧密相关,其相关性如弗洛伊德的公式所展示的过程,“早期创伤 防御作用 潜伏期 神经症发作 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 。爱丽斯的精神病理表征可以归结为早期创伤心理形成的“固着”( traumatic fixation)及其被压抑记忆的强迫性“回归”( regression)的过程,爱丽斯幼年关于父 亲家庭霸主的强势形象,母亲关心和爱护的缺失,及家庭成员间异化的伦理关系的创伤记忆曾一度被本体的防御机制所压抑,成年后的爱丽斯孤身客居异国他乡的伦敦病房,长久以来缺失亲情和爱情等温情的甘霖滋润内心,孤独和疏离的荒漠逐渐蔓延整个心间,这种荒漠心境激发了童年期的被压抑记忆的回归,回归链接着无意识,因而爱丽斯表现出非理性的精神心理异常的病理症状,最终导致她自囚灵魂于心牢,自囚身体于病床。

三 社会伦理身份的困境:疾病的不当治疗

桑塔格说:“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 。《床上的爱丽斯》中的爱丽斯实际上患有精神性疾病,“心病还须心药医”,然而爱丽斯并没有得到“心药”,不但没有医护人员和家人亲眷科学而温暖的心理疗法,还被强迫施以临床病理治疗手段:当爱丽斯渴望与哥哥亨利深入交流时,她被服下鸦片酊;当她情绪狂躁不安时,她被护工注射了镇静剂;当她因不被理解而表示“很冷”时,只是被不断加盖了十多条被子。爱丽斯被迫接受的这些不恰当、不合理的医治手段,甚至遭受到的压迫和蔑视,隐喻性表达了她因为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而陷入个体反抗徒劳的困境。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大多被局限于家庭领域,并遵循妆容美丽,育子持家,恭顺虔诚的社会标准和女性美德。这些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伦理规范使得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往往陷入困境之中。戏剧中爱丽斯“维多利亚风格”的病房卧室装饰彰显出19 世纪的风格特点,“有着太多的布置。台深处有法式的门。躺椅,钢琴。”爱丽斯躺在病房卧室里的“大铜床”上,常年幽居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无法进入社会。福柯的“身体理论”认为,“身体是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中介场域,是连接个人自我同整个社会的必要环节,也是把个体自身同知识论述权力作用以及社会道德连接在一起的关键链条”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首先以其身体作为生命意义和社会身份的基础,爱丽斯自囚身体于病床的同时也使得她的身体或是生命脱离了话语权利和社会语境,成为纯生物性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她无以能够通过婚姻生育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功能而获得母亲身份,从而进入社会、历史和人类的大意义圈,并且拥有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社会身份。因此,爱丽斯的“不能起床”成为像她这样的女性在男权社会被视为无能无用的社会人的伦理身份的隐喻。戏剧第二幕和第七幕中“镜子”的意象成为链接爱丽斯个体与社会的“能指,”而其“所指”则前后呼应,隐喻爱丽斯最初的挣扎和最终的妥协。在第二幕中,护士要求爱丽斯“扑点儿粉,上点儿腮红,别忘了自己是女人”,并让她在一面精致的镜子里看自己,然而爱丽斯拒绝起床,并说镜子的原主人 法国著名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 Sarah Bernhart,1844 - 1923) “简直就是个烂疮,虚荣得都溃烂了”。爱丽斯极其厌弃并排斥女性以外在美貌来赢得女性价值和性别身份的社会传

统标准,并且明确表示对女性注重美丽外貌的“虚荣”的鄙夷感。因此在第八幕中的小偷行窃时,她急切地要小偷“偷”走镜子,目的是远离镜子中反射的虚荣的自我“镜像”,然而小偷看重的是物质的经济价值,认为镜子“不值钱”,又被爱丽斯突然起床的行为吓了一跳,认定她患上了“精神病”,“肯定脑子不正常”。由于不可僭越的社会阶级鸿沟,爱丽斯和小偷之间存在着无从交流的隔膜,她被拒绝,被鄙夷,被视为“不正常”的精神病人。作为社会的“异类”、“他者”,爱丽斯试图通过与外界交流获得些许理解的努力也终是徒劳。

最终,爱丽斯接受疾病治疗的病房变成了囚禁女性身体的“全景敞视监狱”,一直占据戏剧舞台中心位置的、冰冷坚硬的金属质地的“大铜床”成为折磨和压迫爱丽斯的监狱象征,“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这自上而下的监视,其实就是由自己实施的 。可见, “全景敞视监狱”会作用于被囚者,他(她)逐渐会有意识地对于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严格规训。爱丽斯自囚于病房,遵从社会规范下的维护社会权利的“监视”,驯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在挣扎反抗无果之后,逐渐认为床就是她理所应当的所属地,“我觉得他(亨利)喜欢看我躺在床上。”“他(亨利)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在我该在的地方。”哥哥亨利代表维护男权社会统治地位的监视的眼睛,而女性身体状态和精神心理都由男性主体监视和控制,而且逐渐会按照监视者的要求来自我规训。在这样的境遇中,爱丽斯的社会伦理身份陷入了困境,而这困境中的社会伦理身份也无以能够保证她的精神心理疾病的病因能够被充分理解、被合理诊断、并被施以适当的治疗措施。

结语

桑塔格热爱戏剧艺术,曾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执导戏剧《等待戈多》;她还撰写《悲剧的消亡》《尤内斯库》《走近阿尔托》等戏剧评论表达独特见地。她认为“艺术的净化功能能够激励观众在道德或政治上有所行动 ”。在《床上的爱丽斯》中,她以戏剧舞台的一张病床为中心而带领观众思接千载而神游八荒,展示“关于精神囚禁的事实,想象的大获全胜”的悲剧,而激发观众回味和思考。戏剧艺术的舞台直观感和表演的感染力不仅传达给观众的带有特殊能量的感性经验,而且这体验之中也融合着伦理诉求,观众在专注的观赏和沉思之中其理性意识得以“净化”。《床上的爱丽斯》是一出“关于女人、关于女人的痛苦以及女人对自我的认识的戏。”该剧关注女性身体的欲望、疾病、死亡等,表达女性个体的痛苦、孤独、空虚和恐惧的感受和情感,思考个人的欲望与其自身及社会的伦理冲突,肯定人的主体地位,探究人存在的深层意义,通过“我在”的身体叙事关注个体的精神生态,可以说是“我在故我思”。桑塔格不仅 彰显了独特的戏剧艺术表现手法,表达了对于女性伦理处境的关怀同情和悲悯之心,更体现了她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道德责任感。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本文为2015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成果,项目批号: 2015SX0010B;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翻转课堂与英美戏剧文学”阶段成果,项目批号: SD2015JGKT - 08)

责任编辑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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