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Contemporary World - - Contents 目录 - 刘中民

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既要从宗教的特殊属性尤其是构成要素出发理解宗教因素,又要将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中。而宗教因素通过与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的结合,广泛地介入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治理等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之中,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关键词 国际关系;宗教因素;群体认同;意识形态;政治实体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7.008

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外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但是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是新鲜的话题。无论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圣战”,还是当代的宗教冲突和宗教复兴,尤其是冷战后的所谓“文明冲突”和“9·11”事件以来宗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复杂关系,都能使人们明确地感知到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回声,以及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既与宗教本身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与超出宗教本身的、与宗教相关的复杂因素有关,同时有着复杂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宗教因素”的概念,而不直接使用“宗教”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中许多与宗教相关联的问题,其中既有宗教本身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由于宗教与特定的群体组织(部落、族群、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特定的政治运动等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复杂现象。

具体而言,认识和研究国际关 系中的宗教因素,既要从宗教的特殊属性尤其是构成要素出发理解宗教因素,又要将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中,进而实现“将宗教融入国际关系”[1]的目标。根据上述理解,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就是宗教或者以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制度等构成要素为独立的表现形式,或者通过宗教构成要素向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领域的延伸,通过与特定群体的精神信仰、群体认同、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社会运动等相结合而形成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因素,进而实现宗教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外交决策、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领域的渗透和影响。

概括地讲,实现宗教因素与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联接,既要从宗教因素自身的特点出发,又要结合国际关系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本文尝试从群体认同、意识形态、政治实体三个层面简要考察宗教因素的表现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从群体认同的视角看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认同是“行为主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主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为自己定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宗教、文化、阶级,乃至性别、语言,均是已经形成的集体认同”。[2]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整合社会群体的首要基础在于宗教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所建立的群体认同。[3]“宗教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宗教的意义结构功能。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周围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从群体的角度讲,宗教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为社会秩序的合理化;从个体的角度讲,它与自我认同密切联系。”[4]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宗教认同因素与国际关系的联接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最主要作用体现为宗教认同的群体建构功能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塑造。

从宗教认同对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来看,宗教认同既可以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认同,对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发挥社会整合作用,如犹太教、神道教、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于以色列、日本、伊朗国家认同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宗教或教派认同也可以作为多民族国家族裔群体的精神信仰消解国家认同,以宗教认同为基础形成诸多的次国家行为体。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徒三大族裔群体的矛盾,埃及科普特基督教徒与阿拉伯穆斯林的矛盾、苏丹北方阿拉伯穆斯林与南方黑人基督徒的矛盾,都对这些国家统一的国家认同构成了威胁,甚至成为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苏丹)。宗教或教派也可以通过超国界或跨国界的宗教认同形成跨界宗教集团或国际宗教组织,进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施加影响。无论是次国家的族裔—宗教认同,还是超国家的泛宗教认同,都 可以对国家认同进而对国家主权产生消解与侵蚀作用,这在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体现得十分突出。宗教认同冲击国家认同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宗教复兴对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排斥,进而导致“宗教原教旨主义”[5]和“宗教民族主义”[6]对世俗化或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从广义而言,“意识形态被界定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套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和思想构成,被认为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

[7]好,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基于宗教价值认同的宗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复杂,它突出表现为宗教理念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通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理念渗透于国际关系 之中。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与宗教相联系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例如,犹太教的“特选子民”和“弥赛亚”(救世主)观念不仅渗透于各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中,还产生了犹太教复国主义这一特殊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8] 受基督教新教影响的宗教价值观深刻地渗透于美国的外交理念中,并突出表现为“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美国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使命”“美国代表着铲除邪恶的正义力

[9]

量”三大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新右翼的崛起尤其是作为其意识形态体现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0] 伊斯兰政治思潮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理念,同样对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沙特外交政策中的泛伊斯兰主义理念,伊朗外交政策中的“输出伊斯兰革命”理念。宗教意识形态不仅可以影响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理念及行

为方式,同时也可以塑造和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今世界,既有追求宗教普世理想,致力于和平、发展、人权、人道救援等领域的宗教非政府组织[11],也有扭曲和滥用宗教教义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12]

从政治实体的角度看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不仅可以通过群体认同和意识形态作用于国际关系,而且可以通过与国家、次国家、超国家的政治实体的结合作用于国际关系。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宗教与国家的结合。在历史与现实中,宗教或者主导国家权力,或者依附于权力,从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国家权力结构。宗教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有以下几种典型形态:(1)神道设教,这是宗教意识同国家政治意识融为一体的宗教政治;(2)政教合 一,这是将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的宗教政治;(3)神权统治,这是一种神权统治高于世俗君权的宗教政治;(4)国教,这是把宗教神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宗教政治;(5)宗教军事,这是一种把宗教权力同国家军事力量结合为一体的宗教政治。宗教权力同国家行为主体的结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宗教资源借助国家权力机器扩大其影响力,获得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主体通过运用宗教资源巩固其对内统治,增强对外号召力。[13]

第二,宗教与族群、部落等传统政治势力的结合。在众多宗教土壤深厚的社会,特定的族群、部族、部落等传统政治力量往往与特定的宗教和教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特定的宗教与教派信仰群体本身就构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些国家,由于国家权力为部分族裔—宗教团体所垄 断(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逊尼派、叙利亚的什叶派支派阿拉维派、巴林的逊尼派),而其他族裔—宗教团体(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什叶派、叙

利亚的逊尼派、巴林的什叶派)则往往构成政治反对派,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在不同的族裔—宗教团体之间展开。族裔—宗教团体的斗争还会因宗教或教派的跨国性,以及谋求外部支持或引发外部干预,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宗教与政党的结合。宗教政党或具有政党色彩的宗教组织作用日益增强,构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甚至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并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活以及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伊朗伊斯兰联合党(其前身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党)、印度人民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前身为土耳其繁荣党)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相继成为执政党。以色列的全国宗教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都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宗教组织日益呈现出向政党化、合法化转型的势头,其中哈马斯在2006 年的巴勒斯坦大选中取得了执政地位,[14]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曾在 2012—2013 年短暂执政。

第四,宗教与利益集团的结合。在美国等现代西方国家,宗教利益集团是影响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国家

[15]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 有学者指出,宗教利益集团是以宗教信念为出发点,关注公共问题并试图直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集团。宗教利益集团

不包括纯粹的宗教或神学团体。按照组织特征,宗教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一社会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教利益集团,如美国的犹太利益集团;另一类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形成的利益联盟,如美国的

[16]对华宗教利益集团。 各种类型的宗教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联盟,根据特定议题结成有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全国性或跨国性的所谓“倡议者网络”,共享人员、资源、机构和信息,以造成更大声势对政府和国际组织施加压力,这构成了美国宗教利益集团发展的重要特点。如,美国宗教右翼团体通过“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对促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对美国外交政

[17]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第五,宗教与国际组织的结合。宗教对国际组织影响十分复杂,宗教因素与国际组织的结合及其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宗教因素渗透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中。在这种类型下,宗教成为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形成和发展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因素。例如,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思

[18]想,在伊斯兰合作组织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 宗教也可以通过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介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专门领域,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事务。二是世界宗教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世界宗教组织作为非政府间的重要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世界基督教和平会议、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亚洲佛教和平会、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拉 丁美洲主教理事会等世界宗教组织,

[20]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致力于国际公共事务的宗教非政府组织。此类组织的性质和议题十分复杂,在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中,既有在慈善事业、灾难与贫困救助、妇女与儿童权利保护、反对毒品等领域从事活动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也有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动和平倡议、反对战争、促进冲突和解、保护人权以及反对核武器扩散的宗教非政府组

[21]

织。

综上所述,宗教因素正是通过与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的结合,广泛地介入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治理等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之中,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为 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

[1]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2] 何佩群、俞沂暄主编:《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编者序,第 2 页。

[3] 关于宗教与认同问题的研究,可参考以下文献: Hans Mol, Identity and the Sacred :A Sketch for a New Social-scientific Theory of Relig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6 ;L. Shannon Jung, Identity and Community: A Social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0 ; C. Margaret Hall, Identity, Religion, and Value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1996.

[4] 刘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83 页。

[5] 参见: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and State: Remaking Politics, Economies and Milit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6]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7]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1 页。

[8] 刘中民:《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载《世界民族》,1999 年第 2期,第 50-53 页。

[9] 约翰 · 朱迪斯:《上帝选择的国度: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文清译,载卡内基国际

37 期,2005 3和平基金会《政策简讯》,第 年 月1-2 页。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号, 第ChosenNation.pdf.

[10] 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载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17-252 页。[11]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31-443 页。

[12]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9-436 页。[13] 许峰、傅菊辉:《论宗教资源在国际政治中的几个问题》,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 1 47年第 期,第 页。

[14] 关于宗教政党问题的论述可参见代金平、殷乾亮:《宗教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现象分析》,载《当代世界》,2009 年第 8期,第 48-50 页。[15] 关于美国宗教利益集团问题的论述可 参 见: Paul J. Weber and W. Landis Jones, U. S. Religious Interest Groups: Institutional Profile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4, pp.1240.

[16] 王珍:《宗教利益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 121-125 页。

[17]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 2009 年第 2 期,第 34 页。

[18]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其前身为成立于 1971 年的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19] 刘中民:《伊斯兰教与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 11 期,第 20-23 页。

[20] 刘中民:《论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载《欧洲》,1996 年第 5期,第 19-26 页。

[21] 关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演变、特征、影响等问题的详尽论述可参见李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载《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 4期,第 8-22 页。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及霍梅尼执政后,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伊朗宪法规定,神权统治高于一切,强调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位置在最高领袖之下。图为2017年6月4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郊霍梅尼陵举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者、精神领袖霍梅尼逝世28周年纪念活动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中)挥手致意。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脱胎于美德党,具有特殊的伊斯兰宗教背景,因而成立之初便备受质疑。为避免重蹈宗教政党被取缔的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将党定位为“民主保守党”,强调党的全民性和民主性,坚持世俗化方向,主张政教分离。图为2017年11月17日,在土耳其安卡拉,总统埃尔多安在正义与发展党党内会议上发表讲话。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