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家庭出身/万经伟

Dajiangnanbei - - 卷首语 -

打从懂事起,家庭出身“地主”这两个“黑字”就像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监

1967 ,10狱警察。 年初夏 岁的我目睹父亲被五花大绑,戴着用白纸糊成的尖顶高帽子,脖子下挂着写有“阶级异己分子”的大牌子被人押着游街。父亲因“罪”诸多,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

1971

造。 年底,他经过政审后被“开除”,遣送回湘中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母亲、我和哥哥也随着到农村“修地球”。

离开学校的那个寒风呼啸的深夜,我哭喊着:“我要读书!我要读书!”母亲流着泪说:“伢子,只怪你生错了人家啊!”我们被人“护送”到长沙后,踏上了回乡的

4火车。父亲因带着 只鸡(它们是全家今后赖以来活钱的“鸡屁股银行”),被列车员赶到闷罐子车上去了。到站后,我们站在漆黑的铁轨旁不见父亲踪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护送人员只好把我们安顿在车站仅有的一家小旅馆里。我们都担心父亲出事,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近中午时,父亲急匆匆赶来了,一家人悲喜交加。原来本是非常熟悉家乡的父亲竟然稀里糊涂提前一站下了车。我奶奶和小叔(本在省城工作被开除)、婶婶住在生 产队一间孤零零立在山坡上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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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米的草屋里。我们一家四口无处落脚,就只好和他们挤住在一起。回乡不久就是农历春节了。除夕那天,父亲用遣返费买了一点肉,打了一斤烧酒,一大家子一起过了个年。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从不用牙膏。因为口粮不够,很少吃干饭,常常把莴笋叶剁碎掺在少量的米里煮稀饭。我挑过沉重的石灰石,翻山渡水担过比人还高的茅蒿,在寒冷的水塘里挖过莲藕。其实,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就是社员们那乜斜的白眼里“地主崽子”的“潜台词”让人如坐针毡。

我曾帮山下那户人家的孩子做过数学题,他为了“报答”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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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离家 多里的石灰厂基建工地挖土方。这在当时是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绝对不能搞的。天寒地冻的隆冬,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带着锄头扁担箢箕偷偷上路了。早出晚归干了一个星

6.75

期,我终于拿到了 元。这是我回乡挣的第一笔钱啊!我数了好几遍,小心翼翼地揣在衣兜里,心里充满了喜悦。当我把焐得热乎乎的票子和钢镚递到母亲手上时,母亲泪流满面。

1973

邓小平复出后的 年春,组织上经过反复考察,给父亲重新作了“开除留用察看”的结论,

59.50 40

月薪由原来 元降至 元, “安排”到一座新组建的国营农场分场工作。农场急需用人,我在基建队当了木匠学徒工。

因为家庭出身,渴望读书的我不能上高中,当兵也没有资格,入团也要经过反复“考验”。那时填表格有一栏是“家庭出身”。望着这一栏我的心就发怵,往往把所有的栏目都填完了,才 像做贼似的四下里瞟一瞟,确信周围无人“监视”时才极不情愿地飞快在空白处写上“地主”二字,赶紧把表格折好交上去。单位里一位“根正苗红”的女工看上我的为人和勤奋,主动跟我交了朋友,却招致了其父母、同事的非议,坚决反对她找个出身不好的“地主崽子”。后来,有政策说父母是国家干部的,家庭出身可以填写“革命干部”了,我沉重的心灵总算得到了一些慰藉。其实人们对这些所谓“革干”出身的人是心知肚明,早已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仍然用一种异样眼光看待。

,20恢复高考那年 岁的我报考了中专并被“初录”,结果比我考分还少的都去上学了,我却在“原地踏步”。农场负责招生的人同情而无奈地告诉我,没有录取是因为“政审”不过关。翌年,改革开放东风劲吹神州大地,党中央加大拨乱反正力度,深受鼓舞的我夜以继日复习功课,昂首挺胸走进了高考考场。赶上高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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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招生好时机,已有 年工龄的我成了师专一名带薪大学生。

毕业后,我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有着深厚监狱工作情愫的父亲希望子承父业,找到昔日老领导,把我调进了湘北一所比较偏僻的监狱,神圣的警服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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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梦想。 岁那年,我光荣地站在鲜红党旗下庄严宣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极“左”阴霾被彻底驱散,再不以“出身”论英雄,所有表格中再也见不到“家庭出身”这一栏。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将极大地调动人们发挥正能量的积极性。

别了,令人难忘的“家庭出身”! (编辑 何文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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