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北漂电影个体户的生存之道

在这个变化快速到无法追赶的市场,他给自己建了一个壳,在里面他可以更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Economic Weekly - - 封封面面故故事事 COVER STORY - 文|叶丽丽 编辑|王晓玲

陈可辛2017年的工作方式是夫妻档,他的下一部监制的电影,是一部惊悚喜剧片,由吴君如执导的《妖铃铃》。

2017年10月10日,在《妖铃铃》的新闻发布会上,陈可辛说,他很多年没有拍过喜剧了。

上一部和吴君如合作的喜剧,还是2002年在中国香港上映的《金鸡》,那时候吴君如是主演,陈可辛是监制。

严格意义上说,《金鸡》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喜剧,它将妓女阿金的人生沧桑和香港几十年的历史变迁融合,很有陈可辛一贯的风格——在一部电影里面表达一些物是人非的时代感。

但是这次他打算做一部浅一些的电影,以更直接的方式做一部喜剧,这也是导演吴君如的本意。成为这部戏的监制,是为了成全吴君如当导演的心,她选择了拍一部轻松的 惊悚喜剧片,这个类型在内地还是第一次出现。

从《妖铃铃》的预告片来看,这部电影请了岳云鹏、沈腾、Papi酱、张译等演员,加上吴君如,一群人在荧幕上又叫又笑,鲜艳的衣服和夸张的造型,看上去很热闹。这种喧闹的场景在陈可辛的电影里并不常见,拍这样的喜剧片对陈可辛来说反而是一个挑战。

陈可辛55岁了,2017年是他北上拍片的第13年。他看上去比刚进入内地的时候轻松了一些。在拍摄了一系列的大片后身心俱疲,转向现实主义题材《,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他被誉为融入内地市场最彻底的香港导演。他在内地组建了公司,经历过很长的时间找到了合作默契的团队,虽然他自己导演的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但他却说现在的日子很轻松。

从他近几年监制的电影来看,他还是能把一个看上去普通的故事拍出陈可辛的味道来。

在看到《喜欢你》的原著时,“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玛丽苏文风,并不受陈可辛的喜爱,他把它改造成了喜欢的模样。在他监制的时候,他觉得像回到了拍《金枝玉叶》的感觉,两部电影拥有同样的内核,即男女主角具有价值观、年龄和阶级的分歧,在这种设定下谈起了恋爱《。喜欢你》更加天真烂漫,陈可辛说它甜的有点假,但他保留了这点甜。

更早之前的《七月与安生》,这部描写三角恋的原著,很容易拍得狗血,但这样一个爱情片,陈可辛让它成为了一个成长的故事,充满了漂泊感。三角恋也是他擅长的,早在《双城故事》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将一个三角恋拍得好看《。七月与安生》最终走出了两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口碑在爱情片里也算上乘。

这些电影,包括《妖铃铃》,陈可辛都只是做监制,除非碰到非常有欲望表达的项目,否则他打算靠着做监制养活自己的团队。他是一个速度很慢的导演,《李娜》的剧本开发到现在,几乎全部推翻重来,他还在寻找什么是能够引起90后共鸣的东西。

对于内地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电影市场,他总希望摸透了再开始。包括青春片、爱情片和网剧,他都觉得自己看到机会的时候很早,真正做出东西的时候很晚。这导致他总是走

在潮流的尾巴上。不过现在他觉得无所谓,“无论什么时候,好看的片子总会有人愿意买单”。

被裹挟前行的大片时代

陈可辛最初对于进入内地市场是抗拒的。他觉得自己无法适应内地的电影市场,那时候他刚从好莱坞回到香港。好莱坞的经历算不上愉快,在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中,他成为一名雇佣导演,完全没有控制权,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他在美国只拍了一部《情书》(1998年开拍)就匆匆回港。

那时正值香港电影最低迷的时候。从1997年开始,香港电影本土市场的票房开始走下坡路,港片产量减少,整年仅有86部,到1999年,本土票房最高的港片也不过3000万港元左右。

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当时投资一部电影,拍完了都不敢上映,因为票房不够支付宣传费用。香港电影变成了过时的潮物。

在这种环境下,香港导演和明星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开始有香港导演尝试进入内地。以陈可辛谨慎和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冒险北上并不是他的选择,他愿意选更安全的路径,做“泛亚洲电影计划”,面向东南亚、韩国等亚洲市场,联合其他的亚洲导演一起合拍电影。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为了生存,所以选择了最有市场保证的惊悚片。这个选择的确有了回报,《见鬼》《三更》等惊悚片的票房不错,但是除了惊悚片,陈可辛没办法在这个计划里尝试其他的题材。

再转型,似乎只有内地市场可选,而对此,陈可辛并无把握。

但转机意外出现。根据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内地合拍片享受国产片同等待遇,香港电影可以从内地融资,这吸引了包括陈可辛在内的很多香港导演进入内地。

彼时中国已经进入大片时代。2002年的《英雄》获得2.5亿票房开始,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大明星组成的国产电影,迅速占领了大陆的电影屏幕,《十面埋伏》《无极》等电影,都取得了过亿的票房。一时之间,古装武侠题材的大片被认为是最能够取得高回报的电影类型,而这也成为内地和香港合拍片的最热题材。

陈可辛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水土不服。首先就体现在他选择执导的电影上,他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写实题材电影,而选择迎合潮流拍古装大片。

他说拍大片是因为没得选,一个导演进入新的市场,考虑的不是想拍什么,而是能拍什么,在能拍的范围里,尽量去找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刚来内地拍片时,想拍个一千万元的电影没有人投资,却有很多人拿着一个亿排队请他拍大片。

他的第一部古装大片是《投名状》。在这部电影和陈可辛有过合作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曾经在采访中,评论陈可辛是非常关注大陆电影市场和观众需求的导演。陈可辛和他谈论合拍片时表示,香港导演在大陆拍电影,应该要融入大陆文化和大陆的观众需求,而不是简单把香港的特点带到大陆来。

陈可辛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最直接的体现在于他从看中文剧本觉得有困难,到看剧本和说普通话都很顺畅。

但这种努力更像是孤军奋战。曾与陈可辛、曾志伟合组公司的电影制作人钟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陈可辛北上拍片压力很大,面对着投资、发行、审查等困难,在一个新环境里,即使是以往陈可辛最擅长的宣传,他也无法控制。他只是一人,而不是以一个公司或者一个财团的资源去面对。

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专访时,陈可辛回想起刚进入内地那段磨合期,“我在哪里拍戏都要经历水土不服的阶段,因为我要去和当地人反复沟通和了解,导演作为一个个体和市场互动需要时间。”

在香港拍戏多年,陈可辛能够迅速找到默契的合作伙伴开始拍戏,但是到了内地,突然面对几百张陌生的面孔和纷繁复杂的问题,陈可辛觉得自己无法应对。

后来他在多个场合提起了当时的场景,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拍摄千军万马的戏,由于开镜前剧本被推翻,这场戏在没有剧本的情形下,陈可辛需要对五六百人进行调度。这和 他在好莱坞面对的情形不同,当时的内地电影工业,还达不到每个人各司其职,快速完成拍摄的阶段。

几百人都在等着他说下一步做什么,但他给不出答案。陈可辛拍古装武侠大片并不算内行,这导致了他与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当时他和武术设计程小东第一次合作,程小东无法理解陈可辛到底要什么样的效果,两人都处在痛苦的沟通和拉锯之中,直到李连杰进组后从中调和。

这样的矛盾、纠缠、不确定性,压垮了陈可辛,他患上了急性焦虑症(panic attack),几乎是逃一样回到了香港,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的内心对内地甚至有些恐惧《。投名状》监制黄建新当时和他说,全组谁都能走,只有一个人不能走。几天后,陈可辛回来了,以一种沉默的姿态将这部电影拍完了。

陈可辛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水土不服。他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写实题材电影,而选择迎合潮流拍古装大片。

雪上加霜的是他当时和美国投资人安德鲁·摩根的分歧。从剧本到发行,这位好莱坞制片人都想要把《投名状》打造成为一部西方人喜欢看的武打片,而这并不是陈可辛的初衷。在发行阶段,安德鲁·摩根剪辑了一个国际版本,企图说服发行公司使用这个版本,陈可辛觉得被出卖了,当时他觉得这和《投名状》的剧情一样,在他的军营里发生了政变。

但是陈可辛不是一个愿意独自前行的人。从他最早和曾志伟、钟珍组建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UFO),到后来和其他的导演合拍泛亚洲电影来看,他希望有默契的合作伙伴共同前行。在内地市场上,他也一直在找这样的合作者。

中国国产大片从无到有的过程,伴随着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快速发展,他们同时也在寻找合适的香港导演合作。陈可辛和保利博纳总裁于冬决定合伙。2009年,陈可辛和黄建新在北京创建了“我们制作”工作室。同年,“我们制作”和保利博纳共同组成“人人电影”,其目标是3年内拍15部电影,总票房要达到20亿元。

《十月围城》是这个公司的第一部戏,陈可辛担任监制。这部电影是保利博纳当时最大的项目,陈可辛和于冬都很努力去促成拍摄,于冬四处筹集资金。这个项目也多灾多难,陈可辛记得,他们在片场被地头蛇“围城”,停工7天,每天损失大约60万元,费用超支,导演一度离开剧组。

电影在陈可辛和于冬关于预算超支的争吵下完成了,拿到了2.9亿元的内地票房,也收获不少奖项,包括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陈德森)。但这是人人电影最后一部电影,陈可辛和于冬分道扬镳。

这次合作,陈可辛觉得很挫败。他承认博纳是一个发行的专家“,我们制作”负责制作电影,博纳负责发行,划清彼此的权责,本该是双剑合璧。但是陈可辛发现,电影这件事,和导演个人的想法有太大的关系。

当时很多香港导演和电影公司合作,往往成为一个合约导演,只要按照合约完成作品即可,他们变成了电影制作链 条的一环,服务的是市场、公司、投资方,而不是自己的表达欲望。但陈可辛没办法成为这类人,他不仅想要电影的控制权,速度还很慢,在产量上也无法达到大公司的要求。

经历这两次尝试,陈可辛发现,自己既无法和好莱坞制片人合作,也无法与大公司合作“。我其实拍的是商业片,但并不是那种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片,我要有自己的表达。我不能够有一个老板,因为在我觉得我已经很照顾市场的时候,老板觉得我还没那么考虑市场,这样我们的矛盾就很大。”陈可辛说。

陈可辛将这一阶段总结为,做过错误的判断,付过很贵的学费。他终于还是放弃找合伙人,而是做一个作者型的电影公司,自己主导电影项目,选择多个不同的投资方,保证自己的主控权。

陈可辛之后拍摄的《武侠》就是这个模式。但是当时,古装大片的红利期结束了,《武侠》遭遇滑铁卢,这部戏陈可辛在不少场合说是一次个人的失败。陈可辛回想起来,做了赛后检讨。他觉得这部戏在当时对他个人而言是一次突破,但是口碑和票房都不好“。认真想想,观众为什么要关心导演有没有突破,他们只关心电影好不好看,而我在这部戏里,放弃了我最擅长的人物和情感。”陈可辛说。

《武侠》让陈可辛一度怀疑自己,但是他回想起来也有收获,那就是遇到了很合拍的内地摄制组。在这之前,陈可辛还是更习惯和香港的老团队合作,香港、北京相隔两地,总有些沟通不畅的问题。在内地能够遇到合拍的人,对陈可辛的公司来说很重要。

但《武侠》之后,陈可辛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跟上时代的节奏

某种意义上说,《武侠》的失败对于陈可辛来说并不算

经历两次尝试,陈可辛发现,自己既无法和好莱坞制片人合作,也无法与大公司合作。

坏事,它让陈可辛及时停止了继续拍大片,而去认真观察中国的内地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可辛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比别人快半步,以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电影市场。但是进入内地后的很长时间,他似乎都有些被动,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往前走。直到《武侠》之后有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反思。

2012年开始,中国的内地票房开始连续几年暴涨。从当年的170亿元,一路飙升到2015年的400亿元。

这波票房暴涨的潮流里,中国内地观众对国产古装大片逐渐厌倦,其他类型题材开始百花齐放,包括喜剧、剧情片、恐怖片。陈可辛擅长的现实主义题材和中等体量的情感片开始有了市场,他终于可以在内地拍自己喜欢也拿手的电影了。

拿到《中国合伙人》剧本的时候,韩三平和陈可辛说,如果怕赔钱的话,就别投资了,当个导演就好,韩三平当时拿不准这部电影能否有观众,但陈可辛坚持要投资。

“我最低潮的时候是2011、2012年,但我在2012年开始做《中国合伙人》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因为我已经完全回来了,这是我在内地拍电影最有信心的一次。”陈可辛对《财经天下》周刊的记者说。

虽然陈可辛并未经历内地80、90年代的生活,但他看完资料,觉得这和他生活的60、70年代有共通之处,他借这个时代拍自己的故事,对于他来说不难,甚至是得心应手。

“《中国合伙人》不管观众怎么看,我觉得它能够代表我,里面的价值观、观点、情怀、爱情友情,全部的东西都很陈可辛,我没有一点遗憾,也没有说为了市场有什么挣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想要的。”陈可辛说。

这部电影最终取得了5.37亿元的票房,这给陈可辛带来久违的安全感。这部电影成为陈可辛的分水岭,他与别的香 港导演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他不再去想怎么将香港和内地的元素进行融合,而是完全本地化,找内地的演员,讲内地的故事。

他的另一部电影是《亲爱的》,一部聚焦于儿童拐卖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即使是他的团队,也不相信这部电影能够有好的商业回报,但是陈可辛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片,毕竟他请了那么多明星加入。但是他也承认,这是他电影里面比较任性的作品,这是他被故事打动后坚持要拍的电影。

但他的坚持是对的《,亲爱的》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3.44亿元的票房。电影的豆瓣评分达到8.7分时,陈可辛在微博中说,“刚刚团队说今天豆瓣的评分8.7分,已经过了《甜蜜蜜》的8.6。谢谢你们帮我跨过了这个18年的槛。”

通过这两部电影,让陈可辛找到了合适的内地编剧团队。在此之前,他的电影剧本都是找香港编剧写的,这让陈可辛的内地团队进一步本土化。

陈可辛每个月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内地,公司的团队进入正轨,想拍电影能够找到好的摄制伙伴,他觉得自己这几年舒服了快乐了,没有了做大公司称霸的野心,打算靠着作者型公司老老实实地拍戏。

就算被认为是本土化最彻底的香港导演,陈可辛也从来不敢说自己了解内地市场,即使是在拍完《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之后“。我觉得谁都不了解,内地人也不了解,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现在流行的东西,六个月以后全部都会过时。”陈可辛说。

他现在已经不像刚进内地市场时那么焦虑和着急,但是从容并不意味着松懈,他在张开眼睛看所有新鲜的东西,敏感地做出判断。

在做《十月围城》监制的时候,陈可辛曾经说过,这部戏当时的宣传营销做得近乎完美,但是很快这套传统营销的方

法就过时了,以至于经验无法复制到下一部电影里。在香港很擅长宣传的陈可辛,在内地也依然主导着电影的宣传。他几乎时刻在学习,年轻人在关注什么,社会热点、微博热搜、火爆的帖子等,他都在跟进,并且用在了电影宣传里。

他依靠强大的学习能力了解内地市场的变化,也敏感地发现了一些机会,但是他也指出了自己的弱点,那就是慢。

跑不赢时代,那只能靠品质

陈可辛拍电影很慢,他的合作伙伴深有体会。与他有过多次合作的香港制片人许月珍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陈可辛喜欢听取意见,但是不会立刻下决定,有时候甚至会拖延很久。许月珍觉得公司两三年一部电影,实在太慢了。

这一点从《李娜》项目上就能够看出来。在陈可辛宣布要拍《李娜》后,很长时间项目几乎没有进展,外界甚至传言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但其实,陈可辛只是在寻找灵感,如何让这部电影打动90后。

“我们的电影必须和观众沟通。李娜的特点是反体制,但这种反叛,90后没办法有共鸣。”陈可辛说。

剧本准备了很久,从原本要拍一个80后偶像的故事,到后来要考虑吸引90后。剧本写了一年多,陈可辛才意识到,糟糕,这样的剧本没办法用。它经历了长时间的推翻修改,直到现在,陈可辛觉得,这部电影2018年可以开机了。

这样的拍片速度,无疑靠卖片养不活公司。陈可辛选择做监制,对于他来说,监制更像是一门生意,而做生意是没有乐趣的,整个过程都在思考市场、营销的事情,还要处理很多的行政事务,但做监制的压力比做导演小很多。

但陈可辛做监制也有自己的风格。他不像陈国富那样,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总监制,而是在自己的公司里发起一些电影项目,自己做监制,找导演来拍,班底还是自己的团队。

陈可辛做监制是有经验的,最早他在香港就是从监制起步,参与了很多的香港商业片,到现在,他监制的电影已经有近30部。

很多导演当监制只是大致跟进项目,甚至只挂名,陈可辛做监制,就好像做导演一样,事无巨细地跟进。吴君如在拍《妖铃铃》的过程中,他几乎每场戏都在场。他并不只是纯粹以做生意的角度来当监制,他给导演发挥的空间,即使增加了预算,他也有话语权决定让导演继续拍。

对他而言,当监制有几个优点,他能够更加客观地观察作品。另外,碰到符合市场需求,而自己不是太喜欢或者不适合自己拍的电影,就可以当个监制。最重要的是,当导演的时候他会非常坚持一些东西,做监制则能够像个海绵一样吸收。

他做监制也依然很慢。往往在找题材的阶段,这个题材还是热门的,但是等到陈可辛找导演,组团队拍好后,似乎流 行的风潮已经过了。

《七月与安生》拍好的时候,陈可辛发现,观众已经开始吐槽青春片了,而吐槽的点正巧《七月与安生》里都有。但陈可辛觉得,把它拍好,也会有市场,在潮流的尾巴上,只能靠品质。

坚持的结果是陈可辛监制的作品,很多还是带着陈可辛本人的风格。他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他监制电影的导演,多数是合作很久的伙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内地导演合作过,他表示过非常希望能监制内地导演,哪怕是年轻的比较文艺的导演。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可辛监制都会是这样一种稳步缓慢的节奏。他是没有当监制的野心的,在他看来,所有的出发点,包括对市场的判断,挑选合适的项目当个监制,都是为了让自己当导演能够更舒服一些。

在他看来,中国电影现在机会很多,因为更多人关注电影了。最大的变化是制作费越来越高,以至于现在的市场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个趋势是投资两、三个亿,知名导演和明星来拍,以求利益的最大化,另一种趋势是一千万元以下的小成本电影,试图以小博大。制作费的上涨也催逼着中体量的电影,从原本的三五千万元的成本变成过亿,这对于陈可 辛擅长的、带着文艺态度的商业片来说更难操作了。

他在寻找其他的机会。早在几年前,他在开始关注网剧,在很多人觉得网剧很low的时候,他觉得网剧可以是很高端的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开荒者。但是他一向谨慎和精益求精的性格,到现在依然还没有开始拍摄一部网剧。而网剧市场已经一日千里地发展着,不少导演也正在准备进入这个市场。

但陈可辛并没有多少焦虑,他接受了现在的自己。“不着急,也不用总是走在前面,只要内容做好,不管怎么发展都还是需要我的东西。现在这种心态,我活得很好,而且拍得更快乐。”

在这个变化快速到无法追赶的市场,他虽然仍有危机感,但他现在给自己建了一个壳,在里面他可以更安心地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陈可辛几乎时刻在学习,年轻人在关注什么,社会热点、微博热搜、火爆的帖子等,他都在跟进,并且用在了电影宣传里。

单纯的喜剧并不是陈可辛擅长的,《妖铃铃》是为了成全吴君如。

观众对国产古装大片逐渐厌倦,其他类型开始百花齐放,陈可辛擅长的现实主义题材和中等体量的情感片开始有了市场。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