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治理模式的时代意义阐释清楚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 重点话题 - 杨雪冬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研究员

西方主流舆论中颇有影响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依然是个谜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正在进

①行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是由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 这种判断与中国的主流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看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正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经过历史、实践和理论证明的真理性事实。西方的困惑质疑与中国的惯常熟知,正是将中国治理模式阐释清楚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这个各国治理模式普遍遭遇挑战的时代,全球性参照系的形成、多种现代性的凸显以及国际秩序的变动调整,无疑为更清晰阐释中国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普遍性逻辑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条件。,加之 中国的执政党、国家、社会等主体在全面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主体性不断复苏和增强,有了更为迫切强烈的自我论证和表达自己的冲动和意识。这种主观能动性正在转化为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对历史条件的利用,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深入体认和有效表达。

一、充满活力的中国治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学术界就曾经出现过一小波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情况的限制下,这个讨论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有限。这次讨论的中心话题是中国是否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新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强调价值变革优先于快速工业化,分权优先于集权,平衡发展优先于城市先

行发展。

国际社会真正充分关注和热烈讨论中国模式,则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出现的。毫无问题,这首先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与世界的关系从封闭转变为全面开放。其次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困境,相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在下降。,因此 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的好奇或者意识形态敌对心态转变为既感慨又疑惑更忧虑的复杂心态。

这可以从“北京共识”这个提法的命运显示出来。这是一个对应于在国际社会颇多诟病的“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对中国当代发展的原因给予解释。尽管提出者雷默并非中国问题专家,概念本身也有新闻噱头的嫌疑,但毕竟雷默与中国各界有着广泛的交往,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对中国解释的话语创新。更重要的是,“北京共识”概括的中国发展的“三个定理”至今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动态管理,追求

③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作为发展的优先考虑;保持自主性。作者还提出了现在得到更多共识的概念“中国特色的全球化”。遗憾的是,在国际社会的漠视和国内舆论低调处理下,“北京共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中国模式”被“中国发展道路”,取代 西方舆论继续纠缠于“中国崩溃论”“韧性威权主义 ”等陈词滥调。

而国际社会的现实则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遭遇到更为全面的挑战。经济危机蔓延深化,扩散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占领华尔街”、运动 民粹主义高涨、极右派政党影响力提升、欧洲难民危机、“英国 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重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断挑战着西方社会已经稳定了上百年的体制、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利益格局,这些都印证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判断: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在这种全球性治理失效的背景下,中国的治理成就成为世界的亮点。而从经济成就到治理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内生性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治理模式的活力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发展成效是治理模式活力的首要标准。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并在各国贸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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