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迁研究

——以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为基础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 重点话题 -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日本大众对华认识随着中日关系宏观层面的好坏而发生变化,同时这种变迁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大众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对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根据大众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或者对某个国家的认识,适当地调整对外政策,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 ( 1978- 2017),是自1978年以来,日本为了把握基本的大众意识动向而进行的舆论调查,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大众意识形态中的对华认识。本文以舆论的表现形式——日本大众对华认识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由主义舆论观、大众传播对舆论的效果论,来分析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复杂变化,寻找这些变化背后涉及到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 历史等方面的可能性原因,以期对改善未来的中日关系和增进两国民众的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一、研究内容及相关理论

探析日本大众对华认识,首先要明确改革开放之后其对华认识的阶段划分问题。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如何进行阶段划分,中日学界均尚无一致的定论。本文综合研究对象的特征,将1978年至2017年的对华认识分为四个阶段: 1978年至1989年的“蜜月期”、1989年至2003年的“稳定期”、2003年至2009年的“‘ U’字型期”、2009年至2017年的“‘ W’字型期”。第一阶段的划分是中外学界的共识,第二阶段很多研究者将其划分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或21世纪初期,本文基于中日民间的互相认识及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认识,划分到2003年。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划分,依据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化特征,2009年至2010年急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因此以2009年为节点划分第三、四阶段。

对于研究对象“对华认识”,北大中文系教授严绍 曾指出:日本人的中国观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日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周维宏也曾指出:日本对华认识,需要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意识。,“由此 文中 对华认识”可以理解为一种大众群体对客体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舆论的重要意识根源,日本大众“对华认识”这一意识形态,通过内阁府的舆论调查表现出来。

本文基于自由主义舆论观及大众传播对舆论的效果论等相关理论展开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舆论观认为,大众可以作为政治进程中的能动者。大众传播对大众舆论的影响是欧美国家舆论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外传播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其效果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经历了强效果论、有限效果论和新强效果论三个阶段。其中新强效果论主要包括框架理论、议程设置和显化效应。本文根据大众传播的新强效果论来论述自1978年以来,日本大众对中国的亲近感认识和对中日关系认识的变化,以及新强效果论如何使日本大众的对华认识出现了曲折的变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日本大众对华认识的变迁

下图1中对中国亲近感的数据变迁,以及图2中中日关系是否良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整体呈下降趋势。据图1所示,对中国有亲近感在1980年达到最高点78.6%,2015年达到最低点14.8%。在1978年至1989年阶段,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在整个改革开放之后是最高的,之后逐步下滑。在1978年至2017年间,日本民众对中国亲近感的认识变化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至2015年,2009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是38.5%,而2015年下降至14.8%。其次是1978年至1989年从, 62.1%下降至51.6%。而1989年至2003年,整体来看相对比较平稳,从51.6%下降至47.9%。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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