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TikTok禁令”的社会动因与形成机制
抖音海外版（TikTok）自2018年10月成为美国月度下载量最高的应用后，其人气之旺在当地罕有其匹。当下，特朗普当局的穷追猛打，极有可能阻遏TikTok迅猛发展势头，也成为其进军美国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特朗普的总统行政令并非单单针对TikTok，而是将矛头指向“由中国公司开发和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序”。这意味着TikTok的遭遇将极有可能在中国各大海外企业身上重演。值此山雨欲来之际，亟需深入剖析其根源所在，未雨绸缪，慎重对待。
一、经济民族主义：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
从本质来看，特朗普的政治选择其实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具体体现。自1934年《对等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颁布以来，推动贸易自由化、
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然而自由贸易推动的财富增值，却未能惠及中下层民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
纪资本论》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以美国为最，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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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十年”。 正是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滋生蔓延。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张集中体现于特朗普政府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自编自导的电影《零时代》中。在这部电影中，班农称美国中下层白人基督徒
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而倡导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却罔顾民众利益，与外国签订“坏协议”，摧毁了美国工业。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对美国是不公平的，国家应该采取重商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所奉行的“美国优先”路线，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从暗流涌动的负面情绪演进为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
尽管美国政府未曾明言，但“TikTok禁令”显然符合经济民族主义的期许。以“公平”“对等”等名义寻求对现有贸易关系修正，是特朗普政府制定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时的典型思维方式。特朗普曾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张挞伐，声称要将美国与盟
国的贸易关系建立在“公平与对等”之上，不能再让它们占美国便宜。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TikTok禁令”亦是使中美贸易关系在互联网领域趋于“对等”的重要一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在《纽约时报》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此种认知：“很少有外国公司被允许向中国公民提供创意或服务，但世界对中国的网络公司完全开放。……被美国科技公司攻占的欧洲国家，肯定会嫉妒中国在没有严重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建立的繁荣的科技产业。”
此外，“TikTok禁令”确实在客观上让美国本土互联网产业成为最大受益人。TikTok全球下载量和影响力让脸书等社交媒体巨头如芒在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19年秋，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前往华盛顿游说政要，“让他们对中国科技公司，更具体地说，高人气视频应用TikTok保持警惕”。他还公开表示，TikTok使美国价值及美国技术霸权面临风险。在与白宫官员的私人晚宴中，他更直接地表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企业”。不久，赴宴的两名参议员致信美情报部门，要求对TikTok发起调查。不仅如此，脸书还组建名为“美国优势”（American Edge）的游说团体，四处宣扬“美国科技
企业对美国经济实力、国家安全和文化影响力的贡献”。这意味着脸书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其所奉行的“自由”与
“开放”原则，转而诉诸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以压制竞争对
手。在特朗普要求TikTok出售其在美业务仅两天后，脸书即在50多个国家上线被称为“TikTok克隆版”的手机应用
“Instagram Reels”，以图填补短视频市场真空。
值得玩味的是，在此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新闻台（CNBC）在7月8日报道，TikTok在印度本土的替代品Chingar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产品官苏米特·戈什亦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称，“不要中国的钱，不要中国公司的钱……不要中国人直接或间接给Chingari投资。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TikTok在印度被封禁后，Chingari作为“民族企业”迅速收割了TikTok斥巨资培育的庞大用户群。Chingari与脸书可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预示着经济民族主义已在互联网领域酝酿发酵。“数字世界曾被视为能够超越旧有隔阂的统一空间，如今却在沿着分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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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世界的国境线被分割开来”， 这是中国企业出海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二、2020美国大选：撕裂社会中的企业两难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酝酿发酵已久，是“TikTok禁令”出台的深层原因。但从事态具体演进来看，其复杂性又无法以“经济民族主义”一言蔽之。禁令出台之时恰逢美国总统大选鏖战正酣之际。为争取选票，不同政治势力都选择对TikTok大作文章，要么利用其设置政治议程，要么强行将其与其他敏感议题勾连。特朗普政府及其反对者之间势同水火让TikTok进退两难。
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美国警
察执法事件发生后，对特朗普政府的抗议声浪席卷全美，社会撕裂亦随之而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支持者把TikTok作为政治传播渠道，将平台用
户头像设为黑人民权运动标志性图像——一个高高举起的黑人拳头，号召取关反对抗议运动的用户，还创建了“# GeorgeFloyd”“# BlackLivesMatter”等标签，分享抗
议前线视频，批判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为避免在政治议题中站队，TikTok管理员非常审慎。之后，反种族歧视者发现这两个标签下帖子浏览量为零，将此解读为TikTok官方对正义行动的限流，对TikTok口诛笔伐。TikTok将此归咎于技术漏洞，并重申对多元化与黑人族裔的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对者针锋相对发起“弗洛伊德挑战” （George Floyd Challenge），以戏谑方式模仿弗洛伊德
死亡时的场景。反种族歧视者大为震怒，在“弗洛伊德挑战”标签下发布大量支持弗洛伊德的内容，并要求TikTok官方删除冒犯性视频。最终，TikTok下架了上述视频。然
而，反特朗普者线上的政治表达很快演进为线下政治行动的组织动员，使TikTok被迫涉入美国族群政治当中。
今年6月，反对特朗普的韩国流行音乐粉丝借助TikTok统一行动，破坏了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竞选造势活动。需指出的是，在美国，韩流粉丝团体并不全然是文化工业或者粉丝经济的附庸，还被赋予了“抗争东方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内涵。这一群体与反种族歧视者高度重合，对特朗普政府甚为反感。这些年轻的“Z世代”利用TikTok短视频与评论区，鼓励并指导同侪预定竞选造势集会门票，然后集体缺席，直接导致集会当日现场人迹寥寥，特朗普尴尬而归。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指出，塔尔萨集会后，TikTok从“几个哗众取宠的保守派议员的愤怒对象，变为白宫所认定的巨大国家安全威胁”。而此前，《福布斯》曾报道，“特朗普推文中从未提及过TikTok”。吴修铭亦称：“TikTok禁令”可能“更多地是想让美国的互联网变得能够满足他的宣传需求。”总之，在这场美国大选中，TikTok于一方而言是可资利用的斗争武器，于另一方而言就成了必须铲除的“祸胎”，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政坛恶斗的风口浪尖。
三、“监视资本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切入口
若仅以“破坏选举”给TikTok定罪，显然有挟私报复之嫌，甚至可能引发反弹，所以特朗普政府先以隐私问题为突破口，然后炒作TikTok的中国背景，将问题严重性定性到“国家安全”高度。不得不说，特朗普团队对公众情绪拿捏极为精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互联网巨头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直怀有警惕与
恐惧。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波夫提出，意指涉数字巨头搜集用户各类互联网信息，借助深度分析，预测、影响用户行为以获取利润、争夺市场的运作模式。依托于大数据技术，互联网大鳄们的监控之网已经到达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连输入时的拼写错误也被置于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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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下。 2018年到2019年，脸书接连曝出数据泄露与滥
用丑闻，更是触及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以“将用户隐私传给中国政府，危及国家安全”名义对TikTok开刀，既迎合了民众对跨国数字公司不信任的情绪，又达到了选战期间“打中国牌”的目的，这是特朗普团队的“如意算盘”。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指控并无铁证。首先，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下严查TikTok，但其
调查结果只是称TikTok有将数据传回中国的“可能性”，
同时承认无法给出确凿证据以佐证之。其次，TikTok平台上的泛娱乐化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是值得商榷的。德国IT法专家迈克尔·拉特表示：“抖音上的用户大多是年轻人产出的和国家安全无关的内容。所以你不太能说TikTok用户交流信息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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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特朗普政府的指控与其“TikTok禁令”之间的逻辑关联无法自洽。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克里斯蒂安·鲁舍博士8月4日通过“德国之声”表示：“TikTok处理美国业务的服务器并不在中国，所以其实不通过收购也可以用其他方式确保这些数据不会流往中国。”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指控与行政命令透着几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荒诞感，但它还是畅通无阻地推进了其经济民族主义议程——迫使TikTok向美国公司出售股
权。即便是那些反对“TikTok禁令”的粉丝们，也落在特朗普之彀中，这在他们声讨特朗普的公开信中可见端倪。信中称：“与其消灭TikTok，不如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公开募股分拆美国的TikTok，或者让它出售给美国公司，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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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而不是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粉丝们真正反对的是“封禁TikTok”的决策，但在特朗普的决策组合中，“封禁TikTok”显然是他用以“极限施压”的声东击西之举。而对于特朗普所谓“国家安全”“侵犯隐私”等指控，粉丝们则照单全收，甚至主动出谋划策，提出可以将其卖给美国公司——而这恰是特朗普的意图所在。
四、“民粹主义安全化”：“TikTok禁令”的生成机制
复盘“TikTok禁令”酝酿与问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其深刻的社会动因：排外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是其民意基础，复杂的2020美国大选是其具体发生环境，对“监视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是其重要催化剂。而联结上述三者并使禁令最终成型的是特朗普政府特有的政策输出模式——“民粹主义安全化”（Populist Securitization）。
日本武藏大学学者迈克尔·马卡米特在考察特朗普经济政策时提出了“民粹主义安全化”的概念。他指出，作为民粹主义领导人，特朗普以极端主张博取民望。在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为内外政策时，他必须让精英为其合法性背书。但在精英看来，纯粹的民粹主义论断是荒诞无稽的。于是，“安全化”就成了特朗普政策输出的关键一步。所谓“安全化”，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包装为国家安全问题，既迎合民粹声音，又促使政治精英与其协商，最终实现民粹主义合法化。
特朗普上台后，“安全化”策略屡试不爽，成功推动了对华贸易摩擦、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修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政策，“TikTok禁令”的出台可谓故技重施。而全球互联网自由红利受益者脸书竟主动参与民粹主义话题的“安全化”运作，可见在国际竞争威胁之下，部分原应归属于全球化阵营的美国精英，也开始摈弃长久以来奉行的价值观，希图以经济民族主义巩固既得利益。这也意味着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中美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互联网海外平台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类似无妄之灾。
当前，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与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国互联网平台海外发展遇到了阶段性瓶颈。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虽有甚嚣尘上之日，但都难逃烟消云散之宿命。1930年，美国参议员斯姆特和众议员霍利推出带有极端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但闭关自守的贸易政策并未带来他们所许诺的经济繁荣，二人亦丢官罢职。就美国本土而言，亦不乏主张中美友好交流的有识之士。如2019年7月，由傅高义、傅泰林等5名“中国通”执笔，另有95名美国各界精英联署的致特朗普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
（China is Not an Enem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即为此例。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值得对其释放更多包容与善意。而对于那些由政治派系、经济利益集团所强行添加的妖魔化标签，则有必要针锋相对地回应。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国际社交媒体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UC200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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