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
讨论人：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洪喆 北京大学研究员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正在加速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意识形态冷战、地缘战略压迫、种族主义歧视，折射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关系史。对此，是作某种理论概念化的判断而放任对抗性发展，还是尝试在知识对话的共识过程中寻求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回到20世纪抑或真正开始新的纪元。在作出总体性战略判断基础上，强调主体性知识生产，树立有知识生产主体性和知识对话能力的文化自信，形成和坚持国际传播的沟通理性，应该是必须的选择。就此问题，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课题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百年变局的认知逻辑
张毓强：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交流遭遇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出现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以何种逻辑、在何种层面上理解这一问题，从何种意义上去把握这一现实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的一些讨论涉及三个不同层面：一是认为这仍然是冷战框架的延续。在这个框架下，国际传播应该回到舆论对抗的逻辑中，意识形态的对抗仍然是首要的考量要素。二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目前仍然是多年来不合理、不公平的全球秩序背后的阶级性问题。在这一逻辑下，我们必须回到人类大历史的进程中，去看待一种似乎不可调解的矛盾。三是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考察，认为人类文明已经到了一个转换节点，基于现代性的“恶”和二元对立思维的逻辑，已经在很多国家引发了众多问题，而中国文明所提供的诸多共生性理念正在为人类破解困局贡献智慧。当前的压力与困局实质上更多是其他文明与治理形态自身的压力和矛盾带来的。
陈卫星：如何看待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传播局面？已
经呈现的各种言论提供了各种不同角度的表述。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还可以从认识论的方法论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的复杂性，就是说不能局限于一种单因单果的简化逻辑，而是从多因多果的复合机制来试图还原现象成因的演化机制。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国际关系演进路径来看，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三种竞争模式的归纳或指向，一种是霍布斯定义的丛林法则，一种是洛克提出的契约精神，一种是康德提出的世界政府。当然现实和理论的互动总是一种相互修改的逻辑，比如说今天可能很难看见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但总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大小霸权主义；冷战结束终结雅尔塔体系以后，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为代表的各种条约机制所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又面临着不断被冲击的脆弱性，从而引起不同意向的地缘政治-经济板块的重组；本来欧盟体制在全球范围是最成熟的地区主义实践机制，但从2015年难民危机对欧盟的冲击以及有统一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的欧元区经济困局来看，人们也还没有找到新世界主义的现实路径。
王洪 ：首先，冷战的历史阴影依然徘徊在中国与西
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国际传播事务中。中美贸易战和后疫情国际关系的走向，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之前对历史的线
性认知在此遭遇的挑战。在2020年谈及“新冷战”与20世纪冷战的联系，比过去30年有了更加具体和逻辑的指向性。似乎当下距离冷战年代更加切近，而自上世纪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型以来的当代史反而成为距离我们更加遥远的平行宇宙。
这就使得我们在“历史终结论”后所形成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下的现实。只是到了近几年，人们才意识到冷战从未在东亚终结。在国际法框架下，朝鲜半岛依然处于交战状态，海峡两岸也尚未完成统一。这些都提示了亚洲尚处于由20世纪“热战-冷战”历史所构造的国际秩序及其困境之中。
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又在更长的文明史视野里揭示了欧亚大陆自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海权和陆权转移，以及处于两洋（大西洋-太平洋）之间的诸文明究竟何为中心、何为边缘的文明史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挑战和压力，并非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与过往历史相断裂的全新议题，而是处于贯穿整个现代历史的资本扩张、大国协调和文明冲突长时段变化的绵延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中去重新理解这些变化，重新把握这些事实，重建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实自觉。
刘建平：我更愿意从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经验性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国际合作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而似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新冷战”鼓吹、“去全球化”动向、民族主义政治冲突给所谓冷战后世界新秩序或和平发展主题论蒙上浓重的阴影，多国领导人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演讲因此发出了维护和平、发展贸易、反对霸权之类应景于时政的呼吁。但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特别强调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必要性，请求联合国协助缔结终战宣言以“完全、永久地”结束战争。他指出：终战宣言将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与永久和平“铺平道路”，通过它迈进“和解与繁荣”的新时代，成为保障东北亚和平稳定、给国际秩序带来积极变化的开端。
毫无疑问，东亚地区的大国政治机制受谋求半永久驻军的美国操纵，联合国难以设置、推动相关的外交议程和国际法进程。然而，韩国媒体肯定文在寅总统谋求朝鲜半岛和平的决心，积极报道政府“锲而不舍地为明天的和平做准备”。
对此，中国的国际新闻虽有所反映，但并无些许的兴趣和思考流露，这意味着，即使在新闻舆论生产的最前线，所谓国际传播也尚未得到可见证于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程度的理解。而且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媒体与西方尤其与美国之间进行着被称为舆论战的激烈斗争，直白的象征暴力修辞也无疑是国际传播障碍的表征。
主体性的回归与追寻
张毓强：面对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秩序的现实，也许无论我们从何种层面上去理解，都首先要确定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民族的战略需求。也就是说，应当在明确主体性的基础上，明确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其
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与交流方式，以及对话的姿态。这种主体性问题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延续着这种主体性追寻的逻辑。我认为，基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当前国际传播中出现的一些实践现象与逻辑，根本意义上是这种主体性重建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我们要更加明确，我们这种主体性要通过何种与客体的交往与沟通姿态完成其历史使命。也就是说，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该以何种原则去讨论和确认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实践路径与方式？
陈卫星：中国的特殊性首先在于中国从时空范围和人口数量所形成的超大体量，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成为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国际行为体，曾经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充分发挥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同时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和平与发展的相互保障中需要充分重视的一个要素是非传统安全几乎和传统安全一样重要。尤其困难的是，面对非传统安全的不确定性危机，治理观念和行政效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一旦遭遇巨大的技术性障碍，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就有可能滑出相互承认的轨道，甚至把非传统安全问题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引发全面的国际关系危机。显然，解决危机的方式应该把问题还原到问题本身，比如说，通过新的技术开发和制度安排，找到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方式，并惠及全球，为全球治理的修复和创新做出贡献。
王洪 ：我对于国际传播战略的理解始终带有跨学科和跨领域实践的认识，即国际传播和外交战略在现代历史当中从来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紧密镶嵌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及其战略选择之中。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综合的、总体性的系统中去把握国际传播战略定位的角色。比如美国战后对欧洲的公共外交背后同时是“马歇尔计划”所开启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军事协作，而日本战后在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宣传活动配合的是其长达数十年的综合援助和青年外派计划。由此我们很难去区分，欧洲人对美国的认同，或者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好感，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国际传播战略的独立贡献。或者说，20世纪国际关系的特征就是如此，即国际传播从来不是孤立运作，而是在国家的整体对外关系战略中形成的，是一个包含了从情报工作、军事协作、经济援助、贸易往来、人才交流、技术转移、文化和公共外交等领域的有机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在这个总体视野中讨论和确认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实践路径与方式。
刘建平：仍然回到东亚的经验性材料上来。以朝鲜半
岛为例，在几十年民族分裂、战争状态未解的和平不确定性折磨之下，韩国政治精英仍不失知识对话的国际传播理性，即使疑似不可为亦不放弃追求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国际法进程，这符合人类社会经过世界大战及其后审判战争犯罪、缔结和平条约的地区政治和国际法实践；文在寅总统对于正式终结朝鲜战争的国际法文件的世界政治定位和历史意义信仰，传达着韩国社会高度的知识思想能力和国际传播主体意识。以此为镜鉴，把当前的中国与西方关系危机理解为“崛起陷阱”效应之类的宿命论和“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论就更加显得武断，因为韩
国并不把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常常疑似绝望的挫折归因于韩国的经济起飞和发达国家化，而是执着于推动结束朝鲜战争的国际法进程。
战后处理的国际法进程就是战争当事国达成和平关系规范共识的国际传播过程，不可能想象用一种新的暴力形式处理战后历史遗留问题，因为那会造成历史连续性创伤与和解障碍的扩大再生产。而这种国际传播理性的确立，需要以国际政治史的实证研究和比较文明史的知识生产为前提，以形成交涉主体基于有根据的知识、有逻辑的思想才能具备的交涉能力。
理性交流的逻辑与姿态
张毓强：国际传播应该强调一种开放式的、理性的交流逻辑与姿态。也就是说，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和总体实践中，应该具有清晰的主体性和对象感。主体性和对象感是相伴相随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国家基于长期的国族生存经验寻找到的一种稳定的理论性阐释。这种阐释形成了与世界沟通与交流的理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对当前的研究与实践进行某种调适，以力图理解、阐释并应对当前的困局。
王洪 ：当前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交流过程和总体实践
中，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是既缺少跨领域的、总体性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同时又在具体的工作中缺少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换句话说，在总体实践中呈现出缺少协同的碎片化特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又缺少有效的专业人才、知识与技能。
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应该既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又能落实在具体的多元主体中——即不同的政府部门、企业和民间团体在开展对外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技术交流过程中，都应该在国际传播上有所作为和担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毛细血管的疏通与否，都会对整体国家机体的对外传播造成影响。对外交流无小事。这同时就需要我们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能够灵活地对接这些具体的多元主体，不能停留在书斋里做学问，而必须真正深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基层去发现和解决问题，通过总结和提炼基层经验生成可供推广的一般规律，进而上升到对原有理论的修正和创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刘建平：作为近代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文明进化，民主价值和战争违法化原则确立之后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和共同体间外交是有组织的共识过程，共识过程即主体间表意自由、对话可能的交往或传播。战后世界的国际关系曾经发生过种种不了了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道德谴责运动，其不了了之或间歇性复活从历史教训的方面提示了国际传播理性和能力缺失其实是知识思想贫困和共识行为障碍。共识行为障碍源于知识生产缺位导致基本认知障碍并向逻辑表达和传播功能缺失的主流话语障碍发展，造成运用知识方法达致共识形式的主体间关系合理化与公共理性能力的挫折。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启蒙，首先需要“问题史”研究的知识生产。由此就可以理解，韩国政治精英的深层问题意识不在于“半岛无核化”或“合作抗疫”之类时髦议题，而是锁定终结朝鲜战争的外交议程和国际法进程不放松。
比如，认识中美关系危机不能不正视其核心是台湾问题。事实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障碍和建交后发生周期性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台湾问题，而当前美国领导人对于中国的种种意识形态谴责、超市场贸易利益压迫无非是其发展美台官方关系的“掩护射击”和“绑架勒索”。在历史研究的知识生产意义上，台湾问题是对日战后处理被冷战
政治延滞、利用，而此后又因朝鲜战争复杂化的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被排除于美国割裂的盟国对日议和进程之外，日本、美国都曾与以“中华民国”名义偏安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缔结条约，这些条约虽然在与新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被中止，但日本、美国回避承认台湾作为新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战后处理交涉，而美国竟然还在后续交涉中把对台军售条款赫然置于中美联合公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更趋于显在化和常态化。因此，中美关系的“真正正常化”有待于在战后处理的国际法进程中明确解决台湾问题，这需要中国与美国、日本乃至于俄罗斯等大国进行艰苦、漫长的知识对话并从中厘定解决台湾问题的“真外交”交涉方向。当前，美国利用这种知识对话的缺失而展开敌视、蔑视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和地缘政治战略以谋求在东亚可持续驻军支撑的政治帝国地位，其利用台湾问题建构中国假想敌的战略意识形态并发展事实上的美台官方关系，虽然在其帝国利益形式上表现为对台湾、大陆分别推进军火销售和一般商品贸易，但在地区政治机制的意义上则是美日同盟压迫中国的冷战政治复活。
面向未来的理性选择
张毓强：阐释当下当然是立足于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交往的历史经验所展开的。然而，我们更需要一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判断的良好的问题意识，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当前与未来。在总体意义上，也就是我们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的中国”，并力图在互动中寻求一个理性的、有秩序感的、公平的“中国的世界”。在不同的战略意识下，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不同、实践的路径会有差异，进入的姿态当然也是不同的。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问题的不断出现与解决是常态。然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去把握？
王洪 ：一方面，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贸易与技术上的交往一定会越来越紧密。现代工业与信息社会的复杂分工状况，决定了大型经济体不可能从全球协作中脱离出去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同时，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也必须有赖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参与。简而言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在另一方面，中国的高速
崛起必然加速新旧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符合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周期性增长级轮动的普遍规律，但又是主导性工业中心从欧美向亚欧大陆转移的历史新阶段。冲突的性质也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冲突，而更多以文明和文化冲突的面貌出现。这些新的历史特征，使得预测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走向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我们将不能只顾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所熟悉的外部世界也将不再仅限于过去几十年间的欧美日。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将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和日常话语当中，而这本来也是在20世纪中国人曾经具有过的“亚非拉”视野，我们只不过需要将“亚非拉兄弟姐妹”重新回忆起来。
在后疫情时代，内外两个循环之间的关系，也将深度影响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处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与环境代价，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将成为中国道路、制度和文化是否能够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的重要基础。如何将这些为了人民的发展的中国经验传递给世界，进而汇聚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经验，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机遇。
刘建平：最为根本的是冷战政治所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要解决冷战话语修辞的对抗性问题。冷战政治的话语修辞特征是意识形态对抗，只有通过知识对话提供新的价值论证、达成和解的政治共识才能解构这种对抗。如果说由于战后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现实的政治、外交冲突，中日两国还曾组织过“历史共同研究”之类政府推动的知识对话的话，那么，中美关系的问题意识则根本欠缺朝鲜战争后的历史坐标和相应的战后处理觉悟，这种学术荒废造成思考中美关系结构的知识绝产，知识无生产的对话失能则导致“恶本质主义”的简单化意识形态敌视归因和政治攻击性话语的象征暴力对抗。而国家间的象征暴力对抗被同盟地缘战略所利用，冷战政治的利益再生产机制就形成了。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为了使中美关系摆脱冷战政治陷阱，解决台湾问题所必需的盟国对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战后处理国际法进程不能无限期搁置，因此要确立相应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对话构成的国际传播战略。在中国，确立这种国际传播战略有必要纠正媒体中心主义的舆论宣传偏向，而重新认识学术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即认识到学术不仅在知识生产和社会教育的意义上决定了国民的认知和思想能力，而且在国家外交行政体制和媒体产业之外进行着广义的外交政策思想、国家间关系的信息生产和舆论生产。学术是一个民族可能存在思想的知识前提；没有民族的学术，知识生产依附于他国则丧失对话能力，必然导致种种迷信盲从或教条主义而损害尊严和利益，这是近代化过程中的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了民族独立但仍然残留着后殖民性的文化病灶所在。在这种意义上，知识生产和知识对话的能力也是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前提。必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毁灭性威慑确保和平的大国政治体制下，人类历史曾经的人体战、机械战等物质暴力战争已经得到遏制，征服思想的信息战成为了主要的权力形式，而信息战则由人体战、机械战时代的情报战和宣传战发展为知识话语形式的国际传播。可以说，知识生产和知识对话构成的国际传播能力决定着未来的世界秩序和民族命运。
张毓强：国际传播在根本意义上是国际关系的处理问题，独立的知识生产与理性知识对话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背后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将这一问题作为国家传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来讨论，本身确实应该在经验性的基础上，寻找更多的关键性案例去阐释清楚这一问题。当然这背后的问题，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政治文化特征等很多方面都会有所映射和体现，其本身就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一个部分。本次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尝试，旨在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学科和知识背景下讨论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并寻求基于确定性的、准确的经验性材料的实证性研究。这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主体性知识生产的一个部分。对后续的讨论，我们保持期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9AX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