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逆全球化风潮折射出全球化发展规律

International Studies - - 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 -

对于逆全球化风潮的影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乐观论与悲观论两种观点都说出了一些道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看,乐观论是正确的,因为随着人类相互交往关系及科技发展,世界相互依存加强是历史大趋势。但从每个时期、每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看,悲观论的看法亦不无道理,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历来都是以螺旋方式演进,充满了曲折,经常出现阶段性的停滞甚至后退。分析逆全球化风潮对全球化影响时,要注意区别这两种视角,否则易将这两种概念讨论的问题混为一谈。目前争议的焦点不是社会历史长远趋势问题,而是现阶段全球化进程如何发展。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全球化具有可逆属性。全球化在19世纪曾经历了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9 世纪初,全球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1820—1850年,全球贸易以大约年均2.3% 的速度增长。1850—1870 年,这一速度上升到 5%。整个 19世纪,全球贸易增长快于世界收入的增长。对所有西方国家来说,至 19世纪中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5%,而到 1880 年则达到10%。这种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工业革命推动贸易保护减少和交通运输成本降低,极大刺激了贸易的扩展。[1] 19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化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于铁路和航运极大改善了国际交通运输状况,海外投资和技术扩散促进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国际市场竞争,工业化带来原材料需求急剧上升。到1913 年,有

[1]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 217 页。

15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国际贸易,而19世纪早期这个数字还不到1913 年的一半。[1] 19 世纪 70年代确立的金本位制保证了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世界贸易量在 1870—1914 年以大约年均 3.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世界产出的年均增长大约是2.7%。库兹涅茨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出口的价值占全球收入的16%-17%。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贸易强度显著增加不仅体现于发达经济体,也包括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例如,拉丁美洲的出口在1860—1900 年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0% 大幅上升到18%,亚洲经济更从大约 1% 上升到5%,非洲经济则处于上述二者之间。这一时期虽然不存在当今这样制度化的国际贸易体制,但日益扩展的贸易产生了统一贸易标准和规则的需求。在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

共同的贸易标准和惯例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2]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 19世纪开始的那轮全球化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指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正是由于世界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相互依存关系与日俱增,当时许多人认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而,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引起的重重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化在一战前就放缓了脚步。当时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如许多国家1914 年的关税率高于 1878 年的关税率。一战以后,崩溃的世界贸易体系与国际支付体系迟迟未能重建起来。取代一战中瓦解的金本位制的是一个个排他性货币堡垒,如英镑区、美元区、马克区,等等。全球化停滞并倒退了。1913—1929年这段时期,世界贸易仅以 2.2%的速度增长,大约与产出一致,但远低于19 世纪的增长率。1929 年大萧条发生后,贸易保护主义席卷全球,各国纷纷抛弃最惠国待遇原则,重筑壁垒,奉行损人利己的歧视性政策,导致世界贸易急剧下滑。1929—1937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跌到0.4%,而同期世界产出也仅以年均 0.8% 的低速增

长。[3]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全球化才再度兴起。

[1]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17-218页。 [2] 同上,第 218-220 页。 [3] 同上,第 221 页。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化虽然反映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大趋势,但全球化的阶段性进程总是崎岖坎坷的,

“可逆性是全球化的应有属性”。[1] 为什么全球化存在可逆性?从本质上看,原因在于迄今为止的全球化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因此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种种不平衡问题,造成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有关矛盾若迟迟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一定水平,就将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对全球化进程形成阻力和冲击。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反映的就是这种性质的矛盾。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20年前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曾指出,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存在着五个关于全球化的神话,它们遮蔽和扭曲了对于全球化的全面认识。这五个神话是:“全球化等于自由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全球化将在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全球化将扼杀民主主义;

全球化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或坏事)”。[2] 这五个所谓“神话”,当时主要出自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对全球化尚持积极态度的美国。耐人寻味的是,“经济全球化曾经被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潘

多拉的盒子”。[3]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全球化的某些“神话”在西方国家淡出的同时,却在某些新兴国家风行起来,如认为全球化不可逆转,全球化必然使每一个国家都受益,等等。当前新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支持和维护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为此不遗余力地强调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但如果因此对全球化理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在如何应对全球化显现的问题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把在西方国家业已破灭的某些关于全球化的“神话”轻率地接过来传播,对于认识和引导全球化发展有误导作用。

全球化进程之所以具有可逆性,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史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由于这些偏颇,全球化并不一定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全球化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对某些国家更为有利,而对另

[1] 徐秀军:“治理‘赤字’助长分配不均”,《人民日报》2017年4月 14日,第23版。

[2] 托夫勒夫妇:“全球化神话的陷阱”,刊载于《读卖新闻》(日本)1998年 11 月2日,转引自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 25 页。

[3]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 1 月 17日,瑞士达沃斯。

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元素增多。应当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态度的调整与全球化的这次转型是个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次转型的初期,中国是抱着迟疑态度小心谨慎地参与到全球化中去的,正如习近平所说,“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

[1]过忐忑”。 当时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与当今西方的逆全球化思潮不无类似之处。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还有许多人担心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与当年相比,如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调换了位置。但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既给全球化增添了新的动力,也使全球化孕育和积累出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

近代以来全球化发展史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而不同形态的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很不平衡。离开特定时期全球化的具体形态,抽象地谈论和判断全球化是否对每个国家都有利,是脱离实际的伪命题,对于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全球化健康发展没有帮助,反而易产生误导。其次,由于全球化利益分配存在不平衡,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向来存在明显差异,同一类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也存在显著差异。批评、质疑甚至是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历来就存在,只不过在过去大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现在则转移到了发达国家。每一个时期的逆全球化思潮都是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待这种思潮的理性态度应该是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不是随意地给其贴上“民粹”标签加以批判。最后,不同时期产生的特定形态的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如果一定形态的全球化产生的矛盾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发更大冲突,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停滞甚至发生系统崩溃。相反,如果能够找到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使全球化实现转型,则全球化不仅可以持续,而且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以上几点可以说是历史经验揭示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发展规律。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 年 1 月 17日,瑞士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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