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开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International Studies - - 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 -

20 世纪 80年代后,邓小平领导实施了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调整,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为中国外交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1. 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三大任务:在国内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此确立了“三步走”的宏伟目标。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由于国内工业发展停滞、农业歉收、外交孤立等原因,苏联对外扩张受阻,逐步由咄咄逼人的攻势转为守势。美国则由收缩逐步转向攻势,同卡特时期以“缓和”求和平不同,里根政府更强调“以实力求和平”,“恢复美国的战略威慑地位”,以抗击苏联扩张。从宏观国际形势看,美苏关系进入了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势均力敌”战略态势。西欧、日本及第三世界各国发展迅速,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独立力量,全球政治格局逐渐从两极向多极发展。 2.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外交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中国领导人认为,美苏争夺已经相对缓和,双方既争夺又对话,世界和平有望得到长期维护。由于中国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且已成为独立于美苏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同美苏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势必影响世界战略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继续奉行“一条线”战略已不再适宜。 中国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目的在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尽可能长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

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此次外交战略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的新特点。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 “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不再是“一条线”的联合,而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美国屡屡干涉中国内政也是促使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因素之一。里根政府上台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地位的原有估计,主张强化与台湾关系,顽固坚持对台出售武器,中方就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82 年 8月中美发表的《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考虑到售台武器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中方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展现了灵活性,没有坚持美国停售期限。但中方立场明确: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使“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也“不会吞下去”。 中国外交政策虽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但对美政策并非与之“重新交恶”,而是坚持谋求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使中美关系稳步发展。20世纪 80年代,中美之间进行了多次高层互访。1984年 4月里根总统访华,邓小平肯定了中美关系良好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同时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1989 年 2月布什总统访华,中方表示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指导下,扩大和深化各方面合作,中美关系须“增进信任、减少麻烦”。 3. 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2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成果卓著。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发展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正常关系。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198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中国逐渐缓和了对苏关系,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9年 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中苏两国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全面推进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增强了自身国际战略地位。中国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关系,在处理某些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主张,既坚持了原则,又讲究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引领下,中国政府积极推进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妥善解决。1984年 12月,中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 年 12 月 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港澳回归,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成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彻底结束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必须不断完善全方位、随着邓小平理论不断深入人心,中国国内思想进一步统一,普遍认识到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从1978 年到 1989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 亿美元增加至 1116 亿美元。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国际格局骤变的考验1.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极大地冲击了原有国际关系格局,世界体系进入动荡重组的新时期。80年代末,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以各种手段施压,联合实施所谓“制裁”措施。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历经波折,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面临严峻考验。 在这场国际风云剧变中,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总原则的基础上,深刻全面调整相关政策。面对西方国家的施压和制裁,邓小平总揽全局,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外交战略方针,随后又增加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构成“28字方针”。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坚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以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脱的态度,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为中国经济建

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与周边环境。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同时,从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大局出发,稳妥谋求改善外部环境并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美2.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确保经济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国对华实施“制裁”严重冲击和损害了两国关系,面对强权政治的施压和挑战,中国外交不信邪、不怕压,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尊严,迫使布什政府在政治上持续对华施压的同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延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坚持把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中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3年 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并达成共识: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 世纪。1994年5月,美国政府提出对华接触政策,宣布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1995年 6月,李登辉访美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跌至低点,中方本着“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精神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坚持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8年6月至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双方进一步明确了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克林顿公开承诺对台“三不”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5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5硝烟未尽,美国国会又抛出“考克斯报告”,诬称中国“窃取”美“核机密”月 8在世纪之交,美国“新干涉主义”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1999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了中国月 25日,“炸馆事件”年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中方对这一无中生有的污蔑予以严正驳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得到修复和发展:1999年 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达成协议,为中国最终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在中国政府严正交涉下,中美两国代表就“炸馆事件”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问题举行多轮谈判,最终于2000 年 12月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2000 年 9 月和 11月,中美元首分别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2000年 10月,克林顿签署了对华永久正

常贸易关系法案,使此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法律。据此,美国终止了按《1974年贸易法》相关条款对华“最惠国待遇”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小布什政府一度公开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9·11”事件后,中方及2001年4月,美国军用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海域发生“撞机事件”后,时致电美领导人,表示愿协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两国关系得以转圜,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经过15 年的艰苦努力,2001 年 11 月,多哈 WTO第四届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3. 中国外交取得全方位进展。1991年,苏联政局发生剧变,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率先宣布独立。同年年底,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分别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原则立场,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邻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不仅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周边环境,也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上,中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在经济上,中国按照“平等互利、讲求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增进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中东,中国全面均衡发展同各国关系,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在非洲,中国遵循对非发展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1998年 1月与南非正式建交。中国同拉美国家关系也不断发展,至20世纪末拉美同中国建交国家增至19个,中拉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长足进展。 20 世纪 80年代末期以来,西欧发达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一度追随美国对华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严重倒退,经贸合作受挫。90年代,欧美关系出现新动向,欧洲离心倾向加剧。欧洲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重要作用,决定解除大部分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恢复并提升对华关系,中欧政治关系由此进入了重要发展时期。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发展同西欧关系四项原则:面向2l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1995年 7月,欧盟通过了《欧盟与中国关系长期政策》报告,置中国于优先发展关系的重要位置。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同中东欧各国不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提倡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带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同时,中日两国多维度的接触和交流也相当频繁。1998年 11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两国政府发表了又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宣言》。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三)21世纪之初中国外交开新局

1.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趋向和平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不少地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尤其是南北差距继续拉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给国际事务带来负面影响。传统安全威胁未减,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外交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治国方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加注重科学发展,从以前强调“快字当头”转为注重“又好又快”的平衡发展。面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沉着应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经济发展稳健前行。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外汇储备连续七年名列全球第一,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居第二位。中国外交继续秉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宗旨,同各国人民一道,

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2. 创新外交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的新境界:一是深化对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二是明确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方略;三是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四是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五是进一步探索完善中国外交总体谋篇布局。在外交理念上,中国主张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各国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协商解决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中国坚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其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的主导地位。中国提出“以相互安全为前提,以均衡发展为基础,以公认法理为保障,以对话合作为手段,以共同繁荣为目标”,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政治上,中国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中国鼓励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在文化上,中国主张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中国推行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在环保上,中国注重相互帮助、协力推进。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开创对外关系新局面,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以自己的发展推动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的融汇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积极参加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参与并签署多项国际条约和协定。在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多边舞台上,中国积极参与并阐明其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中国持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倡导通过磋商协作解决经贸摩擦。 3. 谋划外交新布局。国际关系缓和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既坚持“韬光养晦”,又注重“有所作为”,强调以“和平、发展、合作”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国坚持发展全方位外交,形成了“大国为关键、周边国家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

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基本格局。 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中国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创设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十多个双边对话合作机制,以积极探寻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并就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坚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处理中俄关系,以积极落实两国关系未来十年发展规划为中心任务,相互支持、全面合作、世代友好,不断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中国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展,不断充实与拓展其内涵。中国稳步推进同中东欧等国政治关系和务实合作。中国加强同新兴经济体协调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更上一层楼。各大国普遍增加了对中国的借重与合作。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不断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积极促进区域合作深入机制化。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重视改善同东南亚邻国关系,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国积极推动形成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为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独特作用。中日两国开启了战略互惠关系,但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引发双边关系跌宕起伏。 固和发展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的建立和深化,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务实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非合作论坛进一步巩成为促进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全面展开的平台。中国同拉美、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亦不断深化。同时,中国还加强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协调与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充实、完善。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治理的主要平台。作为 G20创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积极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在叙利亚、伊朗核、南北苏丹关系等问题上,中国积极劝和促谈,推动问题解决。中国还深入开展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有效打击了“台独”、“藏独”、“东突独”等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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