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
凌胜利
〔提 要〕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面临权力竞争、机制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挑战，需要循序渐进，从观念共识到共同行动，从机制对话到机制协调，从大国协调到机制统筹，最终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良好运筹，中国应该通过“双重协调”战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关 键 词〕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外交、双重协调〔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期
周边地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居首要地位。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2013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国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可以被视为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及“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 3月，李克强总理
*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联盟的转型与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YJCGJW004）和北京市社科青年项目“亚洲新安全观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项目编号：15KDC04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不过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是远景目标，期间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直至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三个阶段，而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则是其中极为重要却也极为艰难的一环。为了更好地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中国不仅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还谋求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建设，这一系列举措都有助于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本文试图对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发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1]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把握国际发展趋势，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双边外交、地区外交、周边外交等多层次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内核[ 2]，是新时期的重要外交理
念，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定位的新诉求。[3]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远景目标，但关键还在于如何实现。在出访东南亚期间，习近平曾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过四点主张：一是共同维护和平安宁，为亚洲各国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条件；二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为彼此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能；三是积极开展安全合作，共谋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邻国相处之
[4]道；四是不断巩固人缘相亲，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 这四点主张涉及和平与发展、安全与人文。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实际上主要是指安
[1] 于洪君：“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当代世界》2013 年第 12 期，第 12 页。[2] 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 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 1期，第 10 页。
[3] 王毅：“2015 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新华网，2015 年 12 月12 日， KWWS H V L K D HW FRP RUOG FB KWP。（上网时间：2017 年 2月 10 日）
[4] “习近平访越、新：建设命运共同体 周边先行”，人民网，2015年 11 月 10 日， KWWS IM SHRSOH FRP F F KWPO。（上网时间：2016 年 12 月 25 日）
全合作，对安全的重视可见一斑。由于周边地区基本属于亚洲地区，有关亚洲命运共同体对安全合作的强调也同样适用于周边命运共同体。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指出构建命运共同体要注重安全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亚
[1]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要摒弃冷战思维，
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由此可见，安全合作成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内容，周边安全共同体成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阶段。 在周边安全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邻国众多的国家，周边地区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同时也是中国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试验区。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总体保持良好关系，但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复杂，既有冷战遗产，也有现实热点；既有传统安全的困扰，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牵绊；既有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又有大国与小国间的不对称困境；同时还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加之大国介入，周边地区时有动荡。如何解决诸多周边安全问题关系到周边地区能否实现和平与稳定，也关系到周边安全共同体能否实现，最终也关乎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否建成。 学者们的研究也基本持相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应从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三个方向努力前进。[ 3]“命运共同体有多方面的深厚内容，从建设的过程来说，需要经历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然后才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成熟的
命运共同体。” [4]尽管学界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存在分歧，但大多意识到安
[1] “李克强阐述亚洲共同体三大内涵：利益 命运 责任”，网易财经，2014年 4 月10 日， KWWS PR H FRP 3))0-,3 - KWPO。（上网时间：2017年2月15日）
[2]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15年 3 月 29 日， KWWS H V L K D HW FRP SROLWLFV FB KWP。（上网时间：2016年 12 月 20 日） [3] 刘宗义：“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 48-51 页。[4] 周方银：“命运共同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元素”，《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 33 页。
全共同体的构建对于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必不可少。综上所述，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宏伟工程，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对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言，同样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具体而言，一是周边利益共同体，通过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利益交融，形成利益攸关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周边安全共同体，不断加强战略沟通，谋求共担责任，形成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三是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不断促进人文交流，增强集体认同，形成难分彼此的命运共同体。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能否解决经济与安全二元分化的现实难题，也事关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由此，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 为了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加强中国—东盟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整体而言，目前中国正多措并举地推动周边利益共同体构建，促进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利益交融。而最为关键的就是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其目标是周边各国放弃使用武力，实现安全观念与安全实践上的共同安全。
二、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中国周边安全日趋复杂，与其在权力、观念和制度等方面面临的竞争有很大关系，这也成为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权力竞争
美日印俄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四个重要大国。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对华战略防范和遏制的一面增强。美国不仅强化了其既有联盟体系，还不断拓展安全伙伴并增强其对地区多边安全制度的参与，这使得美国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更加显著。日本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国家，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岛屿争端、地区主导权等方面存在分歧。近年来日本基于东亚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而加强了在地区安全中的参与，不仅强化美日联盟，
[1]还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加强安全联系。 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不容低估。印度是中国西南周边重要的近邻。印度由“东向战略”向“东进战略”转变，不断加强与东盟和日韩澳等亚太国家的关系，尽管印度长期的安全孤立主义使得其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安全合作时保持谨慎的态
度， [2]但印度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影响日渐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这也使得俄罗斯在中国周边安全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稳定的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基础。此外，欧盟想通过软实力的方式在亚洲安全中发挥作用，不过在传统安全领域，其
效果微乎其微。[3]
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周边地区的大国互动持续深化，竞合态势加速分化。一方面是中俄、美印、美日的战略合作加速发展，
[4]另一方面是美俄、中美、中日大国间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也日益加剧。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周边安全的复杂性，也显著地影响了周边安全合作及周边安全机制。
（二）机制竞争
中国的周边地区并非缺乏安全机制，而是安全机制相对松散，各种安全机制相互竞争，使得周边地区的安全机制存在“碎片化”现象，机制效率非
[5]常低下，难以有效地发挥安全治理的效能。目前亚太地区主要存在五类安全机制，包括联盟、安全论坛、安全热点
[1] LFKL RVR D -DSD V 1H 6HF ULW /HJLVODWLR :KDW RHV 7KLV 0HD WR (DVW VLD 6HF UL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9RO 1R SS
[2] 5DMD 0RKD 8 FHUWDL 7U PSHW , GLD V 5ROH L 6R WKHDVW VLD 6HF ULW India Review 9RO 1R SS
[3] HO HUNRIVN 7KH ( URSHD 8 LR (8 L VLD 6HF ULW FWRU LWK D 3 FK RU LVWD W VWD GHU Asia-pacific Review, 9RO 1R SS
[4] 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7）：大国关系与地区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页。
[5] 7 - 3HPSHO 6RIW DOD FL J HGJL J D G , VWLW WLR DO DU L LVP 7KH (FR RPLF 6HF ULW 1H V D G (DVW VLD 5HJLR DOLVP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RO 1R SS
[1]专门机制、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和安全对话机制。 周边地区的安全机制依据地区力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美国主导的联盟机制；二是东盟主导的集体安全机制；三是中国参与协调的多边安全机制。除联盟外，其他多边安
全机制都比较松散，其主要特点是成员广泛，具有一定的沟通作用， [2] 但安全治理效力有限。 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由来已久，是目前亚太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安全效力最强的地区安全机制。但是，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排他性，造成了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分裂，不利于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不过任何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如果不能适当的包容、吸纳和融合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
东盟以其特有的“东盟方式”打造了以东盟为平台的集体安全机制。这种低制度化、低效力的安全合作形式，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持续的协商平台。特别是在中美等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盟作为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就愈发显得重要。但受大国竞争加剧的影响，东
[3]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遭到了冲击。对于东盟而言，其并不谋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而是更关注东盟在地区
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4] 相对而言，中国参与周边地区安全机制创设的时间较短，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与提供意愿都在显著增强。中国参与的周边安全合作机制倡导多边协商、大国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为了促进周边一些棘手安全问题的解决，中国还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
[1] 刘振民：“完善区域安全架构，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第 1-4 页。[2] 李开盛：“机制协调与未来亚洲安全架构”，《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第4-5页。[3] 任远喆：“亚大地区安全结构转型与东盟的角色”，《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第 33 页。[4]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67-70 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区域、非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共同促进了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的安全合作机制。不过诸多机制并未有效协同，甚至一些安全机制还存在封闭性甚至竞争性，安全机制与安全问
[1]题之间存在不匹配性并损害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治理。
（三）观念竞争
[2]安全观念对于安全机制建设尤为重要。 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安全观念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其一是联盟安全观与非联盟安全观。以联盟的方式实现安全存在针对性
[3]和排他性的特点，这也使得当前联盟弊端与不适应性显著增加。 而非联盟安全观则注意到了联盟安全所导致的地区合作分裂，因而倡导通过非联盟形式来实现安全合作。安全伙伴、大国协调等安全机制可以被视为非联盟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对于中国的周边安全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而言，美国的亚太联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突破美国亚太联盟的排他性、针对性并在安全合作上更具包容性，将是周边地区安全合作能否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二是共同安全与发展安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需要各国具有“共同安全”的观念，并且为了“共同安全”而进行合作。国家之间形成共同安全的共识是有条件的，与国家的战略文化、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主要是由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来
[4]决定的。 不过即便都是发展中国家，其各自的安全观念也深受发展差异的影响。对于中国周边各国而言，尽管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各自的发展差异非常显著，因而各国对于安全的需求也截然不同，这就使得周边各国在共同安全诉求上很难高度契合，只能在军事安全等核心安全的需求上才能达成一致，却很难在广泛的总体安全需求进而形成共同安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就深受共同安全观念缺乏的
[1] 李开盛：“机制协调与未来亚洲安全架构”，第7-10 页。[2] 刘振民：“完善区域安全架构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第1-4 页。[3] 凌胜利：“联盟之后——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 年第 1期，第 1-3 页。[4] 钟飞腾：“发展型安全：中国的一项大战略”，《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16页。
[1]影响。 如何克服发展差异造成的安全观念的分歧，减少安全分歧对安全合作的制约，都需要协调好共同安全与发展安全的鸿沟。 其三是合作安全与协调安全。合作安全要求各国能够平等参与安全合作，大国和小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区别；协调安全则要求大国发挥主导性作用，小国处于次要地位。合作安全强调各国通过合作来实现安全，但合作往往不会自动形成，而是存在交易成本等问题。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合作安全而言，目前大多是比较松散的低层次安全合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国竞争导致安全合作的分裂以及安全机制的碎片化，因而大国协调对于安全合作的实现很有必要。对于周边地区安全合作而言，没有大国协调的牵引，安全合作缺乏动力；但没有中小国家的积极参与，周边安全治理又缺少合法性，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也不太可能。因此，如何处理合作安全与协调安全之间的矛盾就变得极为重要。 基于上述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因素的分析，权力、机制、观念三个领域的竞争对于周边安全都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这三者之间也相互影响。为了化解上述三个领域的竞争，推动周边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观念分歧、机制牵制、大国竞争等挑战。
三、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如何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以及周边安全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影响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两个重要维度。周边安全共同体的主要目标关系到周边安全共同体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难度。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底线目标应该是实现成员国之间放弃战争；而更高的目标则是谋求成员国间在传统安全领域和共识程度较高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共同安全。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从观念共识、协同行动到机制协调。
[1] 刘胜湘、张楠：“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东南多边安全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 37-38 页。
（一）凝聚安全观念共识
中国周边安全合作的受限很大程度上是安全观念的分歧所致。中国可以继续推动“新安全观”和“亚洲新安全观”为周边更多国家所认可，前者代表了安全合作的方式，后者体现了对安全性质的认知。2013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周边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要坚持互信、互利、
[1]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 2017年初发布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则提倡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2]两者各有侧重，可以结合成为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念指导。 在周边地区的诸多安全观念当中，如何化解联盟安全观的分歧最为关键。不过随着安全范围的不断拓展，基于军事安全而形成的联盟安全观的弊端也不断呈现，这也会促使拥有军事联盟的国家也有意愿参与到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当中，使得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合作性、共同性的安全观念为更多国家所认可，这也为中国与周边各国凝聚安全共识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何解决好共同安全与发展安全的观念分歧，需要依靠不断地进行安全观念的沟通并积极促进共同发展来解决。前者可以通过领导人、智库、学者等多轨道开展安全观念的探讨，增进安全观念的共识；后者则是通过共同发展来缩小发展差异对安全观念认知的影响。在合作安全与协调安全的分歧上，要通过在安全合作中既肯定大国协调的重要作用，又要尊重中小国家的参与价值，让彼此都意识到两种安全观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总之，凝聚安全观念共识需要通过政界、学界等多轨道的不断沟通，同时也可以在具体的安全合作中不断增进安全观念认同。
（二）加强安全合作协同
对于周边安全合作而言，很多安全机制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基于安全合作实践的不断探索和总结而逐步形成，这就使得安全合作的过程尤为重要。对于安全合作而言，没有机制也可以产生合作，安全合作实践可以成为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 10 月 26 日，第3版。[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2017年 1月。
[1]安全合作制度生成的重要动力。 安全合作协同可以在缺乏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基于各自的默契、诉求、认知等形成合作，这些合作主要源自行为体各方的自愿，缺乏安全机制的统一协调和指导，但彼此间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国的政策效果也会进行沟通、协作，从而提升安全实践的聚合作用。从目前周边地区存在的一些安全机制来看，很多都是在安全合作协同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主要是中俄与中亚国家在边境安全等问题上不断加强协同，随后拓展合作领域、增进互信，推动“上海五国”转变为更具效力的上海合作组织。为了解决阿富汗问题，中国也与美国、巴基斯坦就阿富汗安全问题不断进行磋商，最终形成了比较松散的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在东盟安全合作历程中，冷战结束前夕对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是大国与东盟各国就安全合作加强协调的重要成果，也为后来东盟地区论坛的形成做了铺垫。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最初也是设想通过各方安全合作协同的不断加强来构建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总之，相对于经济合作制度而言，国家对于安全合作制度的构建和参与更加谨慎，这也就使得安全合作制度往往最初需要经历安全合作实践的不断协同，慢慢形成约束力较低、比较松散的安全制度，最终通过安全互信的积累，推动安全合作制度效力的提升。从周边地区目前既有的安全制度来看，尽管一些安全制度被认为是“清谈”，
但依然可以通过形成关系网络、建立互惠机制从而发挥作用。[2] 这些低效力的安全制度实际上就是各国在安全合作实践中不断加强协同的结果。基于当前周边安全的复杂形势，新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创建和更具约束性的安全制度的形成并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就不会形成安全合作。在缺乏共同安全制度指导的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也可以不断展开一些安全合作，加强安全协同，对于大国协调和机制协调都有一定的价值。
[1]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对实践更加重视，秦亚青、朱立群等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研究中也强调实践的意义和过程的重要性，显然，在周边安全合作中，中国也要重视安全合作的实践和安全合作的过程。[2] 魏玲：“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清谈如何产生效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 10 期，第 39-58 页。
（三）促进安全机制的协调与融合
中国周边地区目前并不缺乏安全机制，上合组织可以被视为中国与周边
[1]国家安全合作机制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安全共同体； 六方会谈虽然目前尚未促成朝核问题的解决，但其责任并不在于六方会谈机制本身；南海问题各方目前正在不断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湄公河联合巡逻尽管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不错；中国与东盟在网络安全、恐怖主
义、贩毒、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也形成了一系列合作。[2] 除了这些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外，中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安全合作机制也在逐步发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已举行多轮，目前又新增了外交安全对话；中俄安全合作由来已久，两国军事演习日益增多，安全合作机制也不断丰富；东盟地区安
[1] . UDODL , DL DNRYD 7KH 6KD JKDL RRSHUDWLR 2UJD L DWLR V 5ROH L R WHUL J 7KUHDWV D G KDOOH JHV WR H WUDO VLD 5HJLR DO 6HF ULW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9RO 1R SS
[2] 陈邦瑜、韦红：“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社会科学家》2016 年第4期，第 43 页。
全论坛等次区域安全机制也存在较好的基础。总体来看，目前周边的许多安全问题久拖不决并非因为安全机制不够或无效，而是有国家间信任不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充分利用现有机制不断完善。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中国周
[1]边地区安全机制过剩，出现了相互限制的情况，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机制协调，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安全机制统筹。在周边地区，一些安全机制之间功能重合：一是在周边地区的不同次区域，一些安全机制的功能类同；二是一些安全机制因为主导力量的差异，尽管功能设置大同小
异，但彼此间相互竞争。[2]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需要适当推动机制间的协调，减少机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机制协调的初期需要大国协调
的推动，中美日之间的协调被认为是未来亚太安全合作的关键， [3] 周边地区安全机制的协调主要依靠中美日印俄五大国。机制协调也离不开机制成员国的共识，中小成员国的意见也需考虑，如对于上合组织是否扩容以及吸收哪些新成员，成员国之间就存在不同意见，一些潜在成员国因为一些小国的反
对而未能加入。[4]
（四）推动非传统安全机制创建
周边地区安全合作很难整齐划一地推进，不过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却难易有别。尽管推进周边地区的传统安全合作一时比较困难，但对于非传统安全合作，比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太空安全、打击海盗以及
[5]跨境犯罪等领域， 目前已具备一些较为开放的合作机制。发挥好周边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并不断促进周边地区包容性的非传统安全机制构建，不
[1] 徐进：“东亚多边安全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 92106页；李开盛：“机制协调与未来亚洲安全架构”，第1-14 页。
[2] Beih reener, “(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here to Irom here ,”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4, No. 1, 2009, pp. 13-17.
[3] (Ylyn oh, “ o -apan matters in the eyolying (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4, 2011, pp.887-902; Alan Dupont,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The National Interest, 0ay -une 2012, pp. 55-62.
[4] Roger N. 0cdermott, “7he Shanghai Cooperation 2rgani ation s ,mpact on Central Asian Security: A Vie Irom .a anhsta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9, No. 4, 2012, pp. 56-65.
[5] Rachel Baird, “7ransnational Security ,ssues in the Asian 0aritime (nyironment: Responding to 0aritime Pir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6, No. 5, 2012, pp. 501-513.
仅有利于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也同样有利于推动周边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外溢效用，学界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够促进传统安全合作，通过身份转变和对共同威胁的认知，非传统
[1]安全合作能够为安全共同体构建创造条件；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尽管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非国家威胁的出现为东亚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但仍然不足
以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足够动力。[2]对于周边安全共同体而言，传统安全合作和非传统安全合作可以协调推进，增加合作面对于凝聚安全共识、增进安全互信很有帮助，也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总之，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达成观念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合作，特别是形成基于制度的深度合作，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共同体。当然，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周边地区利益交融的加深，使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将变得得不偿失，禁用武力逐渐成为周边安全观念的共识；二是各国在共同安全观念上形成共识，通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合作以及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体谅，共同安全观念将是安全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基础；三是推动各次区域安全机制的逐渐并轨与融合，减少机制间内耗，利用并完善现有安全机制则是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制度基础；四是推动由“大国协调”向“机制协调”的不断演变，虽然大国协调是周边安全共同体的主要方式，但持久稳定的周边安全共同体更加依赖于机制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