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并没有被“焚尸扬灰”

Jishi - - 世界秘闻 - 文/叶永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后,遗体也被装入水晶棺,安葬在列宁墓之中。不过,斯大林的遗体在列宁墓里只安放了8个年头。1961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在一个深夜,斯大林的遗体被迅速地移出了列宁墓,然后又迅速地被移到列宁墓后面、克里姆林宫围墙脚下安葬。斯大林遗体究竟是怎样从列宁墓中被突然移出的?这曾经是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苏联有关当事人对此守口如瓶,讳莫如深,所以外界一无所知。俄罗斯报纸不久前披露了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的回忆,才把这神秘的一幕和盘托出。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是克格勃第九局的负责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就是扎哈罗夫奉命带人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抬出来装入棺材,是他在斯大林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正因为这样,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是迁葬斯大林遗体的重要当事人,他的回忆终于揭开这一世纪之谜。

苏共中央作出迁墓决定

建议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担任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说: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应当投票表决。有异议吗?” “没有。”声音从大厅的四面八方传来。“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一问题提 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的回忆如下: 1961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0月31日,党代会的最后一天,列宁格勒州州委第一书记斯皮里多诺夫登上讲台,在简短的发言之后 交表决。赞成斯皮里多诺夫同志建议的,请举手。好。反对的?没有!弃权的?也没有。建议一致通过!”会议大厅里一片沉寂,代表们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最后赫鲁晓夫打破了冷场,宣布代表大会闭

幕。但后来的事情表明,代表们一致通过并非事实:表决刚刚结束,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匆匆离开莫斯科,回到了格鲁吉亚。所以他没有参加对斯大林的安葬工作。1961年10月31日,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决议指出: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权力,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遗体保留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大规模违反法制和其他许多行为使得他的棺木再保存在列宁陵墓中成为不可能。”

并没有传说中的“焚尸扬灰”

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回忆说:棺材当天就做好了。木材表面都用黑色和红色绉纱包裹着,所以看上去棺材很不错,甚至很华贵。入夜红场禁止通行,然后士兵们开始挖墓穴…… 除姆扎瓦纳泽以外,迁葬委员会所有成员当晚二十二时都来到列宁墓,身着最高统帅服的斯大林躺在水晶棺里,八名军官抬起水晶棺,送到实验室。军官们从水晶棺上取下玻璃罩子,小心翼翼地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入棺材。可以看到,尽管经过防腐处理,斯大林的脸上还是出现了斑点儿。后来,莫斯科有传言,说斯大林的最高统帅服被脱下来了。这不是真的。没有谁给斯大林脱过衣服。只是什维尔尼克下令从制服上取下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勋章。另一枚苏联英雄勋章斯大林从来没有戴过,所以水晶棺里也没有。后来,什维尔尼克又下令把制服上的金纽扣换成黄铜扣子。什维尔尼克把取下的勋章和扣子都放在了一个专门存放斯大林勋章的房间里。当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棺材合上盖儿以后,什维尔尼克和贾瓦希什维利失声痛哭。棺材被抬了起来, 大家向出口走去。颇动感情的什维尔尼克被人搀扶着,跟在他后面的是贾瓦希什维利。除他俩以外,再没有人哭。军官们小心地把棺材放进用胶合板遮着的坟墓。坟墓填好了。上面竖起了一块白色大理石板,只简单地写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1879- 1953”。此后这块大理石板一直充当着墓碑,直到不久前才放上了斯大林的半身像。埋葬了斯大林,我们同迁葬委员会成员一起回到了克里姆林宫,什维尔尼克在那里签署了一项关于重新安葬斯大林的决定。后来我又随着军官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一起回到了列宁墓,把列宁的水晶棺重新安放在中央位置——斯大林1953年去世前放的位置。在我们到来之前,士兵们已经把刚刚摆放斯大林水晶棺的大理石地面擦拭干净了。前后仅用了一个小时,斯大林就从这里销声匿迹了。从当事人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传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实际上并非如此。赫鲁晓夫是经过苏共中央全会同意,作出迁葬斯大林的决定,这才派人迁葬的。这次迁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迁入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墓群之中,是为了表明斯大林不能享受像列宁那样的最高领袖地位,而是把他等同于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

定,帮助朝鲜建设钢厂、火电站、炼油厂等,输入装备、技术,提供贸易支持。

从“黄金发展”到“苦难行军”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起,朝鲜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并逐渐恶化。主要原因是:国际政局动乱特别是苏东剧变,让朝鲜对外贸易严重受挫;国际援助锐减,朝鲜自身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军工发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农田基建因年久失修导致抵御灾害的能力减弱;扩大军备导致工农业劳动力短缺;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封锁和经济制裁,朝鲜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的国际政治合作空间日渐萎缩等等。

90年代后,随着贸易环境日益恶化,朝鲜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锐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由于原料、燃料、电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设备运转率仅达到3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同朝鲜搞易货贸易,要求朝鲜支付硬通货来购买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不再提供化肥,朝鲜的粮食产量激减,燃油不足迫使机械化的农场重新回归手工劳动。此外,连年天灾,朝鲜经济陷入衰退,进入“苦难行军时期”。朝鲜经济以来自中国的援助为主要支

撑,以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为例,从1991年开始,中国取代苏联,成为对朝原油供应的惟一支柱,每年向朝输送约50万吨石油,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80%。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就朝鲜自然资源、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和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强国之梦的,如果经济发展战略正确,政策得体,并将经济发展体系融入国际社会,恢复往日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大国”并非妄言。也许朝鲜会把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为榜样,那时经济极端困难、国际环境极度孤立的中国强调自力更生精神,在压缩民生空间的情况下开发原子弹,最终走出困境。但历史不能作简单的类比,朝鲜的现状与当年的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自力更生”的国策面前,美国的“封锁”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中国的发展壮大。朝鲜则不同,国土小,人口少,自然环境恶劣,缺少耕地良田,粮食很难自给,虽有矿产资源,若失去国际交换市场,国家经济将难以为继。60年代冷战时期促使各大国开发核武器自保与现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完全不同,现在开发核武器破坏稳定局面在国际社会无疑是不得人心的。

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东海饿狼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岛,一场飓风带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 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 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定位其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 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政府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

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 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 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 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 最幸运的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抗俄还是抗日?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清展开。“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最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

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政府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 “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 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得新疆 失琉球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Dr. Macartney)、

日意格(M. Prosper Giquel)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 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 1877~ 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浑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Lord Dufferin)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李鸿章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的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 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日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盯上了丝绸之路上的财富,开始大举入侵欧洲。公元5世纪中叶,匈人领袖阿提拉率兵出征罗马。阿提拉在夺取多瑙河北部之后,曾侵略巴尔干半岛达15年之久。为此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得不向匈人纳贡以换取和平,后者由此获得了大批的珠宝和黄金。被丝绸之路上的财富所吸引的匈人肆虐了近一个世纪,最终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整个帝国的文明几乎回到了史前时代。

5、基督教的扩张与传播

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成了各种信仰、观念和宗教彼此冲突、彼此争夺的焦点。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竞争格局似乎变得明朗,基督教长驱直入地向亚洲进军。公元635年,远赴中国的传教士们成功说服皇帝取消对基督教的抵制,并让它成为合法信仰。基督教的分支景教终于开始在丝绸之路上的起点传播。

6、伊斯兰教的辉煌

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富有的人们掀起了一场学术研究热潮。许多并非穆斯林的杰出学者被召集到巴格达的皇宫中,或被吸引到遍布丝绸之路的顶级学术中心,如布哈拉、梅尔夫、贡德沙普尔和加兹尼等城市。学者们在那里从事 数学、哲学、物理、地理等一系列专业领域的研究。

7、蒙古人西征

13世纪初,在成吉思汗与其子孙的领导下,蒙古人的铁蹄沿着丝绸之路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与恐怖的屠杀同样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蒙古人统治世界的智慧。他们用低税率鼓励丝绸之路上横跨欧亚的贸易,他们用军事统治消除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隔阂,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8、黑死病的传播

14世纪,是被黑死病笼罩的时代。连接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变成了传播黑死病的死亡之路。1347年,疾病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地中海。病菌都是通过避难回家的商人传入的。当西西里岛的梅西纳人意识到回来的热那亚人状况异常时(满身满脸的脓包),已经为时太晚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呕吐、咳血,然后死亡。

9、美洲大发现

15世纪末,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大量黄金为这一时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资金来源,各国开始不断组织航海家探索未知的海洋世界。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大航海时代。

他在大西洋彼岸的发现让欧洲备感兴奋。“我们发现了印度恒河以外的陆地和岛屿。”他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写信说道。哥伦布在美洲的发现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掠夺为欧洲进入工业社会注入了原始资本。

10、美国独立战争

1770年,孟加拉发生了毁灭性的饥荒。控制丝绸之路的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被大量抛售,处于破产的边缘。紧急的磋商之后,伦敦方面认为丝绸之路实在太重要,东印度公司绝不能垮掉,必须采取应急措施。然而,援助行动需要筹集大量现金,于是英国将目光投向了北美的殖民地,由此颁布了《茶叶法案》。正是这一法案点燃了大西洋彼岸定居者的怒火。从美国人的立场看,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有着特定的美洲背景。但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英国在丝绸之路的政策失衡。

11、英国成为海上霸主

西班牙与葡萄牙在16世纪的成功让英国人备感受挫,他们竭尽全力提升航海技术,谄媚地送礼物给奥斯曼帝国苏丹以及波斯国王,只为在丝绸之路上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募集私有资金,英国成立了一些新的贸易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取得垄断地位。靠着从丝绸之路上不断攫取财富,一个北大西洋上的岛屿渐渐开始左右国际事务,成为一个控制着1/4个地球的日不落帝国。

12、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随着欧洲各国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丝绸之路以东,处于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终于开始出现盛极而衰的迹象,它的掌控开始放松。为了维持其在丝绸之路上的统治,英国不得不与欧洲甚至全球的竞争对手展开赌博性的冒险游戏,其赌注也变得越来越高。到了1914年,事态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连帝国本身的命运都被押在了一场爆发在欧洲的战事上——一战爆发了。

13、第二次世界大战

20世纪30年代,为了构建一个长久的强国,希特勒急于得到资源。问题是,德国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进入大西洋与美国、非洲和亚洲开展贸易,因此希特勒将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东方。他之所以与当时的苏联和解,是因为这样就可以打通属于他自己的丝绸之路。但是,国内农业产量的不足是德国的一个明显的软肋。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入侵,之后为了获得丝绸之路上更多的小麦,他做出了一个以数百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的决定:入侵苏联。

14、美苏冷战

1946年,打败德国之后,苏联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和资源,开始将目光集中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国家身上。美国人也关注着这一地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绝对不允许苏联将这些国家收入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及丝绸之路的支配权,苏联与美国开始了长久的冷战。

西汉召开“盐铁会议”激辩盐政

为了避免秦朝严刑峻法覆国的命运,汉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开放盐禁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弛山泽之禁”,意味着食盐国营政策被取消,民间可以“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盐官不再承担食盐的产、运、销,只负责征收盐税。汉武帝时,长期的对外卫国战争致使国库日渐空虚。于是,武帝把目光投入到利润丰厚的盐铁业,重新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以图创收。对于私自煮盐的人,除了没收“作案工具”外,还要处以“釱(音雀)左趾”,即给左脚戴上镣铐的惩罚。官府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转手又高价出售,食盐价格猛涨,百姓买不起,只能“淡食”。食盐运输等劳役也要征发百姓,这些都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汉武帝死后,西汉实际领导人霍光对武帝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思,但以御史大夫、盐铁国营的主要支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小撮顽固分子,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召集各郡国专家60余人,到长安与桑弘羊等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学者桓宽将其编辑为《盐铁论》一书。此后,尽管对武帝的 很多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盐铁国营并没有被废止。王莽时期,食盐国营出现松动:富商大贾贿赂地方官府,开始公开或半公开的“盗煮”。王莽新朝地皇三年(22年),再次废止了“食盐国营”,直到曹操重新施行“国营”,食盐私营持续了180多年。当然,这种私营,也多为地方土豪、强人所掌握。三国魏晋时期,各个政权吸取了春秋战国东方诸国“不煮盐无以富国家”的教训,纷纷推行军事强制性的“国营”或“军营”政策。

唐人发明榷盐法:食盐国家专卖

隋到唐前期,和汉初一样,采取官少管、促生产的执政理念。隋文帝立国第三年就宣布废除了盐禁,凡是盐池、盐井,政府“与百姓共之”。唐初诸帝也基本继承了这一方针。直到唐代中期,唐玄宗开始败家,导致财政赤字,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但唐中期后的食盐国营制度,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叫做“榷盐法”。所谓“榷盐法”,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由以

前的官运、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也就是说,盐民生产食盐,政府低价买来,再高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这样,政府不但控制了食盐的货源,也掌握了食盐的批发环节。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期,盐政的税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左右,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后,虽然盐政多有变化、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更加细致,除元代一会儿商运商销、一会儿官运官销外,其他朝代大体都遵循了榷盐专卖制度。

改变中国历史的私盐贩子

历经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盐的专卖制度进一步得到强化,食盐专营及其盐课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盐运使一向是个肥缺,制售贩卖私盐的行为虽然受到政府一再打压,但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仍旧不绝如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盐业专卖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风的官民斗争史。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职业,就是私盐贩子。有些私盐贩子直接参与了农民起义,而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私盐贩子中,也不乏造反起义的支持者。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齐。两年之后,他就从皇帝宝座上被赶下台,不久即在山东泰安附近兵败自杀。黄巢的老家在山东菏泽,三代都是私盐贩子。贩私盐在唐朝是死罪,但是利润奇高。作为私盐贩子,黄巢家里并不缺钱,所以在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黄巢的造反更是一种借机获取更大利益的策略。而元末更是典型,朱元璋起义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就连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可以说,封建历史上的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斯大林墓

李鸿章像,摄于1871年。

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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