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危急时刻: 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

Jishi - - 文史视界 - 文/雪珥

1880年,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的飞进紫禁城。 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披着羊皮的熊

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主要源自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冲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面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图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一场残暴的屠城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 (即“七城之国 ”)。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最大的政

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二、琉球毕竟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胁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 应,当然是心腹大患。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天山风雨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不久,阿古柏病死,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竟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赖着伊犁不

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 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 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 留下伊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在 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 问题。由崇厚率领的大清国代表团于1878年底到达圣 彼得堡。俄国要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 国军费,在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同时还需向俄国 割让部分领土。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差大 臣的身份,在俄国提出的《里瓦吉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等文件上签 字。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能收回一座孤城, 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张之洞就曾指出: “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 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左宗 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 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 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 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 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 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 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 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 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一方 面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缨。 全 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国就被逮捕, 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 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 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 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 中国。 大清政府则一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驻英公使、曾 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左宗 棠亲自率军屯驻哈密,随带棺材,以示必死的决心, 做好了和战的两手准备。

日本趁火打劫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蕃置县,琉球国王必须移居东京。琉球问题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

1875 年,陕甘总督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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