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是如何成为“第一廉吏”的

Jishi - - 文史视界 - 文/胡 恒

中央电视台重播了电视剧《于成龙》,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作为“天下廉吏第一”,这位清朝的官员在30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成为话题,这既说明其为官之道、道德文章具有的长远价值,也表明在反腐倡廉时代背景下公众的某种期待。

沉潜乡野几十载了解民间疾苦锻炼个人才识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少年天才,官场亦是如此。不过,封建官场升迁有着严格的制度,宋人形象地将其称作“磨勘”,即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升迁。制度设计的益处在于,官员能够经历各种职务、不同环境的历练,进而逐渐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并锤炼出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则 在于,每一级职位对于年龄的要求较高,故当事者倾向于及早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易急于求成。实际上,沉潜深思、修身养性、积累经验、久久为功,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健。与其一味推崇少年天才,不如推崇那些默默努力、涓滴成流、聚沙成塔、大器晚成之人。于成龙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少年时代,他就勤奋好学,熟读诗书,且明晓事理、见识过人。他曾在明崇祯十二年考中乡试副榜贡生,但迟迟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过着清苦的耕读日子。这样的岁月锻炼了他的才识,也让其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帮助。于成龙在家乡时就名声在外。有记载说,明末盗贼蜂拥而起,乡里居民曾欲修筑堡寨以做防卫,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龙家的祖坟附近。风水先生认为这将不利于风水,但于成龙笑着回答:若能保千家万户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轻,应当修筑。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思考问题往往能从大局着想,体贴百姓疾苦。这与其后来的从政思想是一脉相承。

多地州县任上兴利除弊不做太平官

《韩非子》记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武。这句古语对设计一套科学的干部遴选机制很有启发。高级官员的成长总是需要在基层、在艰苦区域的锻炼。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第一次出仕,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第一任官职是任广西罗城县知县。从山西到罗城,行程将近6000余里,家人、亲友很为他担心,但他不以为然,决心要为民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罗城地处荒僻,条件十分艰苦。据于成龙文集《于清端公政书》记载,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人不过数家,满目荒凉,野狼遍地,甚至没有官衙,最初

只能寄居在关羽庙,把床安放在周仓塑像之后,以院内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没过多久,他带的两个仆人就遇到瘴病而死;另一个仆人见此情形,也告辞而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于成龙兢兢业业,为民谋利、问民疾苦,设学校、兴教化,不久便取得成效。罗城盗贼频繁,一方面是因为贫穷,自然条件险恶,另一方面也与族群关系复杂有关。除了汉人外,当地还有瑶人等民族,民风强悍,相互仇杀,且有人据险为盗。为此,于成龙编查保甲,约束居民,同时率乡勇直捣盗贼巢穴。一时间,罗城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尽心于农耕。于成龙去罗城时,家眷皆未跟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县政事业上,且做到了爱民如子。当地人看于成龙生活清苦,便向他送来一些油盐,于成龙说:“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 母。”不出三年,罗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绩出众,于成龙考核时被定为“卓异”,这是清朝官员考核的最高等级,被调任四川合州担任知州。于成龙调任前,罗城人民夹道送行,“泣送数百里”。合州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依然很重。担任知州职务对于成龙而言,是一个大的考验。他到任之后,立即对旧有积习进行改革。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但于成龙接帖后,坚决拒绝,同时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居民役务负担废除了10余件,又设法鼓励人开垦荒地。百姓赞扬他清风廉洁,跟在罗城一个样。两年后,于成龙又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驻扎岐亭镇。有一年,黄州闹饥荒,于成龙没有什么积蓄,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骡子出售以赈济灾民。但好景不长,吴三桂突然在云南起兵,兵锋直指

湖广。清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为招抚叛逆,他自骑一骡直奔敌寨,并成功劝服对方,其勇其智令人叹服。这其实与他在黄州、武昌任职期间人品高洁、廉洁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开的。因平叛有功,于成龙被擢升为黄州知府。尽管战事紧急,但他依然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江防道员,操练水师,亦卓有成效。在正式成为省级大员之前,于成龙出任罗城知县,随后出任知州、知府、道员,并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历练。难能可贵的是,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于成龙没有丝毫心灰意冷,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兴教化,废除陈规陋习,同时做到了清正廉洁。这正是应了他说的那句“天理良心”!

身为地方要员力行勤俭革除社会陋习

《论语》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古语强调,官员从事政务需要崇高道德和人格魅力的示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官场之风。对于高级干部这些“关键少数”而言,更是如此。于成龙的经历,对今天的高级干部不无启迪。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案件。于成龙到任之后,逐一纠查,将被冤屈入狱的平民尽行释放。当时的福建巡抚大加赞扬,认为于成龙执法不徇私情且甘于淡泊,为福建全省廉能第一。康熙皇帝也表示认可,赞扬于成龙居官有年、素有才能。没多久,于成龙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是全省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仅次于巡抚。虽然此时已是高官,但于成龙依然与任职罗城知县、合州知州时一样,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从不知享受,也不收受馈送。即使这些馈送是当地长期形成的惯例,也一律不接受。

他的卧室里,除了有一些书籍、朝服和煮饭器皿外,别无一物。于成龙曾说过:“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

两年后,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后一年,又升任两江总督。这两个官职属于很重要的地方要员,由此亦可以看出他的政绩是多么突出。康熙皇帝曾经召见于成龙,称“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还赞他廉洁自持、始终如一,“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著闻。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

在直隶巡抚任内,于成龙对当时官场的馈送结纳风气深恶痛绝,到任即告诫州县,不许搜刮百姓,馈送长官,如有违反,绝不宽宥。赴任两江总督时,于成龙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大张旗鼓,以示威严,而是与幼子共骑骡车一辆,悄悄入衙。平日里,轻车简从,查访民间,革除积弊,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于成龙常常食用青菜而不知肉味,竟还得了个“于青菜”之称呼。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人众多,原有奢靡之风,见于成龙力行勤俭,于是世风开始有所变化。

清康熙二十三年,因多年积累成疾,于成龙病逝于任上。众人到其寝室,只见到绨袍一袭、靴带二、瓦瓮米数斛,见者为之落泪。一个担任两江总督的高官,清贫至此,古今都不多见。丧归山西之时,“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付地哭,江涛声殆不闻”。康熙皇帝为他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同时,入北京三立祠,意为“立功、立德、立言”。清康熙四十六年,即于成龙去世20多年后,康熙皇帝南巡时还听到江南流传于成龙的清官故事。

正确的义利观不是做大官而要做大事

于成龙不仅是廉吏,而且是能吏,堪为楷模。他的成长历程,与他持有正确的义利观有很大关系——做官不是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因而,他每到一处,都能不避艰险、不避非议,勇于任事,坚持原则 和正义,兴利除弊,甚至得罪上级、豪强也在所不惜。“公生明,廉生威。”于成龙一生勤政爱民、自甘淡泊、严于律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让下级信服,而且收获了百姓的支持与认同,故能政通人和、百姓乐业。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于成龙之所以在清康熙朝出现,与当时朝廷肃清吏治、完善健全选拔考核制度、扫除积弊有关。在官场风气较正的大环境中,廉官、能吏能够迅速被提拔,并进一步为官场新风注入活力。于成龙的事迹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依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官员考核应重德行、重能力,而不是按照年龄一刀切。二是官员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廉洁奉公,为民谋利,方得受人敬重,方能行之久远。三是官员要修身养性,勤于读书,于书中结交古今圣贤。这样的修身养性,才能免受不良风气侵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四是要使一大批廉洁官员能够在官场中出现,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这就需要国家下大力气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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