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与日本争夺毒品市场 聚敛毒资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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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汉娜•帕库拉

国民党的“剿共”经费哪里来?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

蒋介石操控毒品市场

蒋介石时代,孔祥熙、宋子文操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介石需索金钱“剿共”。委员长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介石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1928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秘书长抱怨说: “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但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2000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 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1700万元左右的“禁烟所得”。1930年,13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3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1931年4月27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通过杜月笙售卖鸦片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 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8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60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 “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600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600万元,其中约15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

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在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10家吗啡工厂,每个月付国民政府40万元保护费。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300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1600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3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

和日本争夺鸦片市场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介石利用鸦片支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蒋介石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 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介石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60公斤,即中国120斤)鸦片成本400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320元的一般税、32元的剿共捐、3元2角的中央政府规费、1元5角给地方商会、2元5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2元5角给地方女子学校、7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920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4倍以上,达到每担1688元7角。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害中国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204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300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 说,有一车队载运180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1935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1937年1月1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天下和合真情一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精神价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艺术理想世界,它蕴含在世界各文明思想之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古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引领着中华民族对价值理想世界(天下)的憧憬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其表述的话语虽多样而异,但同归而一,形式分殊,其理不二。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使人亲密团结起来,表彰百官中妥善治理者,协调、和谐各诸侯国关系,使天下和睦、和平。朱熹弟子蔡沈注曰:“万邦,天下诸侯之国也。……雍,和也。此言尧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万邦即万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朱熹注曰:“圣人在上,高出于物,犹乾道之变化也。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天道、王朝、人事不断变化,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万物保持最大的和合、和谐,和实生物,使天下万国大和、安宁的共同体的意愿得以实现。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若为私,有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普遍憧憬和意愿,为实现此,制定具体措施和制度,以制度的力量,使之实行。货“不必藏于己”的经济制度。人类没有必要把创造的财富归于己所有,社会财货为全社会成员公有的社会理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的劳动工作制度。人人各尽其力,但不为己,而为人民社会服务。“男有分,女有归”的分工制度。根据性别和需要进行分工,如男耕女织等,每个人都有劳动工作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是“壮有所用”。“选贤与能”的官吏选拔制度。官吏是社会规则、规划的制定者,社会的管理者和政策实施者,及社会、人际各种关系的协调者,因此,必选择有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来担任。绝不能提拔佞臣和任人唯亲,否则有违大同世界的大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泛爱众、兼相爱的原则。不独亲爱自己的亲人和子女,对他者也像爱自己的亲人、子女一样。“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的劳保、养老制度。“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福利制度。“讲信修睦”的人际、社会、国家、国际间关系原则。要以诚信化解其间误读、误判,以诚实无欺、真实无伪,建立互信、互诚、互鉴的关系,反对战争、恐怖,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睦相处。大同世界设计的完善性、具体性、合理性度越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中国方案。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信息条件,而未能普及世界。后来康有为作《大同书》,他目睹人类在不平等制度下的诸多痛苦,主张破除九界(国家、等级、人种、形界、家庭、私有制、行政区划、类界、苦界),认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人类平等,世界大同,为世之公理。孙中山也倡议“天下为公”,使大同世界价值理想得以传

古代中国方案。如此全面、系统、合理、正义、公平的设计智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根和本的所在,在当时独领世界之鳌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世界各国休戚与共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发展的趋势,以不畏浮云的胆识和高瞻远瞩的胸襟,融突而和合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的精华,以其卓越智慧和智能创新,和合、升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观;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情怀和历史担当,在新世纪、新纪元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将具有久远的意义和共同的价值,体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时代的创新性、逻辑的度越性、人类的愿望性、命运的航向性、话语的自信性、融突的和合性。时代的创新性。“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在惊涛骇浪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博大精深的中华儒家文化是我们化解错综复杂冲突危机的钥匙。“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看清今的世界,参透今的社会,认识今的彼此,夯实新时代创新性的基础。创新是人类发展的首要路径,是社会兴旺的必要选择,是人们普遍的愿望标的,是全球治理的合理原则。当今世界、社会、彼此,仍然存在种种冲突、对抗、恐怖、动乱、战争的现象,中外古今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两害;合则共赢,战则共输。家和万事兴,行和万事通,国和万事成,世和万事和。家斗则衰,行戾则害,国斗则亡,世斗则乱,这是普遍的魔咒。中华民族是由5000年文明化育、滋养的以和为贵的和平发展的民族,中国决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要和平就不要对抗、冲突、动乱、战争,而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

的价值观,以融突和合各文明间价值观的差异。“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呼声,全球各民族的诉求,人类共同的愿望。命运的航向性。“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命运之神将指向哪里,人类诺亚方舟驶向何方?在全球前途迷航,寻找最佳航道之际,在人类命运的航向处于风雨飘摇、颠簸难进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犹如航道上的灯塔,引领着人类诺亚方舟驶向美好的理想目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美好的理想目标,要反思人类所面对实存的世界实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舟,要思虑全球实存的天时地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我们必须从大处、高处、全球处望远,即从合抱、九层、千里处钩深;从小处、末处、基地处索隐,即从毫末、累土、足下处起步。规划精确的航向目标,设计美好的理想蓝图。1.共商共治。“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世 界的变故在斯须瞬息之间,百年来谁能维持不变。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开创人类命运的新纪元,必须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妙合众人的智慧,凝聚大家的力量。现存是多元的世界,多样的全球,是政治理念、经济状况、文化艺术、军事安全、国家制度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殊异,以及局部战争、恐怖、动乱、冲突、危机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若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对话协商,通过以高超的智慧、精微而充分的商洽、商酌、商议,以取得共识互包、共鸣互信、共存互尊、共事互诚、共管互制,才能化解冲突危机,消弭恐怖战乱,逐渐弥合多元差异,以驶向一个真诚和平共治共处的新世界。2.共建共享。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而美丽的大厦,真诚地和平共治共处是先决条件,战争、恐怖、动乱使城市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国家生灵涂炭,饿殍载道。共建就是各方共同建设和合、和谐、普遍、安全、安身立命、幸福乐业的家园,共享所获

台上有效争得话语权的成功例证。融突的和合性。“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言简意赅、钩深致远的概括,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妙合凝练、意境深远的彰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挑战、战乱、冲突时有发生时期;恐怖活动、难民危机、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阴云未散;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持续蔓延;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人文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等威胁不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以尚和合思维为指导,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原理,融合、协调、化解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对抗,而达尚和合的目标。天地自然、草木禽兽、民族国家、人民大众,都是实存的生命体,应遵循“和实生物”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和生原理;政党集团、宗教派别、民族种族、冲突各方,应按照“和而不同”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处、和处原理;社会制度、道路选择、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应根据“己欲立而立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立、和立原理。这是人类之所以生存和持续存活的根源,也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之所以能实施的基础。唯有如此,才能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根柢深厚壮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果实就结得饱满丰硕,中华文化的土壤肥沃丰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明亮悦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从历史经验教训和实存问题故事开始,借鉴中华文明史以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问题,是时代创新性的进程,以彰显时代的价值力;理论创新之成为理论创新,并升华与构建为更深的理论体系,是逻辑度越性的过程,以体现理论的能量力;理论逻辑度越性能量的释放,必须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为人类共同愿望呼吁,这是人类愿望性的表征,以凸显人民的推动力;实现人类共同愿望的诺亚方舟是驶向真善美的未来世界,要通达这美好的价值理想境界,必须航道正、风向顺,这是命运航向性进程,以显现命运的指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圆融,使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为世界人民所认同、所点赞,登上世界多边外交舞台,是话语自信性的体现,以说明文化的自觉力;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冲突、战乱、恐怖威胁,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化解之大道,是融突和合性的过程,以展示天下的和合力。由此施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理论体系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现实实践的价值能量。她点亮了全球人民心里的明灯,她照亮了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她开出了人类新时代的新生面。

慨,给鲁迅的版税高达25%,而当时其他出版社所给的版税一般为12%。作为比较,今天一般作者拿到的版税不过是百分之八,只有极少数畅销书作者可以超过百分之十。鲁迅自然知道北新书局和李小峰给他的特殊待遇,所以他说:“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鲁迅到上海之前与北新书局关系很好,不过双方在稿费问题上却没有清晰的账目。在鲁迅可能是不好意思问,而且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时当教授的收入很高,分别是四百和五百大洋,也就不太关注稿费;而李小峰大概觉得鲁迅是老师,处理起来也有些随意。例如李小峰有时听说鲁迅手头紧张,就马上送去几百元,但到底鲁迅应该拿多少并没有核算过。等到鲁迅到上海建立家庭后,这租房子、买家具以及维持日常生活,样样用钱,而鲁迅那时并没有多少积蓄。此外鲁迅每月还要给在北京的母亲和原配妻子朱安寄生活费。最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在鲁迅准备打官司之前, 许广平已经怀孕,鲁迅还要为孩子出生做好经济上的准备。而鲁迅在1928年每月稿费收入平均不到200元,显然远远不够,这是鲁迅下决心与出版商打官司的直接原因。

当初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每年数百元到千元之间,因为鲁迅那时著作不多,这些数字大致不错。不过鲁迅1926到1927年在厦门、广州时,收到的版税却大幅度减少,1927年只有470元。鲁迅到上海后,当时他交给北新书局出版的书有九部,都很畅销,按说版税应该很多。鲁迅为北新书局主编两个杂志,理应有固定的编辑费。鲁迅还为北新书局翻译作品,也应该有版税收入。但事实恰恰相反,从鲁迅日记中看到这时北新给鲁迅的版税每个月只有一两百元,有时还会拖欠,对此鲁迅当然不满意。恰巧那时有人写文章攻击鲁迅爱财如命,说“鲁迅发了财了,他在北新每年有上万版税啦!”这才提醒了鲁迅。据鲁迅日记,1929年七、八月开始,鲁迅一方面暗暗调查北新所拖欠数目有多少,一方面托人聘请律师,了解有关法律知识。按照《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以及鲁迅好友郁达夫的说法,北新书局拖欠的数目有两万元左右。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两百万元。事后看来,鲁迅所索要的这笔钱占鲁迅全部稿费总收入的40%或者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所以鲁迅与李小峰的这场争端,不但对鲁迅而言不是小事;而且在20世纪中国版权史上,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和所涉及数目巨大,也值得特别关注。

但鲁迅一开始并不想与北新书局打版税官司,他觉得李小峰人品不错,希望他能够自觉归还。其次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师生关系——作为老师总是不愿把学生告上法庭吧。第三,鲁迅更担心的是一旦双方打官司,不但师生关系可能破裂,自己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外界肯定会以为鲁迅是个财迷,重财轻友。最后鲁迅对打官司这事也确实不熟悉,更怕麻烦。例如他1929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和北新交涉款项的事,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为关于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内,现在忽而出现,引起的麻烦恐怕比预想还要多。”

的钱去嫖妓、养姨太太等,由于李小峰自小是哥哥将其养大,所以对此也不敢反对。对此李小峰解释说由于北新书局专门出版新文学的书,效益并不好,而广告当然会有夸大成分。至于把出版重点转向儿童读物和教科书,就是为了增加收入,他也知道这会引起鲁迅的不满:“从此,先生对北新的偏爱因出版方向的转变和版税打官司等原因转向了疏离。”最后李小峰说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当时韦素园这位青年作家住院急需用钱,便未经同意挪用了鲁迅的版税。说起来这韦素园也是鲁迅的学生,大概李小峰觉得先挪用一下也没有什么。不过,无论如何李小峰应该给鲁迅提前打个招呼吧?两人当时都在上海,平时经常见面吃饭,书信往来更多。就算李小峰忙得没有时间见鲁迅,写封信或者派人对鲁迅说明情况总是可以罢。至于李小峰为什么没有回复鲁迅几次催要版税的信件,大概他觉得既然一时不能满足鲁迅的要求,干脆置之不理。或者他另有什么难言之隐,就不好猜测了。说到版权保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不受重视。我国第一部版权法是《大清著作权律》, 1910年由晚晴政府颁布,比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英国的《安娜法案》整整晚了200年。不但内容极为简单,而且没有真正实行过。直到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才对私自翻印、出版他人著作或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者给予罚金50元到500元的处罚,有了一定的版权保护意识。1928年国民政府又颁发《著作权法》,其中第23条明确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其权利人对于他人之翻印、仿制或以其他方法侵害其利益,得提起诉讼。”鲁迅请律师状告李小峰,就是因为有这个第23条。只要李小峰承认拖欠鲁迅的版税,那么鲁迅就会胜诉。经过与律师商量,鲁迅决定在1929年8月25日正式提出起诉。知道鲁迅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后,李小峰既吃惊又有些紧张。吃惊是他没有想到鲁迅会不顾老师身份要和他这学生打官司。紧张是因为他很清楚,拖欠鲁迅版税的事情如果被媒体公开,对北新书局会很不利。当时北新拖欠不少人的稿费,如果鲁迅这官司打赢, 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北新肯定招架不住。李小峰急忙写信给鲁迅要求和解,随信又附上一笔版税。结果不但这钱被鲁迅退回,就连当面商谈的请求也被拒绝。无奈之下李小峰只好贸然登门,请求和解。但鲁迅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之前我当老师的给你几次写信你都不回,现在要打官司了才想到登门认错,晚了!请看鲁迅在写给朋友信中的说法:“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鲁迅还在信中这样调侃自己:“近来忽于打官司大有趣味,真是落伍之征。”原先有人攻击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如今

鲁迅和家人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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