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言说中的历史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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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一直活跃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毁誉参半的“文化大散文”不仅带来了创作上的喷涌，也刺激了评论的交锋。新世纪声势浩大的“在场主义散文”运动，勾连起上世纪末对大散文的诸多不满和本世纪初对散文的殷切期待，在理论和创作的双重“突围”中，敞开了诸多散文的话题。这期间，“新散文”的别致“转身”和果断“背叛”唤起了新一轮的文体革新的冲动，及至近年来“原生态散文”“非虚构”“跨界写作”等口号的提出，依然在多方面显示着散文的亲和力和活力。每年几百种散文图书的出版，数以千计的散文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的登载，新媒体平台短平快式的推介，以及新旧杂陈规模不等的散文奖项的创设和颁奖，使得散文的“会客厅”齐聚各路人马，不断地挑战写作的壁垒，更新人们对散文的固有认识。渐行渐远的历史事实与次第展开的当下场景以一种驳杂又生动的形象展现在新世纪的散文 作品中。打捞记忆碎片，重返生活现场；以个人立场回溯历史、切入当下，是新世纪散文基本的向度。

一、历史图景的“小叙事”

“述史”，是新世纪散文的一种常见姿态。新世纪散文的“历史”图景，体现在大至家国战争小至个人生活史的讲述中。新世纪散文领域涌现了许多描写重大战争、刻画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的篇章，而在书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诸多散文中，祝勇和张锐锋的姿态很值得关注。

作为1990年代末“新散文”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对历史有自己的观念和写法，致力于“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捡拾被主流叙事无意或者有意遗漏的碎片”，“拼接出‘新’的历史版图”，“拼接和营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秩序” 。2002年，祝勇出版了六万字长篇散

文《旧宫殿》，被称为21世纪初跨文体叙事的发轫之作。此后，祝勇的散文创作保持了对历史的高度热情。他直言“历史与现实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历史是现实的另一个版本，而所有的现实，都将归入历史的统辖”（祝勇《变化中的散文》）。因此，他的历史书写，往往贯穿古今，找到了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隧道。他笔下的先秦变法（《变革者的咒语》），民国风云（《残局》《当部长的梁启超》），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视野开阔，文气充沛，文采飞扬。特别是发表于2010年第5期《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宝座》则体现了一种新变。这篇文章延续了作家在《旧宫殿》中对专制制度的剖析，并将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它聚焦于故宫博物馆中那一把象征皇权的“皇帝的宝座“，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以佐证，钩沉了与这一文物有所关联的古今中外人士，从贝托鲁奇、绿蒂、慈禧太后、路易十四、山西巡抚毓贤等人的不同视角出发，以考古学家的耐心、历史学家的专注和文学家的想象，逼近并敞开了丰富而细腻的历史细节。它以“宝座”的流失海外、失而复归隐喻历史的神秘性——有属于它的意志和道路，透过一个古老帝国对尊严和权力的追逐来展示历史衰亡的不可逆转，以实写虚，动静相生。引人瞩目的除了作家绵密的针脚和熨帖的阐释，还有文末附注的25个注释——一方面以扎实的史料托举起充沛的想象，显示了一种严谨的史学意识，又得益于批判惊声的穿透，且通篇贯穿着诗一般的语言和想象，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新鲜又有趣的阅读空间。

如果说《宝座》这类散文主要倚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散文的“跨界”色彩和 小说化的痕迹比较明显，那么祝勇的另一类散文创作，则开启了面向历史的另一种叙述。2013年，《十月》杂志开设祝勇散文专栏《故宫的风花雪月》，主要分为书画、古籍、文物三个类别，从历史的角度叩问传统文化的精髓。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评价祝勇：“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历史事件褪去了戏剧化的面影，人物也甘愿退居其次，凸显出来的是书画、古籍和文物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气脉。《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堪称代表。

“《兰亭序》，一页古老的纸张，就这样形成了一条漫长的链条，在岁月的长河中环环相扣，从未脱节。在后世文人、艺术家的参与下，《兰亭序》早已不再是一件孤立的作品，而成为一个艺术体系，支撑起古典中国的艺术版图，也支撑着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强大的有机体，有着超强的生长能力，而中国的朝代江山，又给艺术的生长提供了天然土壤。”

该文由王羲之《兰亭序》制作，联想到中国文化史上“率性而为”的名篇巨制，在历史典故中追寻文人的原生态，以三国的刀光剑影、西晋的压抑悲凉反衬东晋的畅饮、酣歌、书写，追问生命的价值，呼唤一种自由、随性、不羁、本色的文化氛围。祝勇以饱满的想象性描绘复活了后人对艺术精神的“曲水流觞”式的承传，全文充盈着鲜活的现代气息和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力量。而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以临摹的方式“追溯”《兰亭序》的文化魅力，以艺术永恒的美来对抗死亡和虚无，这种博大的文化情怀和刚健的文化气质，则赋予

了祝勇的历史文化散文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我以为，这类充满了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以日常生活的细节触摸历史的暗门，呈现生命的真实状态；以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充沛的想象性体验抵达了精神的现场，兼具思想的穿透力和语言的美学力量，在“思”与“诗”之间找到动态链接的历史文化散文，是新世纪以来散文领域最有分量的收获。

二、家族记忆的苏醒与对话

2010年，《花城》杂志开辟“家族记忆”的非虚构栏目，“希望透过家族往事的讲述和回忆来折射历史的变迁，追溯远去的年代，唤醒同辈人的集体记忆，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花城》杂志“家族记忆”栏目征稿启事）这类“家族记忆”，在各种“非虚构”的“记忆”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检阅和审视新世纪散文的一个入口。近些年来大量出现的对父亲母亲（尤其是对父亲）的追忆，构成了新世纪散文的一道奇观。就题材而论，这类散文表现的是亲情的流淌、创伤的抚摸、时光的追忆和生命的顿悟，对读者和作者而言都不陌生。然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家族的历史就是民族历史的注脚，家族的记忆就是乡村记忆、民族记忆的基础，家族记忆的苏醒宛如民族记忆河床的默默涌动，投射着时代的光和影，回响着代际经验的对话，也为读者进入历史河道提供了一叶摆渡的扁舟。

因为对作者而言，家族历史不像国家历史那样，是外在于个体的肉身和灵魂的宏大背景。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我“成为今日之“我”的原初。从出生之日 起，我们就无可阻挡地投身到家族历史的谱写中，我们用血肉和灵魂参与了家族历史的书写，当我们凝视、审阅、触摸或撞击祖辈父辈历史的时候，我们正以另一种形象为后代留存记忆，为他们来日的咀嚼和谈论提供资源。因此，这种家族记忆伸手可及，沁入血脉，它常常是幽深的、痛苦的，纠缠着让人无法回避。这些正是我们在新世纪散文中读到的。

鲁敏的《以父之名》，写一个“生活腐化”的父亲，与“我”与家庭的隔膜、与父亲的疏远，写“我”在年轻又残忍的岁月里成长的无奈，成年后“亡去者永远不知，生存者亦知虚无“的无尽的唏嘘。“我旁观着世界上的父亲与女儿们。我知道那很好，但说实话，倒也不是多么羡慕。我心里始终有一块冷静的去处，那是结了冰的湖面。”文章以真诚和勇气抖落出私人生活中一些残忍和粗糙的碎片，固执地撬开了记忆的冰湖。当我在父亲死后透过那全黑、高光漆、很亮的家具中映照出来的恍惚的面容时，我惊觉：“镜中人不是我，而是二十年前，那个刚刚目睹父亲吐出最后一口浊气的女儿，以父新亡之名，她紧绷着脸，下巴硬硬的，看不出难过。”这个文章一面在写父亲，同时也在写自己，或者借着写父亲，来写自己，来质问生存的意义。

诚如某位论者所言：“这些散文的最大特点是，迥异过往对严父慈母的一味礼赞、歌咏和感恩，而是把深情厚念逼入历史的深处和意识形态最为诡秘的部分，出示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如何与特定历史时期坚硬如水的政治、社会和人际纠结、抗争、妥协甚至合谋，从而表现出人性的晦暗、光亮和苦难，使这类散文超越以往，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历史容量和思想深度，走向成熟和大气。“（唐小林《消失·记忆·在

场——2010年散文的一种回顾》）这些散文中的父母亲形象不那么高大，谈不上完美，更多的是卑微、琐碎甚至有些丑陋，因而也格外真实的面孔。

李颖的《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以悲怆的基调回忆了父亲卑贱的一生。父亲像一个影子，一生被黑暗笼罩，他是一个“不曾拥有哪怕是一艘最小的破船”的捕鱼人、一个由“走街串巷卖艺的叫花子”演变而来的蹩脚可笑的魔术师、一个倔强地为自己挖了个坟墓的掘墓人，而这三种身份都是可疑的，模糊不清的——“父亲是一个可疑的存在”：

那么多难以言喻的身份，那么多难以界定的历史，那么多难以启齿的欲望，像一个个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兽，在他贫瘠的思想里横冲直撞。他曾经引以为荣的贫农身份、军人身份、工人身份，在现在来说都显得是那么的别梦依稀。他不能理解这个荒谬的世界。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证明，证明那曾经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远去，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肯定，肯定他是一个足以值得尊敬和骄傲的人。

这个终其一生都找不到存在感的父亲，却在他死后变成“我”生命中无法抹杀的影子：“他的一生也许过于乏善可陈，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的一生呢。我知道是没有的。我们那么相像。”撕开父亲惨淡不堪的一生，“我”看到的是生命的沉重、虚飘、幻灭，我灵魂深处的这声叹息，越过自己，穿过父亲，留下了空旷低调的回响。

这类表现“家族记忆”的散文，常常从令人扼腕叹息又不可逆转的死亡写起，通过与父辈的生命对话，来经历对生命的缺失与丰盈、逼仄与豁达、创痛与欣慰的体验，来达成对生命价值的探询，来呈现生 命的生长性与整体性。打捞这些属于几代人的记忆碎片，其实开启了一场代际的对话。沉潜于家族记忆，在带着感伤、沉痛又弥漫着陈旧气息的氛围里，几代人共同参与了生命的历程，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和坚韧。这就是这类散文的动人之处。

三、现实处境的在场体验

对个体而言，进入历史有时需要一个契机、一点勇气和一丝技巧，历史的深邃和厚重常常阻挡了我们质疑的目光，而“家族记忆”所敞开的晦暗不明的历史有时也会让我们停下脚步，但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动却时常催促我们迈入其中，跟上时代的旋律和节奏。光怪陆离、新异出彩的生活给散文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养分，也对作家对时代的回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切入当下、直面生存，从作者的亲身经历里，从自我的角度、个人的立场发现生活的真相，领悟生活真谛，就成为散文作家写作的一种常态。这种常态是建立在散文对现实处境的“在场”体验之上的，它放弃了对生活的抽象概括，重返生活的现场，以个人的生活史来记录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见证社会即时性的变化。与小说孜孜不倦于探索“未来的可能性”不同的是，散文当中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是凭借个人的经历和经验达到对作者身处其中的生活的沉浸，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一己”出发，去理解当下生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场景予以近距离的“凝视”和“贴身”的描述。正如学者陈剑晖先生指出的：“散文与此在的日常生活呈水乳交融的关系。散文与日常生活有一种诗所不能及的契约，它总是与日常生活保持着一种共时状态。它通过一个个的带着人间烟

火的生活情景或形象片断，将或明或暗或直或曲的感情寄寓其间。（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这种从个人立场出发，倚重“在场”体验的书写方式，在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强化。

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和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体现出了一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积极主动、敢于承担的介入，是从个人的微观立场出发的，是直击现场目击道存的。尤其是那些针对当下现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都市或村庄的社会变化的文章，无疑成为现阶段最快速、最直接地展示普通人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展示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的文字。这些作品真实、真诚、真挚，但文章的艺术性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对“非虚构”的限制和不足，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曾坦然指出:“我认为梁鸿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能充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能做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记者、一个社会调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精神的见证者，是一个文学家？我一直期待着类似于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

不过，在新世纪的散文中，我却读到了另外一种“在场”的呈现，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身份意识、身份立场在作品中的呈现。

王小妮的《上课记》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切入现场，观察自己的学生，体会他们的喜好与苦恼，记录他们的彷徨与躁动，感受他们对时代的回应，呈现出一个较少为人发掘的群体的面貌。发现他们青涩思考中的光芒和力量，呈现出一个纯真与复杂并存的青年自我成长的心灵世界。作家很珍惜自己这种身份带来的收获，她在与大学生的课堂交流和谈论中，倾听年轻的灵魂，以年轻人葱茏的激情来激活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想象，获得一种生活的诗意。

柴静的《因为如果是我》充满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和对底层艰辛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一种体恤。可贵的是，她的散文写出了一个记者在职业的尖锐、到位的提问、克制的情感和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中的“两难”，当她情不自禁地走进被访谈者的情感世界时，她惊讶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当她以职业记者来要求自己客观冷静时，她又充满了矛盾和苦恼：“‘这种采访象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于是，她感悟到，要“像作家一样去问” ，把自我放下，沉浸在别人命里，像他那样活一遭。 她从对访谈类节目制作的反思里得到突破，获得对生活的更加深入的理解——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带着强烈的职业身份进入到写作中，又不断地反思这种身份，进而达到对生活的更深入的理解，是柴静散文的独特之处。

2012年，青年作家、江西省广丰县城管局长周亚鹰出版了《我是城管》一书。

这本书“如同一封起诉书”（梁晓声），把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建设中的新行业—— “城管”晒在了公众面前。作家想“根据我的经历、我的理解、我的认知，把城管之所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背后不为人知的东西说出来，借此还原城管的本来面目，再现严峻的现实”。文章不仅是呐喊，更是以最基层城市里的一名城管工作者的身份，来思考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反思城市管理体制的不健全。这部书不以猎奇为立足点，而是通过对体制的反思来考察“城市意识”的嬗变，理性地反映市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由此达到对城市景观的透视。

重拾个人的立场，以鲜明的身份意识，进入生活的深处，着力于某一个领域的发现，使得新世纪的散文创作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了“全民创作”。这种实践可视为作家在碎片化和智能化时代抵抗遗忘、追求精神完整性的努力。而这么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拿起笔来写自己的经历、体验，汇成一股“非虚构”的创作潮流，那么新世纪散文创作的领域，也有可能获得另一种性质的突破。

作者简介：黄雪敏，女，广东潮州人，文艺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